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1904——1998年）是我國著名圖書館事業家、版本目錄學家。從早年傳統文化的思想啟蒙和投身圖書館事業，到革命戰爭年代對圖書文化遺產的奮力保護，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對圖書館事業的集大成，這位20世紀的見證人，以中華文脈的守護者為肇始，以66年的求索深刻影響著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進程，而最終融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復興事業。

顧廷龍自幼浸潤于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在青少年時期即與圖書館結緣。他生于江蘇蘇州的書香世家，從四歲起即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并受家族金石圖書之學的熏陶，逐漸形成對傳統文化典籍的虔敬之心。1931年至1932年，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讀研究生，容庚、郭紹虞、黎錦熙、顧頡剛等名家大師為一時之盛，激勵著顧廷龍對國學圖書的熱情。

此時正值中國圖書館事業新舊轉換，影響了顧廷龍的從業選擇。1931年夏，蔡元培主持建成國立北平圖書館，一改歷來藏書樓舊制，結合國情制定新的規章制度，為我國第一所新型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省立圖書館都受其影響，管理體制和社會服務等方面，逐漸改觀，出現新貌”。顧廷龍當時“負笈燕京，前往參觀，洋洋大觀，美不勝收”，對其選擇從事圖書館事業產生很大吸引力。

顧廷龍在工作實踐中立足于文化傳統，以維護中華典籍為己任。他從燕京大學畢業后，擔任校圖書館中文采編部主任，“以搜集、整理材料，作為一生辦館治書的方向”，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還創造性地進行館藏書目的編纂，所編第一部書目《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以藏書的內容特點分為三卷，每卷又按經、史、子、集分列，對經史之書加注章氏題跋、友人識語、章氏移錄前人題記少見者，間或加以按語，使讀者一目了然，立即引起學界關注和贊譽，初步奠定了其在圖書館事業中的地位。此外，他還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駐北平采訪處主任，雖力盡其責，但對哈佛意圖購買中國珍稀古籍，則堅持內外有別，或自己設法或盡力游說燕大籌資制作復印本交予美國，使國內原刻本得以保存，拳拳之心頗為同仁感佩。

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華戰爭，各地經年積累的無數珍貴圖書文物毀于戰火，顧廷龍深感痛心。他慨嘆：“抗戰以來，全國圖書館能照常進行者，僅燕京大學圖書館一處，其他或呈停頓，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書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國，乘其時會，力事搜羅，致數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視其流散，豈不大可惜哉！”

參與創辦合眾圖書館，終使顧廷龍一展保護傳統文化之抱負。愛國藏書家葉景葵、張元濟等同感國家劫難，時局緊迫，欣聞顧廷龍才志，遂力邀赴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主持館務，“謀國故之保存，用維民族之精神”。顧廷龍欣然應允，“謂人不能自有所表現，或能助成人之盛舉，亦可不負其平生”。1939年7月，顧廷龍抵滬擔任合眾圖書館總干事，具體承擔起創辦和主持各項館務的重任，提出負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責任，“建設一專門國粹之圖書館”，“以保存古書為職志，并當保存其式樣，一以舊時庋藏為主旨，略采現代之方法，不求形似而取得其實利”。其辦館思想得到董事會和社會各界認可，捐贈匡助者甚眾，幾年中合眾圖書館藏書即達十幾萬冊。他根據館藏特點編印了各類書目，合起來即可展現合眾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分開則能反映各家捐贈圖書的特色，形成具有鮮明人文和學術內涵的書目版本系統，大大提高了館藏資料的利用效率，迄今仍為古籍編目工作者參考，為文史哲學者提供引導和借鑒。為存亡繼絕，顧廷龍十分重視編印圖書館藏書，使稀見典籍化身千百，以流傳和弘揚中華文明遺產。他在《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中提出：“名人未刻之稿當為刊傳，批本、校本當為移錄，匯而刊之……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處于“孤島”時期的上海合眾圖書館，克服經費、人力等各種困難，陸續印成《合眾圖書館叢書》一、二集，共十幾種，為古籍傳播作出可貴貢獻。

顧廷龍冒險收集了大批革命文獻。當時有關馬列主義和共產黨情況的書刊資料很難收藏，公立圖書館不會也不敢，普通私家一經發現則有殺頭之虞。顧廷龍出于職業敏感，意識到它們具有珍貴的文獻史料價值，所以在參與創辦合眾圖書館時就千方百計注意搜集保護這方面的書刊資料。抗日戰爭勝利后，顧廷龍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從貴州大學圖書館將一批革命文獻轉移至合眾圖書館，藏于書架頂端與天花板接合之處。解放初期，中央宣傳部曾派員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們在許多地方空手而歸，卻在合眾圖書館覓得一大批珍貴資料，后作為北京圖書館的新善本永久保存，這是難得的歷史遠見。

新中國成立后，顧廷龍深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圖書館事業迎來了光明前途。1953年，合眾圖書館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更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并入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出任館長，漸集圖書館事業之大成。

廣泛收集搶救各類文獻。顧廷龍從事圖書館工作以來，就以自己的學識和慧眼，搶救了各類稀有文獻。如抗戰以來收集朱卷達八千余種，后成為上海圖書館特藏。1955年，曾從廢紙堆中搶救了大量很有價值的文獻，并據此提出，收集文獻的標準應當寬些，否則很容易與許多歷史文獻失之交臂。他總結了12大類型的收集范圍：革命文獻、檔案、地方志、家譜、社團記載、個人記載、古代醫書、賬簿、迷信書、民間文藝、古典藝術、圖片。還強調，要積極向社會宣傳，重視圖書文物的保存、積累和分類整理。這些思想對指導高品質、有特色圖書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編制巨型古籍聯合書目。一是編制古籍檢索工具書《中國叢書綜錄》，共收錄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全國41個大型圖書館所藏古籍叢書2797種，子目38891種，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二是按照周總理遺愿編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978年至1998年歷時二十年完成，共收錄全國781個圖書館等文化機構所收藏的古籍善本6萬種，約13萬部。該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研究貢獻巨大，推動了其后一系列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完成，成為中國現代圖書館發展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聯合目錄和圖書館古籍整理成果。

倡導大量復制，使孤本不孤，代代相傳。除提倡利用現代技術如縮微照相，對重要圖書資料隨手采獲外，他極力主張大批印制古籍。在擔任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館長期間，先后主持影印30多種珍貴文獻，或由上海圖書館石印，或與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等合作影印，很多極具歷史價值的文學、音韻、經學、數學、農學等孤本得以廣行于世。顧廷龍還注重言傳身教培養圖書館事業人才，其精神業績深深感染教育了幾代圖書館人。

顧廷龍經歷不同時代，他在自傳中說，新舊政權和軍隊，“兩個世界，兩個天地”的對比，無數事實說明：“黨是真正愛護圖書文物、保存歷史文化遺產的”，“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前程未可限量”。因此，1982年，顧廷龍以78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無數仁人志士的歸宿，也是滄桑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