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末，華君武和音樂家盛家倫、冼星海（自左至右）在延安橋兒溝魯迅藝術文學院合影。 沈逸千 攝

今年是華君武先生誕辰110周年，6月13日是華老去世15周年。時值“生活拾趣——紀念華君武誕辰110周年作品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文匯筆會”微信公眾號特地和他的家人聯系，推送了一組華君武漫畫作品（見6月26日《文匯報 筆會》），以表紀念。

我們同時檢索了華老在文匯報發表的文章，大致梳理出他和本報、和“筆會”的關系。其中，1993年8月29日發表的《音樂與我》，有這么一段：

1938年我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1939年大批干部和學員到前方去，當時冼星海是《黃河大合唱》的指揮，合唱隊員也走了一部分，因此冼星海就要從留在延安的師生中再找些人補充，我居然被選中了，還是唱的男低音，也練習了很多次。有一天合唱隊要去參加歡迎鄧寶珊（當時國民黨的甘肅省主席）的晚會。地點是在南門外的一個土戲臺上。平時我還可以唱兩聲，但第一次上臺看到了臺下那么多人頭，就緊張起來。尤其冼星海站在面前環視大家的時候就更加慌張了。那天唱的是《黃河大合唱》，冼星海舉起指揮小棍，意思是要大家集中注意力，但是我誤以為是要唱了，第一句是“嗨……荷愛唷”，別人都全神貫注，靜靜等候著，只有我一個人憋足氣力喊了出來，當我發現錯誤時，只見冼星海很不滿意地看了我一眼。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眼光的力量。當然冼星海也沒有批評我，因為不是我去報名參加，而是他吸收上我的。但從此以后我也不去上臺唱歌了。

文末還附了一則“編輯手記”：

華君武先生知道我們要刊出他的這篇文章，在來信中又說了這么一件事：“此文在《音樂愛好者》發表以后，音樂家李群（李煥之同志愛人）對我說，當時她也參加了那次演出，也聽到了那聲大吼，但不知道是誰喊的，現在才明白是你。”半個多世紀過去，華君武的一聲吼，讓人至今還能回憶起來，可算藝壇一趣事。

這篇圖文并茂的《【紀念】華君武：冼星海很不滿意地看了我一眼，從此以后我也不去上臺唱歌了》在“文匯筆會”微信公號推送后，收到一則留言：“可惜沒配發華君武和冼星海兩位先生的合影。”小編一面掛，一面在后臺疑惑：這倆還有合影？！這個疑問很快就被夏衍先生的孫女沈蕓打消了，她貼出了華君武和音樂家盛家倫、冼星海在延安橋兒溝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合影。更令人驚喜的是，它還得到了攝影者后人的確認：“沒錯！我爺爺拍的——沈逸千。原照已佚，《中華》畫報曾經發表。”

可能是體諒我們“余生也晚”，一直致力于現當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沈蕓又發來一段說明：

沈逸千（1908—1944），原名承諤。上海嘉定人，歷任上海國難宣傳團團長、戰地寫生隊隊長、中國抗戰美術出國展覽籌備會總干事。被譽為“抗戰繪畫第一人”。

我們最年輕的編輯小錢是90后，她從本報資料里，找出了沈逸千的更多事跡——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文匯報

這個名字第一次在《文匯報》上出現，是1939年3月22日關于“美術國際宣傳團”的一則消息（參見右下圖）：

中央現派畫家沈逸千，組中國戰時美術國際宣傳團，先赴美再赴歐，作國際抗戰宣傳，作品定四月底集齊，分戰時繪畫攝影壁畫漫畫中華景象，及中華民族各聯系宣傳網等八門，共三千余件，表揚前后方軍民參戰動態、戰地將士生活、漢滿蒙回藏苗夷全民擁護抗戰精神，及中國戰時人民艱苦奮斗、努力生產情形。沈定二十二日來渝，該團定五月初出國。

1995年8月31日，“筆會”以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沈逸千之孫沈原一的文章《“抗戰畫家”沈逸千》，同時配發了他1940年素描的賀龍像，以及他和詩人肖三、畫家胡考1940年在晉西北敵后游擊區的合影。此文對沈逸千的事跡有非常詳盡的描述：

1937年7月7日爆發的“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也使沈逸千積存多年的郁悶一掃而光。他不愿躲在后方坐視戰況，便開始了戰地寫生工作。先走平漢線，在北平西郊和保定、石家莊等地停留，畫下了中國軍隊擊毀的第一輛日本軍車和俘獲的第一匹東洋軍馬。隨后又到太原、雁門關、平型關、五臺山等地采訪。1938年，他走訪了臺兒莊，又深入空軍生活了一段日子。

次年，沈逸千來到重慶，發起組織了“中國抗戰美術出國展覽籌備會”，響應者八十余人，其中有葉淺予、魯少飛、趙望云等畫家，他則被推舉為總干事；又自組“戰地寫生隊”，自任隊長，跑了一、二、四、五、六、七、八、九這八個戰區和緬甸中國遠征軍駐地，積累了數千幅寫生畫，在大后方都市以及部隊駐扎處，舉辦了百余次戰地寫生畫展。1942年沈逸千到桂林舉行畫展，茅盾為此撰寫《對于逸千畫展的感想》一文，認為：“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戰場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藝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遠的一個人。”

