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小說家就是講故事的人。這恐怕是一種文學的歷史虛無主義，把從“神話”到“小說”的敘事演變給取消掉了。按照文學史家伊恩·瓦特的說法，“小說”是近代才出現的一種文體。“故事”則可以追溯到神話盛行的古老歲月。對于講故事的人，一個好故事就是講述的全部“目的”，他是敘事作坊里的工匠。對于小說家，故事則主要是他的一種“手段”。僅僅寫出一個漂亮的故事，小說家的使命并沒有完成。他必須要做出更多的工作，就像簡·奧斯汀、笛福、巴爾扎克這些小說藝術大師當年所做的那樣：借助一個生動的故事，去處理最新出現的、十分緊要的當代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物質的還是觀念的，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前提條件都必須是“當代的”。

“當代性”，這一核心的、規定性的要求，將小說家釘在了他所處的時代上。小說家是一群以故事處理當代問題的語言工作者——這是否應該成為一種職業共識，至少是小說家們的自覺？否則，小說家這一特定稱謂就失去了必要性與權威性，小說就會與“故事會”混為一談。具有這種自覺的小說家，在講故事時就像背負著十字架一樣背負著當代。追蹤當代、表現當代、解釋當代、反思當代，變成了他不可推卻的藝術責任。在這種責任的強烈驅使下，小說家往往會脹破文學外殼，長出思想與觀念的翅膀，蝶變為具有提問能力和解答能力的當代思想者。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薩特、昆德拉、庫切，既是杰出的小說家，也是他們所處時代最優秀的頭腦。

石一楓正是這樣一個以故事處理當代問題的小說家。在《小姚護士和她的病號》這篇最新的中篇小說中，他再次展現了他為當代生活、當代觀念、當代人物賦形的天賦。他在小說中，重新處理了他始終高度關注的三個當代問題：上與下的階層問題、真與假的存在問題、生與死的哲學問題。

一、 上與下的階層問題

讀石一楓，我時常會想起黑格爾對小說這一文體狹義的定義：小說是近代市民階層的史詩。這個定義，放在近現代西方語境下不難理解，放在近現代中國的語境中，就不是很妥帖。魯迅是現代中文小說的先行者，他的鄉土題材小說與寓言風格小說，與中國城市以及新興的市民階層沒有太多關系。因為他的小說不是“原生性”的，而是沾染著新文化運動時期“拿來主義”觀念的產物——“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真正書寫市民階層的小說，大概要到老舍、施蟄存、張愛玲的時代才出現。

施蟄存、張愛玲能寫市民階層，是因為上海這座城市的發育。老舍以及后來的王朔、劉恒、石一楓能寫市民階層，是因為北京城市的發育。北京比上海復雜的地方在于，它首先是一座幾百年的皇城，其次是“京派”的北平、紅色政權和“部隊大院”的所在地，最后才是人口高度流動、與外部世界接軌的當代北京。最后這個階段的北京，是石一楓的小說所觸及、處理的“當代世界”。這個當代北京最大的特征，是由權力與財富高度聚集、懸殊分配所導致的“上”與“下”的分層。“上”與“下”的流動與固化、接近與隔離，成為石一楓和諸多當代北京作家的一個創作主題。

《小姚護士和她的病號》中，小姚是北漂，后來成為寵物醫院的動物護士。她所照顧的金毛狗“妹妹”的主人王染冬老太太，是離休的“高干”。因為“妹妹”病危，兩個差距懸殊的人發生了交集。老太太的孫子劉喬治是一位做“虛擬寵物陪伴”的創業者，因為金毛狗的救治，和小姚之間產生了曖昧交往。但這種“上”對“下”的交往，只是劉喬治的挑弄和垂青，自始至終，他沒有付出半點真心。由于一條狗，小姚短暫地進入了上層世界。之后，她目睹了老太太病危、劉喬治以命比天大的孝道要挾親人不能“拔管”，繼而發現劉喬治想要以老太太為籌碼談成生意的私心。小姚在大觀園逛了一圈，發現在文明與教養的偽裝之下，處處可見的是自私與偽善。最后，她找到了老太太立下的遺囑，解除了劉喬治的道德要挾。“到了最后，都是自個兒一個。”經此一逛，大觀園變成了大荒山，上與下的差距在人生悲涼的底色中，被抹平了。

