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雨林秘境——墨西哥瑪雅文明大展”在河南博物院拉開帷幕。6月，為慶祝中墨建交53周年的書畫交流展在北京舉行。7月，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的原作中國首展“偉大的隱藏者”將登陸深圳。

在這場跨越太平洋的藝術對話中，中國與墨西哥作為人類古文明的代表，其藝術之間的共鳴可謂源遠流長。

考古的吉光片羽讓人們浮想聯翩，似乎中墨兩個古老文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存在著某種形式的交流。且不論這是假說還是巧合，兩種文明的精神圖譜確實存在著微妙的共鳴，無論是玉石、白銀，還是圖騰、壁畫，無不映照著兩大文明的共通之處，成為藝術對話與思想碰撞的絕妙媒介。

古代藝術：宇宙圖式中的自然崇敬

中國與墨西哥古代藝術最顯著的共性，在于兩者對自然、宇宙與神性的敬畏與藝術化呈現。這種共通性源于兩個文明對自然本質的相似理解，并外化為各自獨特的藝術表達，最終形成完整的宇宙觀。

在墨西哥古文明中，奧爾梅克、瑪雅、特奧蒂瓦坎和阿茲特克等文明發展出一套以神圣性、循環性和共生性為特征的自然哲學體系。他們將自然視為一個神圣的生命循環系統，通過泛靈論賦予自然萬物以神性：美洲豹象征著王權與力量，羽蛇神掌管風雨并象征生命智慧，太陽神維齊洛波奇特利、雨神特拉洛克等神祇被視為自然秩序的化身。這種自然觀不僅體現在宗教崇拜中，也融入日常生活里，例如米爾帕輪耕系統蘊含著可持續的生態智慧，阿茲特克的浮田農業則展現了因地制宜的生態技術。此外，新火典禮、雨神與玉米神的祭祀活動等也共同構建起一套完整的自然認知與實踐體系。

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在藝術領域表現為“宇宙圖式”的構建。墨西哥古文明通過建筑、雕塑和繪畫等藝術形式，創造出系統化的宇宙秩序?，斞湃嗽谄媲僖敛旖ㄔ炀艿奶煳呐_，其建筑方位嚴格對應天體運行。阿茲特克太陽歷石以繁復的幾何紋樣象征時間的循環往復。羽蛇神圖騰則成為連接天地的媒介，與象征大地脈動和暗夜主宰的美洲豹圖騰共同構成完整的宇宙能量循環系統。這些藝術創造不僅是審美表達，更是世界觀的具體呈現。

在墨西哥瑪雅與阿茲特克藝術中，太陽、月亮、羽蛇神、美洲豹、水、火、山脈等自然元素在建筑、壁畫中被反復表現，并成為宇宙秩序的象征。中國古代藝術同樣展現出對宇宙秩序的深刻思考。從登封觀星臺的日晷觀測，到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再到山水畫的“三遠法”構圖，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鳳凰、麒麟、龍等神獸，與墨西哥的羽蛇神、美洲豹圖騰一樣，既是藝術符號，又承載著人們對神性的理解和對宇宙秩序的詮釋。此次，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瑪雅陶器上祭司與美洲豹的儀式場景，與商周青銅器的祭祀紋樣呈現出些許相似性，印證了不同文明中“宗教—儀式—圖像”體系的深度交融。無論是中國佛教石窟的壁畫，還是墨西哥的太陽金字塔與人祭圖像，宗教儀式與視覺藝術融合后都成為文明傳承的鮮活載體。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墨古文明展現出跨文化的呼應。瑪雅文明中的“世界之樹”與《山海經》記載的“建木通天”都體現了宇宙樹的意象，兩者都象征著連接天、地、人三界的中心軸。在視覺藝術表現上，羽蛇神的羽翼翻飛與古代中國龍鳳的騰躍姿態，都以動態的造型語言詮釋著權力與神性。這些相似性表明，中墨古代藝術都超越了單純的寫實功能，成為承載宇宙觀和精神信仰的重要媒介。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和墨西哥古代藝術雖然形式各異，但都以構建宇宙圖式為核心，通過藝術化的創作表現對自然和宇宙的理解。這種藝術與宇宙觀的深度融合，構成了人類文明應對自然的古老智慧，也為我們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參照。

民間藝術：生命狂歡中的色彩哲學

如果說古代藝術以莊嚴的宇宙圖式構建了人與自然、神性的對話，那么民間藝術則將這份對生命的深刻體悟，化作日常生活中的斑斕色彩與節慶狂歡。在中國與墨西哥，民間藝術是文明血脈中最為鮮活澎湃的支流，它們以奔放的色彩、強烈的生命律動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成為文化韌性最生動的見證。

