在文學領域，尤其在思想上沒有被寵壞的作家，在亞洲文學的漫漫長夜里或許已經很少了。這一片如此龐大的土壤，由于其特殊復雜的歷史變遷、民俗和民族性，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毀滅性（全面毀容）的阻礙之余，作為個體人、個體寫作者的生存，在過去的兩百年里，始終處在不健康的體制和語境、人際關系和情感深重的壓抑之中，他們筆下的文學性，個個顯得愁思紛紛、朝不保夕，日常的美學抱負，也大多愁眉不展，這在語言藝術的形式和文本可能性的發展上，嚴重影響到寫作者們每個人的天性及其最終的成就。隨著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發布：韓國女作家韓江獲獎，這一引人深思的現實終于再次浮出水面，同時，也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加引起全球讀者的關注，和世界各語種的文化工作者的注目。韓江以“70后”相對較年輕一代的文學語言獲獎，其作品關注較多的是戰后一代人的“創傷”，其殊榮雖不可能說是百分之百的實至名歸，但是在“沒有被寵壞”（其生存特異的處境）這一點上，韓江以她慣常的冷靜、節制和堅韌，贏得了包括英美法德意文學在內的各主要語種的高度認同和一致首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此中情形，基本上仍舊是卡夫卡——這名韓江的先輩作者——在百年之前的詩學命題：在廢墟中，騰出一只手來紀錄下廢墟！這也有點讓我聯想起中國的一個融合了道教精義和儒學教誨的成語：獨善其身。所不同的是，《素食者》的讀者們，這次是在腫裂的傷口中獨善其身罷了。諾貝爾獎因此而頒發給此類新新人類們的勇氣，幾乎顯得慷慨而振奮人心。這不僅是亞洲有史以來的首個女性作者獲獎，可能也是一百多年來的文學大獎為數不多的幾次落地到地球最柔弱的、風雨飄搖的廣袤土地上，值得全球、更值得亞洲讀者們的歡呼和欣慰。我說過，無論朝韓、日本、印度、中國，人們大多身處在特殊的、亞洲文學的茫茫黑夜里。作家們常常在此黑夜里滅頂，掙扎著以各種形式的精神探索求取生存或創造，但總不容易看得見希望，活到黎明臨近或天亮。生活在此一區域的藝術家們，大多有怪異的語言、想象習性和長相，手臂黝黑而如古猿般細長。在意識形態管控之下，亞洲文學發出的奇怪聲音，如同黎明前夕地球上無名的沼澤地，從莫言到阿蘭達蒂·洛伊、高銀、駱以軍、吳明益、魯迅、蕭紅、余華、多多……概莫能外。有一種出土絲綢般的、外溢的辛酸。如同毛姆筆下、上世紀的東南亞游記中山道崎嶇的村莊或村落，作為一種聽覺的背景中村莊里的家長里短，很難完全清晰地傳達到自由和民主的文明人的耳朵里。這其中，似乎是有一種“大土地×小語種”的焦慮和矛盾。我似乎把話說過頭了。無論如何，這其中文學意味的保守和觀念的落后，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落后的反面也有一種文學性，看你如何擷取。諾獎頒給韓江，一定程度上，也頒發給了世界范圍內的文明的進程——也即亞洲女性的歷史性意識的覺醒，頒給了女性獨立，不看別人的臉色，拒絕被殘酷的生存環境同化或寵壞。這一點，這一層意義上的“嬌寵”，是多重而復雜的，因為苦難和日?，嵥?，也同樣可把人寵壞掉；在文學層面，人類環境之甜酸苦辣，是對于人類意識和思想的根本性的塑造和腐蝕，作家如何在其中奮力求生，避免那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欲望之畸變式的結局，如何來打破這種文化獨裁式的困境，這就在最大程度上，成了考驗一名藝術家的心靈的難題。韓江獲獎，我最初想到的是我讀過的很多日本作家，繼而聯想起當代漢語中的林白和李娟，尤其是林白在2021年歷時八年創作出的長篇小說《北流》——她在韓江獲獎之前，剛剛獲得在亞洲范圍內華語文學界的最高獎項——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這一獎項，同樣以公平和犀利著稱，在業界廣受關注——但我知道《北流》這部小說，一直沒來得及被中文以外的更多語種翻譯并挖掘介紹。一定程度上，《北流》是我繼洛伊小說《卑微的神靈》之后讀到過的亞洲女性最佳小說，同時也是亞洲范圍內的最佳小說之一。關于它，我曾有專文論述過。自張愛玲、韓江、多和田葉子、林白、蕭紅、阿蘭達蒂·洛伊、虹影、樋口一葉、川上弘美以來，亞洲文學中這些杰出的女性作家們，給世界范圍的讀者們頻頻帶來驚喜，無疑，對于在以偏狹和離亂著稱的亞洲歷史環境下生存的我們中間的每一位，都是巨大和喜出望外的——本文中，我想簡略談一談我對于林白的粗淺的印象。

