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孫犁在延安解放區發表小說《荷花淀》，此后創作愈多、影響愈大。新中國成立后，孫犁編輯《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并以之為園地培養、扶植了一批青年作家。這些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孫犁詩化小說影響，著力描繪華北鄉土風景之優美、人情風俗之美善，被譽為“荷花淀派”。在文學世界里，“荷花淀”不僅指稱坐落于孫犁故鄉的白洋淀，也成為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象征符號。

后世喜愛孫犁作品以及“荷花淀”風格的讀者被其優美詩意吸引，往往忽略那份力透紙背的深沉憂患。“荷花淀”植根于血與火的戰爭語境，反映孫犁創作意識的動態生成、包含晉察冀邊區的抗戰歷史及意識形態。從孫犁筆下看到個性抒情與抗戰救亡、家國情懷的共生，才是領略“荷花淀”詩情的關鍵。

拾取生活的石塊，迸射文學的火花

《荷花淀》雖然在延安創作并發表，卻源于孫犁對晉察冀邊區軍旅生活的記憶，寄托著他對故鄉的思念。孫犁自認因為描寫“異域”，造成了新鮮感：“這篇小說引起延安讀者的注意，我想是因為同志們長年在西北高原工作，習慣于那里大風沙的氣候，忽然見到白洋淀水鄉的描寫，刮來的是帶有荷花香味的風，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鮮吧。”他講述小說中滲透著既是私人又是公共的思鄉情感：“我在延安的窯洞里一盞油燈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紙寫成這篇小說……我寫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寫出了所有離家抗日戰士的感情。”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由聶榮臻率領八路軍115師的部分人員創立。作為軍中文藝工作者，孫犁曾活躍在這一敵占游擊區。入伍之前，孫犁在安新縣同口小學當過教員。同口鎮位于白洋淀之畔，入眼都是波光水影。雖然居留同口的時間不長，卻給他留下難忘印象，這些印象浮現在《荷花淀》里。小說描繪茂盛的荷塘：“那一望無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光舒展開來，就像銅墻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

從1937年底投軍到1944年奔赴延安，孫犁在晉察冀邊區的報社做過編輯和通訊員，也擔任過抗戰學院、華北聯大的教員，還當過隨軍記者等。作為一個配合抗戰的文職工作者，他留下了大量文藝理論、批評文字。為促進邊區的魯迅宣傳，他編寫過《論魯迅》《魯迅、魯迅的故事》《少年魯迅讀本》；為了指導晉察冀通訊社的通訊員們寫稿，他寫了《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編輯“冀中一日”群眾寫作運動的資料后，他又寫下心得文字《文藝學習》。與此同時，孫犁也開始創作，限于戰時條件篇幅皆不長。按他自己的說法：“隨著征戰的路，開始了我的文學的路。我寫了一些短小的文章，發表在那時在艱難條件下出版的報紙期刊上。它們都是時代的倉促的記錄，有些近于原始材料……生活就像那時在崎嶇的山路上，隨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塊，隨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來。”晉察冀抗戰生活塑造了孫犁對文學功能、作者位置的認知，他認為文學主要是一項救亡“事業”：“今天應該把文學看作一種事業，中國人民的事業。過去，有人嚷著文學無用論。把文學叫做閑書，把作家看作狂生。我們覺得這個時期已經老遠過去了。”他倡導青年寫作者要“使自己感覺到并訓練為一個民族解放斗爭火焰之發動者”，不能把文字當成“個人成名的投機”。

1944年孫犁抵達延安，文藝界正深受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影響。孫犁調動抗戰記憶，在晉察冀時期文學積累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當時《解放日報》的編輯讀到《荷花淀》后，驚喜得快要跳起來，認為這是“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毛澤東讀了這篇小說，也稱他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丁玲、蕭軍等從五四時期走來的文人知識分子，與延安文藝體制尚需磨合，孫犁卻與之“無縫對接”，皆因晉察冀歲月培養了性情、打下了基礎。

化悲為喜：“荷花淀”故事的演進

《荷花淀》的發表震動了延安文藝界，卻并非孫犁第一次講述水生夫婦的抗戰故事。早在1939年，還是晉察冀邊區隨軍流徙時期，他就在敘事詩《白洋淀之曲》里講過一次。抗戰勝利后，孫犁寫小說《囑咐》，把這個故事又講了一次。三個故事的人物、題材相同，但表達的情感、思想各有側重。

從《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的變化頗大，體裁從詩歌變為小說，內容上則發生了從感傷悲劇到明朗喜劇的變化。《荷花淀》的故事發生在白洋淀荷花飄香、枝葉葳蕤的季節。村里的游擊組長水生帶領好些個青年投奔大部隊，與妻子匆匆話別。不久，水生嫂等惦念丈夫、結伴尋訪，意外被進淀掃蕩的鬼子追趕，幸虧在荷塘遇到埋伏著的游擊隊。這樣一來，婦女們不僅得償所愿見到親人而且與他們合力抗敵，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

《荷花淀》講的抗戰故事大快人心，《白洋淀之曲》卻是一個與親人死別的悲劇。在這首敘事詩中，水生傷重而亡沒有正式出場，書寫的重心落在水生嫂（菱姑）身上。該詩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菱姑聽聞丈夫水生負傷，匆匆前往探望；第二部分，菱姑與戰友們為犧牲的水生送葬；第三部分，菱姑接過水生的駁殼槍，要在戰斗中復活他的熱情。白洋淀是菱姑趕路途中無暇觀望的風景，也是給親人送葬、承載巨大悲痛的場所。在詩歌呈現出的一派田園牧歌景象中，人物情緒卻沉痛而壓抑。