在太行山抗戰前線，沈逸千像普通士兵那樣蹲在壕溝里，任憑敵方的子彈在自己頭頂上呼嘯而過，仍鎮定地握著畫筆，捕捉著戰斗中的瞬間場面；在戰事頻頻、烽火連天的晉南中條山地區描繪了機槍手的英姿；在滔滔黃河激流中的渡船上，記錄下奮勇前進的將士；在敵后戰場，以雄健的筆觸在畫紙上塑造出斃敵五名、勇奪敵機槍一挺和步槍二支而身負七傷的山西民兵英雄手持大刀、昂首挺立之形象。這樣的作品，怎不令國人為之激動、為之興奮！

1940年7月，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成功地指揮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夏季反“掃蕩”戰斗，斃傷及俘虜日偽軍計四千五百人。正好在該師轄區寫生的沈逸千，激動地前往師部向賀師長表示祝賀，并畫出了這位身經百戰，指揮若定，留著著名的胡子，叼著煙斗的名將之風采。豪爽的賀龍很滿意，隨即揮筆在畫像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無獨有偶，同年，沈逸千還為另一位留著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的抗日將領衛立煌畫過像。據說衛立煌早年在粵軍當營長時，年紀很輕，而在世俗的眼光里，有“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之嫌。為了顯得老成些，衛立煌就蓄起了胡子，后來逐漸成了他的外貌特征。沈逸千面對這位有著戰區司令頭銜、統率著二十萬部隊的虎將，不愿多占用他的寶貴時間，就拿起毛筆，以寥寥數筆迅速繪成一像，著力表現被畫者的大將風度和神韻。衛立煌見畫后大喜，便要過畫家手中的毛筆，簽名認可了這幅速寫肖像。

沈逸千還為不少日俘畫了像，為我們留下了又一歷史見證。1942年1月，他在湖南作了《從火線上押解下來的日俘》一畫。當時，那些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的日俘們看見有人在給他們畫像，都一個個強打起精神。但當沈逸千畫畢后用日語要他們一一簽名并署上籍貫時，幾名俘虜看著畫卷中并未被丑化的自我，內心卻滋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感，也許他們那會兒已經意識到自己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吧。

此外，在鄂東應山，沈逸千畫有兩個日本女俘虜井村月雄和井村芳子像。她倆于被俘后不久，自愿參加了中國的抗戰陣營，反戈去與日本軍閥作斗爭。在訪問延安期間，沈逸千又赴寶塔山上的日干學校，走訪了被俘以后成為反戰者的春田等六個日本人，談話間亦為之畫像。畫家發現：他們對寫生并無惡感。此刻，沈逸千不由得想起了昔日教他畫素描的日本老師細川先生，又覺得日本軍閥發動的這場戰爭同樣也給日本人民帶去深重的災難。

1944年5月，沈逸千于出國展覽之前，去四川萬縣開了生平最后一次畫展。在18日返回重慶的輪船上，一個三十歲左右、自稱名叫“高武”的廣東人主動與沈逸千攀談起來。對方說，得知他是畫家，欲求畫，說其父母剛建成的新房子正好需要幾幅畫裝點一下。船近重慶時，高武將手提的糖匣打開，請沈逸千吃了兩塊糖。船靠碼頭各奔東西后，沈逸千突然感到胸部絞痛，并開始嘔吐，他只好叫了滑竿回家。回到家里，又吐了四次，大瀉六次。他頭暈腳痿、手指癟扁，且整夜胸腹絞痛，難以入睡。家人以為他是發痧，留在家中休養了一星期，體力才略有恢復。

6月1日，沈逸千收到高武的來信，邀他至重慶北碚的“之江飯店”一敘。沈逸千應約而去，高說想請他為亡妻繪一幅畫像，并掏出一幀女人的照片。在畫家端詳照片時，高武特為他調制了一杯咖啡。沈逸千因體乏，決定畫像之事再議，喝完了那杯咖啡就告辭了。不料，進家門才十五分鐘左右，又感到胸腹絞痛，并上吐下瀉，癥狀同5月18日那天一樣。經醫院檢查，才知是中了砒毒。

沈逸千一分析，兩次中毒皆在見高武之后，此人似有嫌疑，忙派人去“之江飯店”查詢，發現高武已不知去向。沈逸千頓感問題嚴重，即以驚人的記憶力默寫出高武的畫像，寄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吁請稽查并緝拿此人，但等了幾個月仍未見結果。

10月2日，身體大虧的沈逸千為了出國畫展事宜，拖著羸弱的身子外出活動未歸，失蹤時間為1944年中秋夜。

中國現代美術界的一顆明星過早地隕落了。假如問他此生有何憾事，那便是未能親眼看到僅僅一年后的抗戰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今天也是“筆會”創刊79周年。請允許我們把這段編讀往來的故事分享給大家，紀念本報前輩和各界先賢一起走過的來時路，和那一顆顆火熱滾燙的少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