人不知不覺，就被他（她）吃的食物、書籍、習俗和人群寵壞了。被一天24小時中的睡眠和走路，他周圍街道的談話聲、店面、商品、出游和風景寵壞了。這是一種人文和社會學意義上相互生成、演化、嬗變的過程?？傮w而言，在全球化急速變遷的今天，一個人的靈魂和身體，其正常的體魄和健康的保持，必須要付出比前幾代人多很多倍的冷靜和警惕，才能勉強得以應付。人們每天處在新一輪的喧嘩與騷動中，其中，以手眼腦之間的信息爆炸為主體。我們說韓江的文筆有一種對于日常生活高度的冷靜自覺的捕捉，也正是大獎頒獎詞中所說：“用激烈的詩意的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性?！盵1]你會如何解讀“脆弱性（fragility）”一詞，以及“散文”，尤其是“詩意的散文”一說呢？

林白1958年出生于中國廣西的北流縣城。差不多六十年后，作為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事寫作，九十年代初成名的女性作者，她在遙遠的北漂地——首都北京，為自己始終夢牽魂繞的南方出生地量身訂制寫就了一部57萬字的厚厚的小說：《北流》，書名和縣域同名，仿佛通過這樣一種超大規模的語言方式，替自己重新頒發了一張出生地證明。同樣的文學鄉愁事件，也發生在同為女性的七十年前身處戰亂年代的蕭紅身上，她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回望自己的故鄉，寫出同樣驚世駭俗的散文史詩：《呼蘭河傳》。所不同的是，在蕭紅的年代，戰爭是真實存在、世界末日般的。而在小說家林白這里，戰爭更多的是一種文學和精神上的隱喻——在早年，她以長篇《一個人的戰爭》享譽1990年代的中國文壇。而我跟她最初的結緣，也就在她發表小說的同一期刊物上：1994年第2期的《花城》雜志，有我的一組詩歌。不過，我并沒有讀她的小說，雖然是頭條，但印象中只匆匆翻過，沒有任何關注。相反，我對作為詩歌作者的林白早年的作品，似有記憶。1994年，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西方文學現代派經典的序列中，那是一生閱讀的深海區域，我很少也很難把自己的腦袋浮出海面。事實上，我跟《一個人的戰爭》的責任編輯林宋瑜、朱燕玲也是好朋友，當年時常在一起吃飯逛街。而我閱讀的目光只集中在《都柏林人》、克爾凱郭爾、里爾克和俄國白銀時代幾位詩人身上。之后的一年，我讀到了印度女作家阿倫德哈蒂·羅易的翠綠色封面的《卑微的神靈》（即后來譯為阿蘭達蒂·洛伊的《微物之神》），驚為天人。