孫犁雖然早就有感于白洋淀的自然美，但《白洋淀之曲》的風景描寫尚未有機融入情節敘述。直到寫《荷花淀》，他有意識地規避死亡，讓田園牧歌的地域風情與人物積極飽滿的情緒同頻共振。在軍旅間隙寫《白洋淀之曲》，孫犁見慣戰友傷亡，自己也經歷過僥幸的死里逃生，嘗試著記錄情緒與見聞。在延安相對安定的環境中，他仍然念念不忘戰地經歷。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學的宣傳功能，為了響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鼓舞工農兵斗志，孫犁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會改寫人物命運與作品基調，化悲為喜地重講荷花淀故事。

荷花水影懷家國

孫犁第三次講水生夫婦的故事，是到了1946年創作小說《囑咐》。彼時抗戰已勝利，他也終于回到冀中與家人相聚。這一次，孫犁融入了自己的返鄉情感，深切共鳴民間盼團圓的心愿，也由衷贊美故鄉人民在抗戰中的犧牲和功勞。講兒女情長，《囑咐》仍然延續荷花淀故事，但由于時勢之變，這篇小說別具回望戰爭、反思戰爭的意義。

從情節來看，《囑咐》正是《荷花淀》的續篇。水生參加抗戰游擊隊已七八年,因為部隊駐扎家鄉附近，終于有了探親的機會。他踏進家門，驚見幼兒長大，得知老父親早已去世，數年間只有水生嫂艱難持家。然而，水生與妻兒短暫相聚后，甚至來不及給父親上墳就趕著歸隊。水生嫂一大早起身，駕著冰床子（白洋淀冬天冰面出行的一種交通工具，狀似小艇）送他離家。她臨別囑咐水生：“我為什么撐得這么快？為什么著急把你送到戰場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進攻我們的敵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來，和我見面。”

水生嫂的囑咐聲聲，充滿依依不舍又表現出義無反顧。在以“家”為生產單位、為血緣共同體的鄉土中國，如何調動農民參軍是抗戰面臨的現實問題。孫犁出生于華北農村，當然知道農民固守家庭、輕易不肯離開世代棲居地。他當年投軍之時，家里人就商量來去不能答應，最后還是老父親下了決心。孫犁親身經歷這樣的情理沖突，非常理解水生戀家卻又離家的心情:“他們當兵打仗，正是為了保衛他們。暫時的分別，正是為了將來的團聚。”

水生夫婦的分離，是戰亂時代無數家庭遭際的一個縮影。鄉土民眾愿意承受征戰離別，外部動員只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痛感家園破毀、性命瀕危，發生應激進而主動應對。覆巢之下無完卵，保家必當衛國，為人也是為己。有感于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孫犁書寫戰爭避開血淚控訴重在抒發樂觀和生機。在他的筆下，守家/離家各司其責，前方/后方各有分工。那些參加抗戰的男人、守家的女人雖有感傷卻極少悲凄，因為他們堅定相信終有一天能趕走侵略者，待到抗戰勝利以后合家團圓。

《囑咐》中的白洋淀正值隆冬，沒有荷花飄香只有嚴寒封鎖，也成了水生嫂送別親人的分離地。然而小說工筆畫美，淡化離亂之悲。從水生的視角看來，冬天的霜花颯颯和白霧彌漫別有一番風貌，水生嫂駕馭冰床子技巧嫻熟、風姿秀美：“她輕輕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葉。輕輕用竿子向后一點,冰床子前進了……她連撐幾竿,然后直起身子向水生一笑。”對侵略者的憤恨、對家園安寧的期盼定格在這嫣然一笑。只要還有盼歸的家，還有等待的家人，戰士就有永不泯滅的熱情，愛國救亡的事業就扎下了牢固根基。嚴寒已降春天不遠，水生嫂以及無數民眾在荷花水影里悠然織席、安居樂業的那一天，必定如約再現。

在“荷花淀”故事系列中，無論質樸美麗的女性形象還是溫婉纏綿的夫妻情意，總連接著一個以死亡、離別為底色的艱難時世。正如茅盾評價孫犁：“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繪風云變幻的”。孫犁的文學生涯起始于晉察冀抗戰，促成他的創作貫穿著介入現實、呼應時代主潮的關懷。有了“關懷”之重，才形成獨具韻味的“對照美學”：兒女與家國、輕靈與深沉、優美與崇高、柔情與堅韌……“荷花淀”作為孫犁美學典范，從體貼、深入民間倫理收獲晉察冀抗戰經驗、凝聚中華民族反侵略求獨立的精神。

抗日戰爭既是中國人民遭遇的巨大災難，也是其追求現代獨立國家道路上一個令人矚目的里程碑，為當代留下重要的精神文化資源。孫犁熟悉勞動人民和鄉村生活，他講述的“荷花淀”故事以及貫穿他終生的晉察冀抗戰書寫，充分展現了作家在革命進程中的人文關懷，是鄉土文學、抗戰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頁。孫犁并不致力于書寫戰爭苦難與硝煙，而是著重表現民族正氣和人民心靈的閃光、著重以“美”的形態展現時代脈搏及抵抗精神。在當年的解放區文藝中，孫犁淡化苦難、彩筆畫美的創作風格獨樹一幟。在一代代的文脈傳承中，孫犁身上那種“于平淡之中迸發的人生激情”和“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氣”，更影響、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荷花淀”派。在復興民族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力的新時代，孫犁以及“荷花淀”派的創作仍然可以為我們當下的作家提供豐富的啟示和借鑒。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左翼文學與中國近現代的士紳變局”（22BZW14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