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薩》是西班牙作家曼努埃爾·比拉斯的自傳體小說，故事出自一名年逾半百的作家之口，記載了數(shù)十年以來西班牙國家、社會和家庭流變的歷史。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在中國作家陳丹燕的作品中，私人化的敘事也常常承載著社會變遷的記錄。

6月25日晚，曼努埃爾·比拉斯與陳丹燕在上海塞萬提斯學院展開一場對談，以“記憶之屋”為主題，通過文學探索跨越地域的風景。

用文字記住個人的歷史

奧德薩是承載了比拉斯記憶的地方，它位于西班牙北部的群山環(huán)抱之中，“這個城鎮(zhèn)名字充滿了黃色，代表黃色的記憶。1969年夏天，在奧德薩的背后描繪出我父親的形象”，比拉斯在書中寫道。他說，2014年母親逝世時，當時52歲的他意識到要寫一本書，記錄已經(jīng)離去的父母的故事，記錄家庭的歷史。“母親去世時，我正在準備離婚，我一下子失去了兩個家庭：作為兒子和作為父親的。我感到孤獨，寫這本書是在慢慢療愈我的心靈。”比拉斯講述在西班牙，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愛是“深沉”的，對于愛的直白表達并不常見，在《奧德薩》里，他以碎片化的文字記錄和父母有關的事，用文字來嘗試對父母說出沒有表達過的愛。

在作品《上海的金枝玉葉》里，陳丹燕也用碎片化的文字，講述了一個名為戴西的女人的一生。她和戴西相識，看到了她從小到大的照片，之后每一次見她，就請她分享一些照片里的故事，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她經(jīng)歷的社會變遷太多了，所以她剛開始會分辨不出照片是拍攝于哪一年”，陳丹燕說，但是戴西會從照片里，自己衣服的變化，回憶起那大約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她覺得，和《奧德薩》相似的是，這本書中也是由一個個故事組成，故事和故事之間有互相對稱的地方，能看到里面因為對比而產(chǎn)生的不同，從而形成一個有張力的結構。

在兩位作家的作品里，個人的經(jīng)歷常常成為社會歷史的縮影。在《奧德薩》中，比拉斯多次寫到了汽車，對于西班牙人來說，汽車已經(jīng)滲入了生活，是“探索地方和城市的理由，思考地理和道路的謎題，抵達河流和海灘的方式，也是將自己與世隔絕的小空間。”汽車成為他家庭生活與個人經(jīng)歷的一部分，“可以說我父母的歷史和西班牙汽車發(fā)展的歷史是并行的。”他說。

“在小人物的身上，能看到大的時代造成的影響。”陳丹燕認為。在《上海的紅顏遺事》里，她以電影明星上官云珠之女姚姚為敘事主線，記錄她從童年客串《三毛流浪記》到31歲車禍身亡的坎坷經(jīng)歷。“我從來沒有寫過那么沉重的故事，每一個年份我都要去做調(diào)查，找到相應的人可以告訴我對應的事情。”她說，例如有位老人還記得1932年日本人炸閘北區(qū)寶山路上的上海商務印書館那天的情形，被燒毀的紙在冬天的東北風中向市區(qū)漫天飄來，像黑色的雪片。“通過寫一個故事，讓我知道了一年一年在上海這座城市發(fā)生的事情，如果不寫這個故事，我是不會知道的。寫這些故事讓我更加熱愛上海。”陳丹燕說。

旅行所看到的世界

除了書寫自己生活與熟悉的地方，曼努埃爾·比拉斯和陳丹燕都是經(jīng)常旅行的作家，都在文字中記錄自己的旅行。比拉斯曾在美國旅居十年，常常往返于美國和西班牙。他認為，旅行是一次次發(fā)現(xiàn)之旅，總能帶來靈感，讓人對熟悉的空間也能產(chǎn)生新的感受。

“旅行能讓你發(fā)現(xiàn)普世的價值和人與人之間無論國籍和種族的連結，這總會讓我覺得很感動”，比拉斯說。另一方面，旅行成為了他“回家”以外的另一種人生方向。他引用了鮑勃·迪倫曾唱過的“沒有回家的路向”（No Direction Home），直言與他“感同身受”。“現(xiàn)在，整個地球是你的故鄉(xiāng)，所有的人類都能遇見對方，愛對方。”比拉斯說。

對陳丹燕而言，“旅行看世界”是她從小時候起就一直存在的渴望。在世界各地旅行后，她發(fā)現(xiàn)，在身邊的事物中也能找到看過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和你的連接已經(jīng)形成了”，她說。目前，她正在著手寫一本關于“玫瑰”的書，契機來自全球疫情無法飛行期間，她去了辰山植物園的玫瑰園，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月季是歐洲現(xiàn)代雜交月季，每一種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其中一種叫“蝴蝶夫人”，“我想到的是我在長崎的玫瑰園里看到的玫瑰”，陳丹燕回憶，另一朵名為“拿鐵咖啡”的玫瑰則讓她想起在德國第一次喝到拿鐵的情形。“我相信，在你看過世界之后，你可能在周圍的任何細小的事物上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她認為，不只要讀書，也需要通過旅行來形成自己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