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作家在書寫鄉土文明時，無不在對時代背景進行理性分析的同時，與個體的感性敘事形成互補，共同構建出鄉土社會中人物命運的生存哲學。《生命冊》這部作品里，亦展現著城市生活與鄉村世界對立互參的情感紐帶。全書以吃百家飯的孤兒吳志鵬的視角，講述了無梁村不同人物的命運起伏。采用章節敘事法，將當下空間與歷史空間交織融合，以第一人稱視角對人物進行俯瞰與剖析，展現出人性在不同境遇下善與惡的復雜多面性，從而記錄時代變遷中形形色色的命運軌跡與生命意蘊。全書在吳志鵬對于故土的逃離再到回歸的自省中串聯起蔡國寅、杜秋月、梁五方、蟲嫂等一系列人物的命運悖論，在時代變遷的進程中，揭示出當代城鄉發展的基本走向與厚重的鄉土社會人文精神。

獨特視角的書寫與交織

法國文學批評家熱拉爾·熱奈特將文學作品的敘事視角分為內聚焦、外聚焦以及零聚焦三種。本書放棄了傳統聚焦敘寫手法，以從前20年與后30年的時空片段交替呈現的獨特視角展開敘事結構，依托于主人公吳志鵬的回憶與講述，從自我敘事“我是移栽進城市的一粒種子”平白鋪敘展開。由無梁村吃百家飯的孤兒成為省城大學老師的轉變讓他深刻地認識到：“要想順順利利地在城市生活，必須要有三要素：身份、單位、關系。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沒有身份，沒有單位，再沒有關系，那么就成為了一個漂泊者。”因此他急切消解鄉土身份帶來的差異，去學習城里人應有的行頭與習慣，卻在無梁村鄉親們一個接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電話里無法承受金錢與人情的重擔而選擇了逃離。隨后進入商界的他收獲了金錢、權力、地位，享受著曾經夢想得到的一切，但他的心是空的，始終與城市存在著隔膜。無數的虛榮讓他快要忘記歸屬、忘記源頭的根時，面對已故老姑父源源不斷“見字如面”匿名信的提醒，他才發覺“我與這片平原上的無梁村的土地是永遠沒辦法分離的。”他失去鄉下人的自我，向城市人轉型，但又不能完完全全與城市融合在一起，也不能徹徹底底與鄉土親近。30年后再次踏上故土，與鄉親們一起為老姑父立碑時，他把自己比作“一片干了的、四處漂泊的樹葉”，他不知道他還能不能回到樹上，他敘述：“我的心哭了，也許我真的回不來了……”

作為這樣一個從農村強行進入城市，最后精神無法回歸的城鄉人，身份認同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受到阻礙，在外來異化中被扭曲，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徘徊，最后不斷被邊緣化，被迷失。這種認同的雙重化建構過程引發對如何重塑故土記憶的拷問。正如周憲在《全球化與文化認同》一文中說到“鄉愁或懷舊作為一種集體歷史記憶的重現，是對美好過去的追懷，在這種復雜的過去重建過程中，它滿足了今天看似比較單純的對往昔的憶念。”

書中結尾部分，全村人為老姑父舉辦了極其隆重的遷墳儀式，集體懷念老姑父，也緬懷過去的鄉土記憶。鄉村和城市作為人類生存的空間，承載著現代人的精神依托，當人們面臨人情、欲望的困境，遭受城鄉文明沖突帶來的精神異化時，對老姑父的緬懷亦是安放精神漂泊下尋求救贖的一個縮影。

