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降的西方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神話的運用持自覺的態度，造成了神話在文學領域的復興。發端于20世紀初期“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中國現代文學，在誕生之初同樣關注到了傳統的神話。不論是“五四”前后的神話研究熱潮，還是“五四”新文學作家運用神話題材創作的大量神話題材文學作品，無不顯現出神話傳統的文化鏈條并沒有因“五四”時期強調理性和科學的啟蒙思潮的盛行而斷裂。

“五四”時期的神話研究熱潮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吸納西方的各種先進文化觀念，試圖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當他們在對西方文化追本溯源之時，一致發現了神話在西方文化中的源頭地位和巨大影響，進而對神話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神話研究熱潮。

周作人對西方神話與神話學理論的介紹作出了很多貢獻。早在1907年，周作人就將英國作家里哈葛德與安度闌依據荷馬史詩合創的神怪小說《紅星佚史》譯介了過來，并在該書的譯序中首次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英國人類學派的神話學理論。他還翻譯了《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神話》等域外著作，向中國讀者介紹希臘的神話。此后，周作人又接連發表了《神話與傳說》《神話的辯護》《神話的趣味》等一系列文章，就神話的起源與性質、神話與文學的關系都作了較深入的研究。以評論家身份出現在“五四”文壇的茅盾在1917年至1925年期間編譯了多篇希臘神話和北歐神話，后來還陸續出版了《中國神話研究ABC》《北歐神話ABC》《希臘文學ABC》等研究著作。“五四”時期的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對神話也有濃厚的興趣。1923年11月發表在《創造周報》上的文藝論文《神話的世界》集中體現了郭沫若對神話的理解。詩人聞一多在神話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樹，他在借鑒西方神話學理論的基礎上，對中國古籍中記載的神話的考據與整理作出了巨大貢獻，并發表了許多神話研究的文章，收錄在《神話與詩》的專著中。此外，黃石的《神話研究》、謝六逸的《神話學ABC》、林惠祥的《神話論》、趙景深的《神話與民間故事》、汪倜然的《希臘神話ABC》、方壁的《北歐神話》等著作在傳播西方神話與神話學知識方面同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四”以來的傳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大量刊發神話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一些刊物還辦過神話專號。總之，從“五四”開始，神話研究便在中國盛行開來。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時期研究神話的知識分子中很多都是從事文學創作的新文學作家。盡管他們關注或研究神話的視角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神話研究都是在受到西方神話與神話學理論的啟發后而展開的。對于這些研究神話的新文學作家來說，除了自身對學術研究感興趣外，最大的目的還是通過神話研究來探源、認識西方的文化與文學，從而更好地借鑒不同的文化理念，更好地促進新文學的發展。

“五四”新文學中的神話題材創作

正是在“五四”時期神話研究熱潮的影響下，新文學作家們對神話這個文化遺產有了更理性的態度和更開放的視野。他們既對中國的古代神話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又大膽地吸收西方神話理論和神話素材，悉心挖掘和利用中外神話題材進行文學創作，豐富了“五四”新文學的創作面貌。

魯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首取材于古希臘神話的新詩《愛之神》，開創了“五四”新文學運用神話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先河。魯迅還通過改編中國神話傳說，先后創作了《補天》《奔月》《鑄劍》《理水》四篇神話題材小說。李健吾的《終條山的傳說》也是一篇借古老的神話傳說來剖析現實社會的啟蒙小說。冰心用模擬神話的方式創作的小說《最后的使者》，表現出用“愛的哲學”來拯救現實世界的黑暗和人心的萎靡。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中的《鳳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等作品與“五四”破舊立新的時代精神十分契合。汪靜之的《精衛公主》、馮至的《蠶馬》都是取材于神話的愛情詩，共同書寫了反抗封建思想束縛、宣揚愛情自由的主題。詩人徐志摩也以神話題材創作了一首詩歌《人種由來》，詩中表達了人類只有擁有智慧才能真正實現主宰自己命運的主題思想。

“五四”新文學作家們創作的這些神話題材的文學作品雖然戴著“神話”的面具，但面具下隱藏的恰恰是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映。由于借用神話題材進行文學創作，這些作品的主題思想往往側重于對民族精神的探尋以及對人的生存問題的思考。神話中人類先祖那種原始而粗獷的力量之美、敢于同大自然搏斗的抗爭精神、面對死亡與災難的無畏態度、對美好生活與理想世界的追尋意識，無疑給了新文學作家們極大的啟發。他們用心良苦地從神話中取材進行創作，利用人類童年時代的精神營養——神話的意蘊去滋養現實中羸弱的民族精神和被束縛的生命人性。

在一個神話基本消亡的時代，“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廣泛開展神話研究，新文學作家們也不約而同地從中外神話傳說中取材創作神話題材作品。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相互碰撞、相互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它是以神話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基因在中國現代文化轉型時期的特殊表現，同時也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與新文學作家們自覺追求和有意創造的結果。他們的目的無不是借助神話來探尋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寄希望于現實中的民眾不僅要繼承我們祖先的偉大品格，同時也要積極地吸吮西方的現代思想，從而實現國家的強大、人格的獨立與思想的文明。“五四”之后，神話傳統仍然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延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這些將傳統神話題材用于文學創作的質料，并根據創作的需要進行自由改編和合理闡釋的神話題材文學作品，我們該如何去評價它們在文學史上的創作意義，如何看待這些作品同神話傳統、創作主體、時代語境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作者系長江大學人文與新媒體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