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夏天，黔東松桃縣城一隅，一個女孩的命運齒輪開始轉動。19歲的她剛從師范學校畢業，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車，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工作崗位。她個子小小的，站在學生中與其說是老師，不妨說是那幫山里孩子的大姐姐。這天她趁周末閑暇，攥著一小疊信紙來到東風路的一家打印店，想讓打字員把那些寫著她青春迷惘的鋼筆字變成規整硬朗的電腦鉛字。

隔天去取回信紙和打印好的文稿時，打字員對她說：“這是你自己的作品嗎？寫得蠻感人的哩，可以向《松桃文學》投稿呀。”

“《松桃文學》是什么？”

“是松桃文聯辦的一本文學刊物，每一期都拿到我們店給排版印刷。”

“文聯又是什么？”

“是一家文化單位，就在對面樓上。”

就這樣誤打誤撞，她知道了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聯”。在這些尚未發生之前，在苗寨出生長大、只知苗俗的她怎么可能想到，多年之后她竟會運用漢字寫作，做一個成為作家的夢呢？

她的母親是村里最會講故事的人。在田野里，在山林中，在火爐旁，在小河邊，母親講述的故事像一只只閃著星光的蝴蝶，點綴了它的夢。會屙金子的魚，一搖就掉落錢幣的柏樹，化身嬌俏少女悄悄給后生煮飯的田螺，想娶員外家漂亮女兒的癩蛤蟆，蛻皮后竟是美男子的金蛇郎君，還有那些鮮活得猶如就在身邊的樹篼媽媽、阿方、阿曼阿囊、千里眼順風耳……這些故事讓她忍俊不禁，讓她嘆惜落淚，讓她無限神往，陪伴了她整個童年。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苗族人沒有文字，苗繡是他們美麗的“無字之書”，苗歌是他們熾熱的詩歌，一代代口口相傳的故事、傳說、祭辭則是他們千百年的文學作品與族群記憶。

1988年的秋天，6歲多的她跟隨父親到其任教的一所山村小學上學。在那間大家親切地稱之為“豆豆班”的木屋教室，她與一群全然陌生的孩子開始接受教育。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她很快聽懂了老師用漢語講授的教學內容，并能用漢語和班里的漢族同學交流，有時還教他們講一些簡單的苗語。

識字后，她本能地、如饑似渴地、毫不挑揀地閱讀起當時能遇到的所有書籍。學校沒有圖書室，家里為數不多的連環畫已被她翻爛，父親訂閱的《小學生作文》小半天就能看完，幸運的是有愛書人士就在附近，她成了他家的常客。她經常去他家借書，有時他們家沒人，或是等不及他看完，她就悄悄推開虛掩的門，把他總是放在枕頭下面的書悄悄拿走，趕緊看完又悄悄放回。他知道小偷是她，卻從不責怪、追索。小學畢業以后，她再沒去過那人家里，但那些曾經讀過的書，以及小時媽媽講過的故事，自然而然在她的記憶里扎根，直到某一天，像雨后生出蘑菇那樣，一個又一個迸發出來，以文字的形式出現在她的筆下。

后來的一切像蝴蝶效應。一朵朵屬于她的“小蘑菇”出現在《松桃文學》《黔東作家》《銅仁日報》《貴州作家》，再之后是《民族文學》《山西文學》《青年文學》《北京文學》……她其實并不是一個有文學天份的人，能堅持寫到現在，更多靠的是文學前輩與同仁的看重與提攜。每當她抬頭仰望群星閃耀的文學天宇、惶惑無望幾欲放棄寫作時，總有一些貴人出現，像當年那位愛書人士那樣，引導她，激勵她。

2013年，她的首篇小說刊發在《民族文學》上，幸運如斯，她似乎應該再接再厲，但她還是寫得少、寫得慢。她不止一次遭遇寫作上的瓶頸，多次想要放棄，但從來是藕斷絲連：腐土已廣積，菌種已群生。有些作品確實像蘑菇，只要時節、光照、雨水達成默契，就會不受控地拱出來。它們打著小傘，脆弱也堅強，傘面柔滑細膩，傘底全是心事的皺褶。

2024年，她有幸赴北京參加第九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在這里，她結識了許多青年作家朋友，大家言談中傳遞的信息與溫度提振了她的精神，讓她耳目一新。她再一次對文學創作有了更深的體悟，同時也終于理解了2018年她在魯迅文學院大門前看到的8個紅漆大字——傳承、創造、擔當、超越。

創作了這么多年，其中艱辛與不易別人難以知道，可每當她感到無助而想要放棄之時，她總會想起一段話：“我們永遠不會受任何消極與虛無論的影響。盡管人生有許多遺憾，但是面對‘人生如夢’‘滄海一粟’‘意義本無’等說法，我們只能選擇更加珍惜和熱愛生活和文學。和無窮、和永恒相比，哪怕我們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們的成績與可能性也無比地長久與遠大。”

自然，我就是當年那個鬼使神差走向文學的女孩，也是那個不斷把心事釀成文字的句芒云路，還是那個有著平凡生活、要面對柴米油鹽的龍鳳碧。

前不久，與一位朋友聊起一事時再次說到“齒輪”，朋友笑道，明明是你轉動了命運的齒輪，卻說是命運轉動了你的齒輪。我頓感訝然。委實，莊公與蝶，作者與作品，文學與生活，誰能切中肯綮地判定誰是主動誰是被動，誰是此誰是彼呢？

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距我第一次走進東風路的那家打字店已過去近24年。古人把12年稱作“一紀”，那是木星繞地球一周的時間。虛度的、剩余的時光讓人慚愧，即將到來的春天則令人憧憬。回望我的創作之路，對于文學與創作，我從來沒有真正遠離，也從來沒有放棄。那些打小就在我心里深種的東西，時機一到，就會蓬勃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