個體宿命的失衡與重構

書中人物無一不走入了自己理想生活的對立面。老姑父蔡國寅以英雄連長的身份與在校學生吳玉花不顧世俗羈絆而結婚，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隨著眾人艷羨目光的褪去，與吳玉花勾織的“成為一個軍官夫人”的愛情產生落差，便出現了無休止的爭吵。他作為“將印章掛在腰上”的村支書，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堅定地站在被迫害人的一面，以自己的威望庇護著他們，卻在年老時中風以至于無法對生活進行自理，整日坐在村口猶如一張風干的老樹皮。由于前期他對家庭的漠視，妻子嫌棄他、謾罵他，女兒憎恨他、嘲諷他，后來想買個“可以聽聽國家聲音的半導體收音機”都無法如愿，甚至在其死后，還傳出腦袋被女兒埋進花盆，養成價值百萬的“汗血石榴”的流言。

這一具有命運悖論的敘寫在高知分子杜秋月的故事線中也同樣相似，他從清高迂腐的老師“滑鐵盧”成粗俗骯臟的“臭老九”，在眾人說和中安于現狀，娶了村里仰慕他的寡婦劉玉翠。獲得平反之后開始對一心照顧他的劉玉翠心有不滿，設套誘使她簽了離婚協議書而遠離無梁村。但在與劉玉翠的拉鋸戰中身心疲憊，終體力不支癱瘓坐輪椅，在婚后生活中如同一個擺設，晚年仰仗妻子而活。這種寫作手法進一步將個體命運戲劇化表達，更顯悲涼底色。在鄉土基因與時代巨變的碰撞下，人物的走向不斷被扭轉，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重擔和融不進去的無奈，似乎這種在時代進程中支離破碎的命運，更能表達出鄉土文明與鄉土情誼的復雜性。

時代洪流的抗爭與妥協

書中的蟲嫂是一個無名無姓的袖珍人，被無梁村人稱做“小蟲兒窩蛋”。這樣的稱號含著一絲蔑視意味，讓這樣一個身形矮小肥胖的婦女無所顧忌，她一次次地偷拿公家財產、偷盜私人糧谷后被老光棍抓住，以性為交易作為日后苦難的解決途徑。在面臨糧食短缺、孩子挨餓的境遇下，“她便也不將自己當人看”了，次次習慣性地“寬衣解帶”，破罐子破摔。這樣的行為很快遭到了無梁村集體女性的報復圍堵，她赤身裸體在雨中奔跑呼喊，男人們只敢默默相看。但蟲嫂自身堅韌的意志，讓她靠著這些不光彩的物資，加上拾荒販賣所得將3個孩子培養成才，卻因積攢太久的壞名聲讓3個孩子心存芥蒂，死前也落得無人問津的結局。

同樣具有對命運抗爭意識的手藝匠人梁五方因雕刻麒麟脊而名震四方、自立門戶。由于他孤傲的性子在無梁村顯得格格不入，眾人對他的不滿集體爆發，最終他辛苦建起來的用于結婚的房屋與其他所有財產被沒收，而后走上漫長無邊的上訪之路。在平反解決之后他儼然已成為一個枯瘦如鬼的流浪者，打著“半仙”名號，靠四處給人算命為生。文中表述：“這也是我們家鄉人的最大優點，那就是用戲謔的口吻，微笑著面對失敗。”這種“戲謔”，既包含著對生存的無奈，也有對現實的掙扎。這些人物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如同長在平原大地上的一棵棵野槐樹，經凜冽寒風吹壓，依舊會在春野滿山時盛開出簇簇槐花，飄出萬千香意，譜寫生命的韌性與永恒。以母愛為支撐活下去的蟲嫂，堅持幾十年跋涉北京、討要平反文件的梁五方，他們薄弱的身軀里迸發出最大的力量，與命運不屈抗爭。作者通過對無梁村百姓的命運塑造，真實展現在現代化沖擊下對生命議題的深刻反思。

《生命冊》是無梁村個體群像的鮮活圖譜，更是關于人生、關于人性的思考。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中遭遇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時該如何安放自己的靈魂，書中恰當地采取了留白，這種留白亦是作者對命運未知的留白。我們何嘗不是無梁村生命群像的一個個鏡像，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一步一步地找尋屬于自己的方向，或許正如羅曼·羅蘭所說，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舊去熱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