跟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同期刊發詩歌，次年，又讀到《卑微的神靈》——我想，這兩件事，大抵是我和林白結緣的萌芽階段——后者讓我重返亞洲文學現場。我們就跟最普通的兩位寫作者那樣，彼此陌不相識，無從認識對方，在各自的經歷中沉浮起伏。直到1994年往后算起的24年之后：2018年，先鋒書店的老總錢小華同時邀請我倆參加在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四都鄉的陳家鋪平民書局的開業典禮，在那次的活動上，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我記得是那年的6月16日，之所以挑選這一天，也有向現代文學大師喬伊斯致敬的意思。這一天是《尤利西斯》故事發生的時間，同時也是著名的“布魯姆日”。在英語世界，這一天是文學法定的節日，在松陽縣海拔800米的陳家鋪山上，這一天天氣很好，陽光燦爛。

楊鍵、阿乙、藍藍、陳東東、鐘立風都來了，小說家林白也來了，對于她，我有一絲好奇，但在熙熙攘攘的幾乎插不進腳的書店中，你很難和一個不確定有多少好玩話題的新文友從容自如地真正交談。下午的開業典禮，輪到我上臺念詩，我竟和民謠詩人鐘立風一起上臺唱起了歌，聲音還特別大，我向來有點人來瘋。鐘立風更是頑童性格，在人群中拒絕長大，人越多歲數越小，小到把周圍世界變作一處樹蔭搖曳的安靜的閣樓。

典禮結束，下山的途中，一輛大巴車把我們載上，我們于是繼續方才在書店里未能盡興的歌唱環節，一路唱下山，鐘立風和我先領唱，接著藍藍加入，全車人以不同聲部加入。最后，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林白也回轉過身小聲地加入了——是在高歌一曲前蘇聯民歌的老歌階段——《小路》《紡織姑娘》或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專屬于“50后”“60后”一代的外國民歌記憶。

幾年后，我在小說《北流》關于知青生活的描寫中，又遭遇了同樣溫情的年代記憶：手抄本上的老歌曲、外國民歌。這次，是更為詳盡的青春復述。

在平民書局開業回城的大巴車上，我們一路狂歡，不僅唱歌，且載歌載舞，一時之間，竟成為神交已久的老熟人。音樂，尤其是刻上了年代烙印的民歌音樂，成了比語言更迅捷的媒介——少了更多的禮儀和矜持。

此后兩天，出游、吃茶、吃飯、參觀——經常跟林白走到一起，隨說隨聊，沒心沒肺，好像一下子就認識了很多年。

雖然這樣，我仍舊不太了解她。只遠遠地，感覺她獨立、精干、好脾氣，身上有一種好的文字工作者常有的某種渾然天成的孤獨或孤寂——并非普通曠野上的石頭，而是石塊中的隕石。

