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教授年近古稀，這學期結(jié)束后就要榮休，可以徹底放飛自我了。我覺得有點恍惚，時間怎么這么快？四十年前，王老師在華東師大文史樓313教室給我們上課的情形，如在眼前。他語言表達跟不上綿密思想的節(jié)奏，講話快又有點小口吃，聽不太清楚，但同學們都不愿意下課。那是一個不分課內(nèi)課外的時代，45分鐘課結(jié)束，晚上還有講座，宿舍里再擺龍門陣。魯迅研究，新人文論、重寫文學史、人文精神討論，當然更有后來的做文化研究、各種詰難爭辯和活動，消磨著很多個黃昏。這樣的時代令人懷想。

想起我寫第一本書的緣起，是王曉明老師和陳思和老師電話中定的。我當時本科剛畢業(yè)，在一個遠郊的學校里當職員，無所事事，也沒寫過什么東西。兩位學界好友電話三五分鐘不到就說定了。我當時都覺得，他們的膽子夠大的。那本書寫作到后半期，王老師患眼疾不能看東西，我每寫完一個重要的章節(jié)，就去他家念給他聽，他和我分析邏輯和材料，給我意見。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全過程育人”或者“售后服務(wù)”的另外一種版本。

很多老學生還記得王老師的一個溫暖的忠告：年輕人要注意身體，早餐一定要吃的，可以簡單點，一杯牛奶，烘兩片面包，兩個煎雞蛋，一個也行哦。為此，他被我們這些吃了他家雞蛋喝了他家牛奶的沒良心的同學們嘲笑了很多年。我的第一件羽絨服是王老師給的，大塊的紅色與黑色相間，很暖和很漂亮，我穿過多年。一次寒假回家，父親覺得他穿著也很合身，說留下給我吧。

從事教育的人經(jīng)常說“言傳身教”。老話還說：經(jīng)師易得，人師難求。我們這些學生是有福的。

王曉明老師1977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1979年秋天考取許杰先生和錢谷融先生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任教。2000年受聘上海大學，創(chuàng)建文化研究系，但在華東師大帶學生上課一直到2009年。如此算來，王老師在華東師大學習和工作超過30年。華東師大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組建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師范大學，是在1924年成立的大夏大學和1925年成立的光華大學以及1879年成立的圣約翰大學的部分系科，這兩個半前身大學基礎(chǔ)上成立的。成立之初名師云集，在中文系任教的就包括許杰、施蟄存、徐震堮、徐中玉、錢谷融，還有歷史系的呂思勉、陳旭麓，哲學系的馮契，地理系的胡煥庸、李春芬等等，所以1959年華東師大被中共中央確定為國家重點建設(shè)的16所大學之一，并且是其中特別以人文學科見長的新中國重要高校。王老師是恢復高考后著名的77、79級那批大學生、研究生。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華東師大的中文系不僅因為復出的老先生們厲害，更因為那批學生和青年教師了得。小說家、詩人、文學批評家，研究魯迅、郁達夫，搞史料學、語言學、文字學，一大群人，加上歷史、哲學等領(lǐng)域的才俊們，爭先恐后競相發(fā)力，使得華東師大中文系和人文學科，以及整個華東師大聲譽再起。

前幾天看到一篇微信公號文章，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華東師大就讀的作家李洱接受采訪，說到他寫作和人生是怎么打下的底子：華東師大中文系，當年聚集了徐中玉、錢谷融、施蟄存等一眾非常開明的先生。王曉明、許子東、夏中義等留校任教后，也給本科生上課?！巴鯐悦骼蠋熤v魯迅、沈從文、張賢亮，許子東講郁達夫和王安憶”，給學生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們那時候不知道，知道了大概也不會太在意1959年的16所之一，但我們知道上世紀80年代的華東師大是我們的唯一。王曉明同學和王曉明老師等人就是使得華東師大成為那個時期，16所之一和很多人心目中唯一的重要貢獻者和重要的傳承者和光大者。作為一個親歷者，我覺得，他們的努力和作為，為華東師大在上世紀80年代學術(shù)界的中興，為華東師大成為今天的華東師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礎(chǔ)。

二十五年前，王曉明老師離開華東師大到上海大學，成為一個事件。究其實，正如陳思和老師所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王曉明面對生活、面對社會、面對他周圍的環(huán)境，有一個比對文學的愛好更高的理想和志向，這個要求使它超出了文學的范圍，更超出了世事浮云的羈絆。有人說，王老師從文學研究轉(zhuǎn)到做文化研究，是一次重要的學術(shù)轉(zhuǎn)向。但是，他的理想和志向，決定了他背后的思想和問題意識，與他當初研究魯迅、研究現(xiàn)當代文學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是閱讀的材料發(fā)生了變化，寫作的對象發(fā)生了變化，又或者是閱讀對象本身以及這個世界發(fā)生了變化，而他的關(guān)心是一貫而且更為深刻的。當這個世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后，有人看到了，寫寫叫作文化研究的文章轉(zhuǎn)身上岸，有的為我所用把“文化研究”“作為理論和方法”，更多的是圍觀。王老師是既然“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魯迅《墓碣文》），借王老師自己的話說：那“盡管明知力弱，也總得奮身出言……我又豈能自限于文學的世界之內(nèi)？”（《半張臉的神話》）。這真是“最魯迅”（倪偉語）的。所以，當之前并不熟悉的錢偉長大校長、方明倫書記、周哲瑋校長等理工科出身的科學家和大學管理者與他對于當代社會的問題、大學責任有著共同的理解，并給予工作上實質(zhì)性支持的時候，一介書生想要下場做點事情、力所能及地改變狀況的沖動，就什么也擋不住了。

這個“擋不住”里，有超越個人和具體單位的大格局，有信任與承諾，都不可辜負。于是，王老師一個猛子扎下去就是二十五六年，過程中千難萬難，外界的紛紛擾擾，個人得失，我想王老師都知道，但都當不知道；都想過，但都略過。甚至，大學承諾的待遇（在當時看來也算禮遇）都撂在一邊——在我們這些農(nóng)村伢子看來真是“幼稚”。于是，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就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一，成為海內(nèi)外從事文化研究的研究工作，以及受惠于文化研究作為理論和方法的文學、歷史、教育、社會學、藝術(shù)學等學界朋友一直念叨的標桿性存在。也因此，王曉明教授的榮休演講，海峽對岸文化研究學會的創(chuàng)會理事長、臺灣清華大學陳光興教授要專門飛過來，二十五年來的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義工教授老朋友們專門跑來。我理解，不只是因為老朋友王曉明老師，更由于艱難、重要的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了不起的工作。

向這樣懷著大格局的“幼稚”而執(zhí)拗的王老師致敬！祝賀我們的王老師回到師大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