墨西哥的民間藝術種類豐富，色彩熱烈，植根于古老印第安傳統，又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融合其他文化的藝術元素，形成獨特的文化表達。從彩繪的木雕動物阿萊布里赫、精美的剪紙，到瓦哈卡黑陶、塔拉維拉彩陶、尤卡坦刺繡與亡靈節的骷髏糖雕，墨西哥民間藝術充滿了生命力，它既承載著歷史記憶，也映照出墨西哥人對命運與信仰的獨特理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阿萊布里赫木雕怪獸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瓦哈卡地區。相傳，紙雕藝術家佩德羅·利納雷斯在病中夢見自己來到一片神秘的森林，周圍回蕩著動物的叫聲。他看到各種超現實的混合生靈：長著蝴蝶翅膀的驢，長著牛角的公雞，長著鷹頭虎身的異獸……它們齊聲呼喚著“阿萊布里赫”這個神秘的詞語。痊愈之后，利納雷斯將夢中的形象繪制出來，又從紙雕發展為木雕，逐漸演化為當今極具辨識度的文化符號。

阿萊布里赫的身軀以極高飽和度的明黃、翠綠、朱紅、靛藍等色彩表現，鷹首蛇身、蝶翼獅爪，扭曲盤繞的造型超出現實邏輯，創造了一個絢爛的視覺幻境。這種強烈的視覺張力，不只是裝飾性藝術，它深植于墨西哥文化的精神土壤：既延續了古印第安文明對自然與圖騰的崇拜，又融匯了西班牙巴洛克藝術的華麗裝飾風格，更體現出底層民眾以色彩對抗陰霾、以精神力量超越現實世界的生存智慧。

中國的民間藝術也擁有同樣強烈的生命張力。例如，陜西鳳翔彩繪泥塑中栩栩如生的瑞獸與人物形象，其藝術語言與阿萊布里赫遙相呼應。這些泥塑多以黑或深紫為底色，再以大紅、亮黃、翠綠、白等鮮明色彩勾勒出形象輪廓，營造出強烈的視覺反差。無論是憨態可掬的虎形泥塑與掛飾，還是戲臺人物、廟會神像，都在“濃墨重彩寫精神”的美學追求中展現了中國民間藝術的質樸力量。

在紙藝方面，墨西哥剪紙藝術也令人印象深刻。這種以薄紙為載體、用刀剪雕刻圖案的傳統技藝廣泛應用于婚禮、節慶與宗教儀式，尤其在亡靈節中形成極具特色的視覺文化符號。電影《尋夢環游記》中，靈界街道上懸掛著各色剪紙的場景，便來自這種傳統藝術的想象與延伸。剪紙圖案多取材于飛鳥、仙人掌、太陽與萬壽菊等本土元素，通過藝術創作營造出一種靈動而莊嚴的視覺效果。在亡靈節期間，五顏六色的剪紙懸掛于街頭巷尾，寄托著生者對亡者的思念與祝福，烘托出神圣、溫情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節日氛圍。

巧合的是，中國的剪紙藝術與墨西哥剪紙雖相隔萬里，卻在藝術形式與文化功能上形成了奇妙的呼應。墨西哥人在亡靈節以剪紙祭奠祖先，中國人則在春節以窗花祈福；墨西哥剪紙熱烈奔放，如熱帶陽光般灑脫張揚，中國剪紙則含蓄凝練，似東方水墨般虛實相生。二者都以最樸素的紙張為媒介，將民間傳統化為視覺符號與情感紐帶，成為對生命、節慶與宇宙秩序的詩性表達。

無論是墨西哥絢爛奔放的阿萊布里赫木雕，還是中國質樸生動的彩繪泥塑，無論是亡靈節飄揚的彩色剪紙，還是春節門窗上躍動的吉祥窗花，這些扎根于民間與日常的藝術作品，都是兩國人民在時間長河中積淀下來的文化精髓。它們風格各異，卻都源于對生命的熱愛與對美的執著追求，見證著兩個古老文明的頑強生命力與不竭的創造力。

壁畫藝術：墻垣上的歷史敘事與文明對話

民間藝術訴說生命的律動與文化的溫度，壁畫藝術則將集體記憶與社會情感凝固于墻壁之上，化為一幅幅兼具敘事性與象征性的視覺史詩。

20世紀初，世界兩端的墨西哥與中國都爆發了全國性的革命，此后又都經歷了長期的動蕩和混亂，彼時，兩國藝術家面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洶涌浪潮與本土社會的劇烈變革，不約而同地轉向民族傳統的深處去汲取力量。在民族救亡與社會革命的宏大背景下，墨西哥壁畫運動與中國左翼木刻版畫運動如雙峰并峙，成為兩國現代藝術史上最具社會意義和民族意識的篇章。兩國藝術家們以敏銳的批判意識和先鋒的藝術語言，對傳統藝術符號進行解構、轉化與再創造。

