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藝術史的發展長河，藝術總是和技術的變革相互糾纏牽絆。每一次技術的迭代總會激起藝術界的層層波瀾。

19世紀，攝影誕生伊始，畫家安格爾帶領學院畫家向法國政府請愿，要求禁止攝影；詩人波德萊爾也曾大聲疾呼攝影是“自然的奴隸”，“是藝術界不共戴天的敵人”，“會把藝術引向墮落”；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面世，引發喜劇大師查理·卓別林悲鳴“這是藝術的謀殺者”，并長達十年抗拒拍攝有聲片……

今天似乎又來到了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我們邁進了一條更為湍急洶涌的數據河流之中。時代之浪滾滾向前，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文藝領域攻城略地。AI開始寫詩、作畫、譜曲……涉獵原本由人類藝術家所獨享的藝術實踐。2022年，藝術交流社區ArtStation發生了藝術家大規模在線抵制AI事件。2025年初，紐約佳士得拍賣行首次舉辦了名為“增強智能”的AI藝術品專場拍賣會，此舉引發了超過6000名藝術家的聯名反對，并通過公開信的形式表達了對該行為的強烈譴責。

雖然質疑之聲不絕于耳，但在這一輪數字話語浪潮中，藝術界整體對技術的擁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集體狂熱。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與數字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席卷藝術領域，并成為當下目力所及的各類學術會議中不可或缺的研討議題。

歷史經驗似乎早已給出答案：抗拒技術洪流無異于螳臂當車。藝術家們的抵抗行為或許又只能淪為工業革命時代“盧德主義”的悲歌。但是，面對技術背后所攜帶的巨大結構和漂浮著的平臺資本幽靈，這種抵抗的姿態是可貴且深刻的。站在算力奔涌的潮頭，我們更加需要從這些抵抗中看到技術更迭中的撕裂與陣痛。它們并非是阻礙時代進步的暗礁，而是讓技術洪流得以沉淀反思的河床。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在技術狂飆突進時停下腳步，反身詰問：這一輪科技革命，究竟給藝術創作帶來了哪些挑戰？

藝術家不能成為“瓶中蚯蚓”

海明威曾經批評紐約的文人生態，說“他們都是裝在一個瓶里的蚯蚓，擠在一起，從彼此身上而非泥土中，吸取知識和營養。這個瓶子有時做成藝術的形狀，有時又做成經濟或宗教的形狀”。如今，在AIGC技術主導的數字創作語境中，這句話大概能夠當作數字時代的文化寓言。

在以語言大模型為驅動的生成邏輯里，文藝創作的邏輯也隨之悄然發生著轉向。傳統藝術創作倡導以“生命體驗、情感觸動、人生沉淀”等為核心，而AI藝術依賴龐大的語料投喂、圖像訓練和“他者”經驗拼貼而成。數字世界里，上演著“植物大戰僵尸”般的游戲，一大波奇妙的文化產物向我們襲來，“幾乎要吃掉我們的腦子”。這些批量化的作品色彩古樸、筆觸典雅，仿佛歷經千年的傳承，但往往經不住一問：創作者可曾踏足那片田野？可曾親手觸摸過那件器物？作品書寫的“技藝”是否只是一組標簽符號和二進制代碼的組合？

在一定程度上，AIGC創作的便捷、高效確實“煥新”了某種文化生產力，但它同時也帶來了驚人的“文化同質化”。比如，用戶用同一組提示詞（prompt）可以生成幾十張色彩各異或者結構比例不同的“國風”圖片，用戶通過不停“抽卡”選擇自己心儀的作品，但在這“亂花漸欲迷人眼”中往往失去了初心，進而經由付費，理所當然視其為自己的創作成果。當數字技術和平臺系統讓一切創作主體懸置，同一組作品的創意邏輯，在平臺被反復套用、拼貼，創作者們互為彼此的“靈感啟發者”和“語料飼養員”，卻不再向下扎根于文化母體，就像背叛了泥土中自由而混沌的生命生長，只能成為瓶中蚯蚓式的互相汲取。

在周而復始的“模仿、生成、再模仿、再生成”的數字景觀中，真正的文化實踐正在被算法邏輯系統性壓制，并被排擠到邊緣。讓我們更加擔憂的是，這種“瓶內生態”不僅會影響藝術創作的內容質量，還會引發創作倫理方面的變異。在文化不斷相互借鑒與“再生”的演進中，文化逐漸喪失了其作為鮮活生命傳承的本質。藝術家與內容創作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一個共享經驗的文化共同體，而是轉變為在數據世界中，為了素材而彼此競爭的數字“克隆勞工”。

茫然四顧，我們身處的這個數字時代是如此的吊詭。數字平臺變得越來越高效、便捷、多產；交互指令越來越簡單，感官體驗越來越沉浸；人人都在“創作”和表達，但語匯與經驗卻變得越來越貧瘠。經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看似潑潑灑灑、轟轟烈烈，如永生花般絢爛盛放，卻凝固著失去生機的嘆息。

不能失去具身性的格物之路

身體是“在世的錨點”，通過新陳代謝、生老病死提醒其時限性，成為覺醒本真存在的契機。曾幾何時，創作意味著親身踏入現實世界，意味著用腳步丈量土地，用身體感受風的方向與沙礫的質感。尤其是在以田野經驗、風土感知為基礎的文藝創作中，“身體”不僅是媒介，更是方法；而今天，借助各種數字手段，采風正在變得“去身體化”。