二、 真與假的存在問題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出了問題的世界”的故事。席勒認為，這個問題是“從素樸到感傷”的衰變，雨果認為，這個問題是“美與丑”“善與惡”的強烈對照；托爾斯泰認為，這個問題是人類“求死與復活”的矛盾；盧卡奇認為，這個問題是世界“從總體到破碎”的趨勢。無論如何，從18世紀到19世紀，文學藝術家們都沒有對世界的“真實”本質產生懷疑，都不認為“真與假”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核心問題。

今天，在這個網絡與虛擬空間超級發達的生存環境中，“真與假”的問題成了當代問題的核心。石一楓的《一日頂流》與這篇中篇故事，都觸及了這個問題——“人類存在的真實性危機”。如果說，鏡子的發明引發了人類第一次真實性危機，導致了人類第一次大規模的自我分裂；那么，網絡虛擬空間的發明就是第二次危機的肇始。

在小說中，劉喬治所做的生意是“虛擬經濟”。他要用AI生成的逼肖的、永生的寵物，代替肉身的、有死的寵物。這讓我想起日本一個宅男宣布與虛擬偶像“初音未來”結婚的新聞。人類不僅已經完成了對虛擬存在的移情，而且已經在取消肉身存在、奮力向虛擬生命異化的道路上奔襲了很遠。小說中，劉喬治想要用自己公司生產的“虛擬金毛”喚醒昏迷的老太太，但毫無作用。最后還是老太太的寵物犬“妹妹”，讓她在彌留之際產生了心電波動。通過這一情節，石一楓已經給出了自己對“真假”問題的審判：能夠喚醒真實生命的只有另一個真實的生命，虛擬存在無論在技術的加持下變得多么逼真，都無法替代真實的生命。在真實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被動搖的時代，守真、斥妄，成為了當代小說家的一種責任。

三、 生與死的哲學問題

生與死的問題，是一個永恒的、不會過時的藝術問題，并不專屬于哪一個時代。但正如波德萊爾所說，一切藝術問題都是由永恒性與時代性兩部分構成。死神從不離去，但在每個時代都換一副面孔。這一次，石一楓看到死神在現代醫院中徘徊。于是，他將生死問題的劇場，放置在了大型醫院的ICU病房之中。

王染冬老太太重病復發，送入ICU，氣息奄奄，生不如死。她的親人，分成了維持派和“拔管子派”。其中，維持派雖然只有孫子劉喬治一個人，但這一個人具有“一票否決權”，因為“主張放棄的一方總是心虛，不惜一切的一方則先天正義”。拔還是不拔——這是當代兩種醫療觀和生死觀僵持不下所導致的“ICU難題”。這個難題，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經驗、典型的“當代問題”。

小姚護士一開始站在了劉喬治的一邊，因為當年她對于彌留之際的姨，也是同樣的態度，寧愿頂著“浪費醫療資源”罵名，也要強行維持姨的生命。但后來她才發現，劉喬治開口閉口“人命關天”，其實是在為自己的生意盤算——“事情卡在一個關鍵的批文上。偏巧那個部門領導的領導，又是王染冬多年前的老部下。”“人走茶不涼，那是退下來，一口氣咽下去，茶可就真涼了。”為了不讓這杯生意茶涼下來，劉喬治對親人進行道德要挾，堅持在ICU中為王老太太續命。紙里包不住火，表面是事關生死的倫理難題，其實是資本積累的利益難題。愛的旗號之下，全是赤裸的利用。小說的悲情由此而生。

我更想討論的，是石一楓在社會批判之外的哲學思考：當一個人失去了自決的能力與意識時，他人可否決定這個人的生與死？這是“ICU難題”中包含的哲學之問。小說中，失去意識的王老太太，存在于一個“生死之間的懸浮之境”。從哲學上看，懸浮的原因不是因為維持派和“拔管子派”親人爭執不下，而是因為——只有人自己能決定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說，所有嚴肅的死亡，哪怕是老死、病死，都應該是自由意志選擇之下的“自殺”。如果不是，生命就陷入了存在主義的“荒謬”之中。這就是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所下的那個著名論斷的含義：“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不嚴肅，生命便滑入了荒謬。

小說最后，石一楓讓小姚找到了老太太清醒時留下的“遺囑”。老太太早已交代了：“到那時候，讓醫生該收手就收手。”這就是加繆啟示我們的、“ICU難題”的解法：自決。老太太將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衛了自己最大的自由：死的自由。到此，問題解決，塵埃落定。一部追蹤當代、表現當代、解釋當代、反思當代的小說力作，宣告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