墨西哥藝術家在革命初期已嘗試以版畫、壁畫等傳統形式來表達他們對本國文化和現實的關切。墨西哥壁畫運動的崛起源于1910年革命后重塑民族身份認同的迫切需求，在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擔任教育部長期間的大力倡導下，以“壁畫三杰”——迭戈·里維拉、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和大衛·阿爾法羅·西蓋羅斯為代表的藝術家們，將宏偉的公共建筑墻體變成描繪墨西哥歷史與未來的巨幅畫布。

在國家宮史詩般的壁畫《墨西哥的歷史》中，里維拉展現了其重構民族敘事的雄心。他并不回避西班牙殖民歷史，揭露了殖民暴力如何打破印第安人平靜的生活，但他更側重于刻畫前哥倫布時期的輝煌以及獲得新生的墨西哥人在建設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阿茲特克太陽歷石成為畫面核心的宇宙象征，羽蛇神庫庫爾坎化身為文明的傳播者，印第安農民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勞作，其形象充滿莊嚴感。里維拉將阿茲特克藝術的平面化構圖、強烈的色彩和鷹、仙人掌、玉米等象征符號，與歐洲文藝復興的透視技巧和現實主義的宏大敘事手法巧妙融合，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墨西哥性”視覺語言。整幅畫人物形象生動逼真，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傳遞出里維拉對祖國和民族歷史的深厚感情。除了國家宮的壁畫，里維拉還在墨西哥教育部、貝拉斯藝術宮等地留下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他的壁畫不僅是對歷史的再現，更具有教育意義，旨在激發大眾對社會變革的認同與參與。

與里維拉的恢宏敘事相比，奧羅斯科的壁畫語言更加內省而深沉。他關注的不僅是民族歷史的光輝篇章，更聚焦于人類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矛盾與掙扎。他善于將印第安藝術傳統中的抽象圖案與現代表現技法相結合，營造出具有高度張力的視覺效果。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面容凝重、姿態夸張，傳遞出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在位于瓜達拉哈拉卡瓦尼亞斯救濟院的天頂壁畫《火人》中，他以有力的筆觸描繪了“火人”這一形象——它融合了古代印第安文化的象征意義與現代美學表達，色調深沉、層次豐富，表現出人類在歷史變遷中面對苦難與挑戰所展現的頑強生命力。奧羅斯科的許多作品既有對現代技術的崇拜，也有對人類精神異化的深刻批判，因此奧羅斯科也成為壁畫運動中最具哲學深度的藝術家。

西蓋羅斯是壁畫運動中行動主義色彩和實驗精神的代表，他致力于通過藝術反映新時代人們的集體意志，強調壁畫在公共空間中傳達社會理想的功能。他積極實驗新的壁畫材料和技法，使用工業和合成涂料、噴槍以及曲面等，采用立體透視與強烈的光影對比，打破傳統壁畫的平面感，使觀者置身于歷史洪流之中。其代表作《人類的進軍》就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想與藝術創新，成為墨西哥壁畫運動的里程碑。與此同時，西蓋羅斯長期關注和同情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并于1956年訪華。他贊揚中國的傳統藝術，對新時代藝術創新提出獨特見解，喚起了當時很多中國藝術家對新藝術的理想，影響了他們此后大半生的藝術道路，這成為中墨文化交流史上一段重要而感人的插曲。

幾乎與墨西哥壁畫運動同期，在中華民族面臨深重危機的20世紀30年代，由魯迅先生大力倡導和推動的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在中國蓬勃興起。魯迅先生意識到了中國與墨西哥正在發生的變革和文化訴求的相似之處，也深刻認識到藝術作為戰斗武器的重要性。他親自編輯出版了《近代木刻選集》，除了介紹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還第一次將墨西哥壁畫介紹給中國讀者，并且在《北斗》雜志第二期介紹了里維拉的畫作《貧人之夜》?？梢哉f，在大多數中國藝術家仍迷戀西方藝術的時候，魯迅卻向人們推薦一種可服務于大眾并與社會互動的新藝術，這無疑為中國青年藝術家指明了方向。

墨西哥壁畫運動與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同是20世紀上半葉全球左翼藝術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都以藝術為武器介入社會變革與民族救亡。它們隔洋相望，在革命敘事中奏響了震撼的和聲，兩者在精神內核上的共鳴——對人民力量的信念、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對藝術介入現實的執著——構成了一種深層次的、跨越時空的“革命藝術精神”的對話。這種精神對話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激起了更深層的回響。當代中墨藝術家在公共藝術項目上的合作，對彼此革命藝術傳統的重新審視與致敬，都是這場始于墻垣之上的偉大對話的延續。

無論是古代宇宙觀的遙相呼應，民間藝術的鮮活對話，還是壁畫、木刻藝術的同頻共振，都證明文明的距離無法阻隔精神的共鳴。在全球化時代，這種跨太平洋的藝術互鑒，不僅豐富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更為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深厚的美學支撐。未來，隨著更多文化項目的開展，中墨藝術必將在對話中綻放更璀璨的光芒。

（作者：孟夏韻，系外交學院西語國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