從前，藝術家田野采風、駐地寫生，與匠人對話、與鄉民把盞，通過對在地文化、創作材料和人物的真實感知，建立與大地的聯系。如今，很多創作者通過“數字采風”便完成了“文化再現”，經由攝像頭代替雙眼，通過網絡數據庫替代親歷場景，“非遺”“民俗”等在地文化成為征用的視覺符號，而非感同身受的文化傳承。

我們的傳統文化倡導“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朱熹強調“格物致知”，鼓勵人們通過身體的親歷去理解萬物運行的邏輯，去體悟天、地、人之間的關系。今日世界，文藝創作正經歷著一場大規模的“身體的出逃”，我們的“格物”可能是對鼠標、鍵盤或觸摸屏的日夜摩挲。從“指尖沾露辨四時”到“指腹觸屏知天下”，在將一切“物”符號化、切片化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對真實世界的體認。

不少數字平臺上的“文藝作品”便是如此，表面上取材于山川風物、非遺工藝、民俗節慶，雖然以“探訪村落”“記錄手藝人”為名，但實際拍攝往往是匆匆而過的流水線生產。號稱是對“古老和遠方”的追尋，但是沒有與在地化主體的關聯，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與抵達，更沒有泥土的氣息。這種方式背后，是一種文化立場的異化。技術讓我們可以“迅速擁有”經驗，卻也抽離了其情感厚度與身體回響，無法真正將經驗內化為“我”的一部分。真正與土地血脈相連的創作，是用我們的雙眼、雙手、雙腳去觀察、觸摸、丈量的。可是，數字時代語境下，“文化采風”逐漸退化為“數字拼圖”，身體從原本的觀察者、行動者與傾聽者角色逃離，原本飽含沉思、交往與手工維度的藝術創作，更像是一場在屏幕前、剪輯臺和數據庫之間的操作表演。

呼喚冒險精神與非理性靈光

林中分出了兩條不同的路。一條經由大數據的精準測算鋪就，它似乎通向一條看似“最安全、最優解”路徑的算法紅毯。在這條路上，如影隨形的算法幽靈指引你，“一個故事的結構應當在多少秒之內引入沖突、何時制造反轉、何時完成情緒閉環”；它還能預測出什么音樂適合做短視頻的BGM，什么節奏、什么角色設定最能吸引當下主流受眾的眼球。一些文藝創作因而愈加被“熱搜邏輯”“數據偏好”“梗文化”所左右，陷入數據庫敘事的套路，仿佛只要掌握了觀眾的興趣模型，就得到了一張秘方，可以“調配”出一部“精確打擊”的爆款作品。通過算法的規訓，曾經關于“靈感”“偶然”“悸動”的敘述讓位于一系列可量化、可復制的流程。藝術創作的每一個節點都嵌入了市場反饋、用戶畫像與點擊預測的影子。

然而，在數據鋪就的星光紅毯大道之外，林中仍有一條“人跡罕至的小徑”。這條少有人走的路無法用大模型預測、用流量驗證。算法邏輯下，選擇這條路的人，往往在創作伊始，就會被告知可能迎來的是市場的冷落甚至失敗的風險。但是，藝術創作追求的本就不是精準復刻的商業產品，而是一趟無法被定義的冒險旅程。回望藝術史，許多的經典作品不正是在這種非理性、反常規的沖動冒險中誕生的嗎？很多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并被認為是荒誕不經，但卻挑戰并拓寬了現代藝術的邊界。被砍去一臂的維納斯不僅沒有因“缺失”而失色，反而因斷裂、缺憾的不完美而獲得了某種永恒的象征意義。字帖上暈染的淚痕，文章中的游弋閑筆，舞臺演出意外造就的“名場面”……也許，在控制與秩序之外，這些非理性的“靈光”乍現之處，旁逸斜出的“失控”與“不完美”，正是理性世界無法預設的審美瞬間，讓作品掙脫了形式的完美主義桎梏，留下了極具生命力的書寫。在創作的裂隙中構成了藝術中最動人、最真實的部分。

在算法和數據滴灌進眾多藝術領域之時，我們更需警惕：藝術是否因此喪失了其本該擁有的“非理性之維”？創作者是否還能葆有一種“擁抱不確定”的勇氣，用一種“孤身走暗巷”的執著去寫就“不為誰而作的歌”。當創作不再期待偶然，不再鼓勵冒險，不再允許失敗，它是否還能被稱為“藝術”？

泅渡數字之河，我們需要腳踏實地

曾幾何時，文藝是土地的兒女，是時光的容器，是身體與記憶共同譜寫的愛與勇氣的贊歌。而如今，很多人卻在泅渡數字之河時漸漸失去了航標。當個體的經驗不斷被蒸餾、壓縮為數字世界彼此克隆的素材；當藝術失去了和身體的對話，也掙脫了與土地的聯系……那么，我們即將面對，或正在面對的就絕非一個簡單的“技術演進對藝術影響的雙刃劍”問題，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文化生態危機。而這并不是藝術家個體的困境與危機，而是會讓一代人沉入的數字文化深海。

我們無法完全躲開新技術的影響；新技術也能為文藝創作帶來諸多的助力和啟發。但是，在數字技術的滾滾洪流中，文藝批評必須重新召喚“對大地的忠誠與復歸”。我們需得批評那些機械的數字克隆、身體缺席的采風、被算法規訓的故步自封，并堅定地拒絕將藝術典當給工具理性。我們亦要呵護那種“三年得兩句，吟斷數根須”的創作態度；尊重那些需要躬身入局、埋頭苦干的文藝創作方式；支持藝術創作中的冒險與試錯。唯有如此，文藝才能在這片數字的湍流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并仍能在生命的流動與藝術的沉思中產生與大地之間不容中斷的感應和鏈接。

（作者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交互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