她因為是廣西人，所以很像是生活在樹上，剛從樹叢的一端蹲躍出來。她面色黝黑，厚嘴唇上有一顆剛咬脫硬殼的看不見的果子，不僅個子矮小、精瘦，而且還有常年伏案后不自覺的背駝，顯得肩膀兩端擴張開來，就像一對進化途中的史前翅膀一樣。似乎甫一打量，她的肩膀會比她的臉部表情更具說服力。仔細一看，又被一雙骨碌碌的大黑眼睛，確切點說，是眼珠子，吸引住了。她整個人的神韻和柔情，都在那一對少見的顧盼生輝的眼珠子上轉動起來，黑得分明，白得精怪，隨時申冤的神情，永遠替天下打抱不平，直愣愣的柔情，眼珠的黑和眼白，兩部分都被一種莫名的深情撐住了，撐得圓圓潤潤，出奇的飽圓。超大規模的凝眸，好像撐漲到了世界圖景的可能的邊緣。一頭黑白相間（幾年后再見，就完全白了）的稀疏發叢，山民一樣束向腦后，綰成一種前現代的原始發型，這基本是她獨創、獨自琢磨出來的自由發型。她臉上有一種山里孩子失學的表情：饑渴、狂野、永不退縮，幾乎堪稱咄咄逼人。差不多是一種你不認識她是林白，她就會撲上前來手舞足蹈地大聲叫喊出其名字的那份狂野——2018年，她那年正好60歲。《北流》寫作正好進入到第7個年頭。在公共聚集的場合，她說話不多，動作安寧自如，有一種見多識廣的嫻靜和簡潔，非常女性，非常開放和內斂。她一看就是寫長篇小說的，正處在一種長年關閉室內冥想徘徊、偶爾出門溜達、半人半獸的心神狀態。她的額頭是超飽滿的，近乎半開化的蠻荒兒童的前額。從她的額頭上，你就能知道廣西是一個什么樣的省份了。離她家鄉最近的一座山叫“大容山”。那里曾有一個古代天下聞名的“鬼門關”。話說回來，林白的日常舉手投足里，有一種事后人們可以形容其為漢字“鬼門關”意味的東西，籠罩在其外貌和形象上。是身高、額頭、眉骨、肩膀，還是她整體的動作？她仿佛是漢語“鬼門關”一說的身體力行的形象大使。她是活的走動著的十萬大山中間崔嵬傳奇的一小段。仿佛有一段崎嶇多風的山路正直直地迎面而來。事實上，長篇小說《北流》，無論從文本還是意蘊上，都獨自闖過了當代中國文學和社會歷史的一段鬼門關。她的人、思想、外貌、氣質和她的小說，都一齊穿越并塑造出了一座森嚴大山中的峭巖陡壁，融合成了一處天人合一的文字“鬼門關”。這是中國文學恒久響當當的一頁。她把足足一座森林藏在她的身后，不是家鄉、故鄉的森林，而是天地亙古廣袤的森林，她走到人面前，猶如森林深處一段悠久而綿長的歲月，是那里的動植物一年四季相纏繞的生命交響?！侗绷鳌肥怯羞^知青生活的國人所可能寫出的最后一部長篇，同時，也是1950年代出生的國人所能夠擁有的最后的青春回憶。數年之后，也就是今年（2024年），我曾經當面問過她：

“寫小說，你還可能超越《北流》嗎？”

“不可能了！”

她斬釘截鐵，毫不遲疑，同時又滿懷生氣地回答。

就小說這一體裁而言，《北流》已然是一代人生理的終止（完成）和生理的盡頭。

也就是《尤利西斯》式的墓碑了。

她們都絕不允許自己被寵壞，被惡劣環境或下作語言，被民心詭譎和世風日下，被人性光滑的籠子和越來越機械式的人文智識，被亞洲的漫漫長夜中易發作的困倦和無性的空氣所寵壞——張愛玲、蘇青、蕭紅、韓江、翟永明、林白、虹影、藍藍、韓素音，包括很多我想不大起名字的日本作家。她們中的任何一位，都當之無愧于2024年諾獎頒獎詞中的“直面”一說。

“歷史創傷，人類生命的脆弱性……”那是怎樣噸量的歷史創傷！又是多少量倍生命的脆弱無常。

《素食者》以及《北流》中的“植物志”，可以提供可讀的文字一二。

各種家庭、村落、城鎮、個人、地域、空間和時間，在最近的百年里紛紛消亡、坍塌、隱入塵煙……如此，有沒有可以稱之為“亞洲特性”的文學心性或文學品類的寫作存在？

是到了某個全面評估和審視的歷史時刻了。為什么亞洲的女性更為犀利和堅韌？是因為男性寫作的普遍含混和消極，以及持續下去的封閉頹唐嗎？還是由于女性的文化更具人文的迫切性？

韓江，在一首題為《首爾的冬天》的詩中說：

如果你能來

我會讓你聆聽

我薄冰流淌的臉頰上，你曾經喜歡過的

江水聲[2]

