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丁景唐從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研究中國民間文學，所以他與一些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的感情都很深厚，例如鐘敬文先生。

1979年父親出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和黨組書記，事情千頭萬緒，但他很快就派人到北京去向鐘敬文先生約稿。從20世紀80年代起，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鐘敬文民俗學論集》等書。

在家里，父親囑咐我研究鐘敬文，1978年12月15日，我在上海圖書館抄寫了鐘敬文先生一篇文章，那是1929年8月北新書局出版的《西湖漫拾》中的一篇：《記一個臺灣人》。這個臺灣人叫張秀哲。1980年12月4日我按照父親的建議寫了一篇關于鐘敬文和張秀哲的文章，但這篇文章一直放到1985年2月22日才重新修改完成。這期間我跟著父親研究左聯五烈士，因為研究李偉森主編的《少年先鋒》，我曾到上海一大會址去查閱這份屬于一級文物的雜志。

在查閱中我發現在1926年11月1日出版的《少年先鋒》第1卷第7期（紀念十月革命節專輯）上，有鐘敬文的自由體詩《初逢底敬禮——呈臺灣人張君》，“張君”就是《記一個臺灣人》中的張秀哲。可惜當時我沒有將它抄下來，這次在上圖陳蕾女士的幫助下，重新找出了這首短詩。

詩如下：“悲憤的情懷/沉痛的語調/我早就深深的認識你了/在讀了‘一個臺灣人/告訴中國同胞的書’以后/你更給我以你難忘的印象/那就是/你一副忠耿的精神和/兩片沉郁的苦臉/朋友/我們雖然是陌生兩個/但內心同蘊著一樣的哀傷/呵，飄搖著的中華呀/呵，淪亡了的臺灣/萬萬數同胞正淪身水火/最后的戰爭已擺在面前/肩負何止百鎰千鈞/努力，朋友/為著生者，也為著死去的人！”

1926年鐘敬文在嶺南大學工作，張秀哲在讀預科。由于兩人常見面，逐漸熟悉起來。《一個臺灣人告中國同胞書》，是張秀哲與人合著的揭露日本人在臺灣惡行的小冊子。這本書又名《毋忘臺灣》，那是郭沫若先生為之題寫的，并作了序。就因為這本書，張秀哲被日本人逮捕。

張秀哲是福建人，從小在臺灣長大。他曾翻譯過日本淺利順次郎所著《國際勞動問題》，請魯迅先生作序，魯迅鑒于他“在游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就欣然為之作序：《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鐘敬文與李偉森只見過一面，并無深交，他那首詩是怎樣在《少年先鋒》上發表的呢？原來鐘敬文與李偉森的好朋友畢磊較熟。當時鐘敬文雖在嶺南大學工作，卻常常去中山大學，所以和畢磊熟悉。鐘敬文那首詩就是請畢磊轉交給李偉森的。

我和鐘敬文先生見過兩次，一次是在1982年，他住在上海衡山賓館，父親帶我去看望他。當時他已經有80歲了，可是一點也看不出是個老爺爺的模樣，說話好響亮，老前輩在聊天，我只有聽的資格，忽然他說他從前出版過一本詩歌，現在找不到了。父親一聽，說：“讓言昭到圖書館去查一查，或者能找到。”鐘敬文扭頭看著我，意思是說：“你能不能？”我馬上點點頭。

第二天我到上圖去一查，果然找到了那本書，書名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整本書就是一首詩。抄完后，馬上寄往北京。

不久，我即收到鐘敬文先生寄贈的照片，他臉上架著一副眼鏡，面帶微笑，穿了一件中式棉衣，我覺得他的耳朵特別大。背后寫著：“1982年春照于北京 言昭侄存 敬文”這張照片一直放在我的相冊里。

再次見到他，是1991年6月15日，那時，我到北京去開會并觀摩木偶戲，得空到北京師范大學去看望鐘敬文先生。我感覺他好像老了許多，而且很疲憊的樣子，不過腦子特別清晰。我本來想與他談談關于中國木偶的若干問題，但是看他那樣，我不敢多打攪，坐了一會，便起身告辭。

鐘敬文先生生于1903年，2002年百歲仙逝，但是他贈送給我父親的一本冊子《劉三姐傳說試論》與照片等，我都一直珍藏著，每看到這些，就會想起他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