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與詩人翟永明做文化播客，老朋友很好奇地問我，為什么從來不寫詩？ 我答曰：寫不好啊！ 我沒好意思告訴相識二十余載的翟姐，當年我也寫詩，不僅寫了，還多次發表，收入詩集，好在沒用現在的名字。二十年間，偶爾我也動念，想重拾寫詩的筆，可是當我親眼目睹同齡人站在年輕人中間，朗誦那些自以為是不知所云的句子，我的那一點兒勇氣就消失了。就我所見，大多數自詡為詩人的家伙，無非在干同一件事情：將微不足道的自我感動加以稀釋，轉換成跳躍的、有節奏的文字蒙太奇。在這種看似巧妙的賣弄中，既沒有真摯的情感，更沒有深厚的心智。我甚至懷疑他們中間有些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詩，就像貓根本不清楚它撥弄的球體到底是乒乓球還是毛線團。以賽亞·伯林說，人們總是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過多的審視。一旦有人要求他們探究這些假定背后的預設或者真相，他們就渾身不自在。另一方面，伯林也承認，探究這樣的真相也可能“癱瘓”行動。在詩歌的問題上，我大概屬于后者。

這時候讀《橋：哈特·克蘭詩全集》，感覺自然很特別。在哈特·克蘭（Hart Crane）的詩歌里，我能感受到某種矛盾的東西，其沖突之大關乎性命。然而正如詩人所思所寫，他幾乎從一開始就在面對“什么是詩”的問題——是否具有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意識，我認為是判斷詩人有無巨大潛質的試金石。通常來說，這種意識會對詩人內在的矛盾和沖突予以統攝、形成平衡，盡管對克蘭而言其效果顯然有時間上的限度。

那么，哈特·克蘭究竟是如何看待詩歌的呢？ 這要從兩方面來判斷。一是看他的詩歌創作，二是他的詩歌評論，并將二者聯系起來理解。《橋》這本詩集收錄了克蘭的一篇題為《論現代詩歌》的小文，我覺得相當重要。文中詩人宣稱“詩歌是一種建筑藝術”，這怎么解釋？ 是指它們應該有類似的結構嗎？ 還是指共通的韻律感？ 又或者他想到了德國人謝林所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樂”，試圖改造這般流俗的表述，從而讓詩歌與建筑互為喻體？ 仔細讀下去我發現詩人的想法遠不止于此。在他看來，建筑要承擔橋梁的隱喻，以便詩歌與科學互通往來。

需要強調的是，克蘭所說的“科學”不能跟科技劃等號。準確地說，此處的科學，指的是柏拉圖意義上的人類理性。因此，詩人在他的詩歌創作里想達成的主要目標，是要在人的情感與理性之間架起橋梁。為何這部詩集中最為重要的組詩以《橋》命名，道理就在這里。

可是怎么說呢？ 克蘭的詩論遠不如詩歌本身那么吸引人。他的表述過于詩化，缺乏連貫的邏輯。好在他精彩的詩句更會說話——在組詩《橋》的最后一篇《亞特蘭蒂斯》里，克蘭將柏拉圖描寫的亞特蘭蒂斯視為藝術的至高理想，在那里人類的情感與理性高度統一，一切與愛有關的知識都處于和諧與條理之中。我認為，這才是哈特·克蘭對詩歌的理解：一切與愛有關的知識。

將《亞特蘭蒂斯》與《論現代詩歌》相互參詳，關于詩人的重要事實就逐一清晰了。在詩中哈特援引柏拉圖，在文論里他大幅引用的則是湖畔詩人柯勒律治。而柯氏有一句名言，想必哈特·克蘭非常熟悉。柯勒律治說，一個人生下來，要么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要么是柏拉圖主義者。毫無疑問，哈特·克蘭是一個鐘情于理念的柏拉圖主義者。難怪年長20歲且風格迥異的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暗地里喜歡揣摩他的詩，因為那里面有“柏拉圖”。

明白了以上幾點，克蘭的詩歌就沒那么晦澀了。同時，我也就明白了他在現代英美詩歌傳統中的位置。有人說哈特·克蘭的詩歌深受T.S.艾略特的影響，這話不準確。克蘭與艾略特的詩的確存在某種親緣關系，但是我想認真讀完這本詩集的讀者都會感覺到，克蘭對艾略特的反抗！ 這一點，從他們截然不同的核心隱喻里就能辨識出來。如果說艾略特的核心隱喻是荒原、是廢墟，那么克蘭的核心隱喻則是橋、是塔，是白色的建筑群，更是有別于荒野自然的“人造物”。這樣的隱喻或象征，足以將克蘭與艾略特區分開來，并與惠特曼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雖然惠特曼的詩觀遠比克蘭更加恢弘更加復雜，但是他對工廠、城市、建筑等“人造物”的吟誦，肯定深深地影響了克蘭這樣的后來者。

這是一種浪漫的美國精神，可惜對于哈特·克蘭而言過于沉重了。在《哈特拉斯角》一詩中，詩人一再呼喚惠特曼的歸來（也是文明的歸來），用“信仰的音節”振奮“今后歲月的記錄者們”，然而他終究辜負了自己的祈愿，短促的一生燃燒得那么暴烈——1932年，33歲的詩人從橫渡墨西哥灣的輪渡上投海自盡。“因此是我走進了崩壞的世界/去追索幻想中愛的陪伴，它的聲音/風中的一瞬（我不知被拋向何處）/但并不長久保留每一個絕望的選擇。”（《崩壞之塔》）也許，當世界袒露了它那殘酷的真相，行動（包括詩歌創作）就必然“癱瘓”。崩壞之塔，離荒原不遠了。所以，我將克蘭視為連結惠特曼與艾略特的脆弱一環。

然而幸運的是，哈特·克蘭仍然滋潤著無數愛詩的人。如今，《橋：哈特·克蘭詩全集》有了完整譯介，讀者終于可以像讀同樣早逝的王勃、雪萊以及蘭波那樣，去親近一顆熾熱而幽微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