林白不喜歡人多言雜。她不開會也不大發言，絕不講學和演說，屬于很少出鏡的作家，也很少接受訪談。最近幾年，她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詩歌創作，出版了幾本詩集，同時依然在寫長篇小說。她在語言上幾度探索和重塑。其風格歷盡中國最近四十年的文學風習，從最初的自白式和日記體寫作，逐漸融合多種新文學以來的國文和漢風嘗試，慢慢匯入一條她自己樂意稱之為南方的《北流》式長河，江面逐漸開闊，身心一時開朗，水流波瀾不興，兩岸風景雜陳。所謂南來北往，東西兼容。她居住在北京二環內的老式公寓房，我并沒有去過，她說會請我到公寓附近的一家川菜館“天下鹽”，去品嘗那里聞名的“豆瓣魚和蛋烘糕”。我確定那里的“賴湯圓”或白鹵牛雜切片一定美味，魚香茄子也八成會按十字刀切成四瓣上桌。有一天，在閱讀一本唐代小說《集異記》時，我突然想出門找她，到附近一個山腳下吃茶。一處類似無錫東鄉鴻山那樣僻靜的鄉里，園圃有幾處竹林隱映，池塘有鴨子偶爾游經。我們坐在樹蔭下，可閑談半天，討論一下《北流》中植物和圖書館學之引用，各種議題的經經脈脈，南方的好天氣對于漢字的重要性，等等，然后吃一碗餛飩，鄉下人包的卷心菜餡。晚春時節，她曾來無錫鄉里一游，買了兩串珍珠項鏈，驚喜于水鄉古鎮的游船仍是木頭船。我們全都是“弱”的子孫。雖然她外貌粗獷不細致，如剛從森林里大樹上爬下的猿猴。但《植物妻子》《結婚十年》《瑰寶》《金鎖記》或《小團圓》，難道不是金黃金黃的“弱”嗎？難道《集異記》的作者薛用弱，不就是《北流》的部分出典和撰寫者嗎？諾獎頒獎詞中“激烈的詩意的散文”難道不是為我們所共用嗎？也就是“用弱”。我們大抵會在談論這一切時放聲拊掌大笑，就像兩只剛登上河岸翅膀濕淋淋的鴨子。如果你在上述文字里勉強拼湊出一頁作家林白的動物素描，我并不確定它們是否達到了大名鼎鼎的布封的精湛程度。但我的桌上碰巧有一本毛姆的書和一本《弗洛伊德游記》。

毛姆的那本是經典的《西班牙主題變奏》，這樣，就繞不開更加經典的《堂吉訶德》了。于是，毛姆說：“文藝復興培育了規則和寧靜。它崇尚黃金分割，它的力量是平靜的?！盵3]

談論塞萬提斯（過去一千年里世界小說的頭號作者）時，他說：“我根本無需贅述這部著作的種種優點。它們如同正午的陽光一般耀眼。”[4]

而弗洛伊德，竟是一名考古和旅行達人。書中說，在他游覽了希臘和幾乎二十次意大利全境之后，他試圖自行建立某種空間的拓撲學，并說：“就像考古學從殘留的墻中重建了整個建筑的墻面，從地面的深度確定柱子的個數，從廢墟中重建墻上的畫，分析者也會有類似的工作，當他掌握了被分析者的記憶、聯想和主動的表達的鑰匙時?！盵5]

2024年10月21日

注釋

[1] 筆者自譯，參見諾貝爾文學獎官方網站授獎詞，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4/han/facts/。

[2] [韓]韓江:《首爾的冬天》，《把晚餐放進抽屜》，盧鴻金譯，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143頁。

[3][4] [英]毛姆：《西班牙主題變奏》，李曉愚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頁、89頁。

[5] [德]克里斯弗雷德·托戈爾、[英]米歇爾·摩納編著：《弗洛伊德游記》，施琪嘉等譯，天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