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出生并成長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維吾爾族作家阿舍，兵團作為她的故鄉，既是她漂泊靈魂的棲息地，也是她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從兵團出發，阿舍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幅新中國建設初期邊疆地區別樣的歷史風貌，同時也為中國當代文學奉獻了一部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她的近作《阿娜河畔》就是一部旨在深情致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那些篳路藍縷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長篇小說。本文試圖從拓荒和人性兩個維度展開對文本的分析探討，在深度挖掘作家筆下那些最具人性深度的悲劇性人物形象的同時，也對小說中所描寫展示的一代又一代兵團人艱苦卓絕的奮斗場景與奮斗精神致以崇高敬意。

關鍵詞：阿舍 《阿娜河畔》 新疆兵團 拓荒與人性

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國，帶有突出亦兵亦農性質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如果可以看作是一種只有在新的社會制度下才可能出現的新生事物，那么，維吾爾族著名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這部旨在深情致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那些篳路藍縷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長篇小說，自然也就應該被理解為是對社會主義新生活某一個重要側面的觀察與表達。盡管說或許是出于個人生活經驗有限的緣故，這一新生事物中“亦兵”的一面在文本中處于被忽略或者說被遮蔽的狀態，但《阿娜河畔》卻仍然應該被視為帶有一定填補題材空白性質的優秀作品。

一

與小說所要表達的宏大主題緊密相關，阿舍為《阿娜河畔》設定了相對宏闊的一種故事時間。雖然說為了凸顯主人公明中啟的重要性，小說的敘事從1957年9月5日茂盛農場子弟學校的正式開學起始，但實際上，整部小說的故事，是從初始建國的1950年開始的：“一九五〇年，明雙全就地轉業，隨部隊投身大生產運動。那時阿娜河下游兩岸還是一片杳無人跡的戈壁與沙漠，宛如月球一般荒涼，只零星分布著一些當地居民，他們半牧半農，住在蘆葦搭建的窩棚或者土坯筑就的低矮平房里，幾乎沒有人會講漢語，也不知道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1在這里，借助于對明雙全人生轉折的介紹，作家所描寫展示出的，其實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大規模拓荒之前，阿娜河下游兩岸的荒蠻景象。尤其是關于那些原住民生存條件簡陋以及精神世界貧瘠情形的描寫，更是令人有觸目驚心之感。不會講漢語倒也罷了，關鍵問題是竟然“不知道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但其實，實際的情形恐怕比阿舍的描述更為嚴重。相比較而言，一種更切合實際情形的描述應該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為何物，意識世界中并沒有形成“世界”這個概念。事實上，也正是如此荒蠻情形的存在，在充分凸顯兵團拓荒與建設工作緊迫性的同時，也更是凸顯出了其重要的原因和價值。如果借用學術界近年來流行的現代性理論來加以關照，新疆建設兵團在共和國成立之初，包括阿娜河畔在內的廣大新疆地區的拓荒和建設工作，某種深層的意味，就是現代性在邊地的發生，以及現代性時間的真正起始。實際的情形也的確如此，正因為有了如同明雙全這樣第一代兵團戰士的辛苦勞作，也才有了阿娜河流域一帶根本變化。僅僅過了五六年的時間，阿娜河下游兩岸就開始籌建包括茂盛農場在內的五個新農場。且看作家開篇處關于1957年那個時候茂盛農場基本情形的相關描寫：“茂盛渠將茂盛農場一分為二。左岸人多，住得也集中，場部、托兒所、衛生隊、學校、商店、機械修配廠、加工連、種子庫……都在這一片，積滿灰塵的馬路和稀疏的林帶已經顯示出拓荒者的到來。”2看似只是外在景觀的一些描寫，但作家借此所隱約透露出的，卻是曾經的戈壁和沙漠發生的巨大變化。用小說中明中啟的啟蒙老師尤汪洋在課堂上的講述來說，就是：“現在不同了，阿娜河下游兩岸有了人，戈壁荒灘已經因為你們爸爸媽媽的到來醒來了，到處是歡聲笑語，到處是電力的馬達聲、機械的轟鳴聲，不久之后，這里將會成為瓜果飄香大樹成蔭的荒漠綠洲。”3無論是“電力的馬達聲”，還是“機械的轟鳴聲”，都曾經是我們關于現代化想象的標志性事物。當尤汪洋來描述未來社會情景的時候，所強烈凸顯出的，正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向往和追求。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外在景觀變化的同時，也有提升內在精神世界的積極努力。要想從根本上改變或者說形塑一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對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茂盛農場之所以在百廢待興的初建時期，在只有一個老師可用的情況下，就把子弟學校的興辦提到議事日程之上，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農場初建，萬事開頭難，茂盛農場三百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上，缺的是人和人才。”4盡管說子弟學校的積極創辦，從表面上看是要想方設法盡快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但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教育事業所關涉到的，卻是文明程度是否能夠得到普遍提高的重要問題。在我的理解中，作家阿舍之所以要從茂盛農場子弟學校的開學場景寫起，某種深層的考量恐怕就落腳在這個地方。到了小說結尾處的第七章中，敘述者明確交代，女主人公石昭美的實足年齡為五十周歲。由此而倒推到第一章的第三節，說：“石家有個七歲的獨生女，名叫石昭美。每天早晨，石永青都會牽著女兒的手經過明家門前，仔仔細細把她送到學校。”5因為這一節故事發生的時間為1960年，所以石昭美出生的那一年就應該是1953年。從1953年起開始推斷，等到石昭美五十周歲的時候，故事的時間就應該是2003年。起始于明雙全轉業成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員的1950年，結束于進入21世紀之后的2003年，整部《阿娜河畔》的時間跨度既然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那自然也就稱得上是宏闊綿長了。從根本上說，也只有在如此宏闊的一種時間跨度中，作家阿舍才有可能充分地書寫表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拓荒與發展壯舉。

二

然而，或許是因為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時代社會語境影響的緣故，筆者明顯地感覺到阿舍在處理相關人物與故事時的那種欲言又止欲說還休情形的存在。這一點表現在那位曾經對明中啟的人生產生過重要影響，但卻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子弟學校教師尤汪洋身上。個人歷史相當復雜的尤汪洋，之所以能夠獲取場長葛有才的信任，成為子弟學校的老師，與他出眾的才能緊密相關：“唯一的老師名叫尤汪洋，四十五歲，婚姻情況不詳，上海人，私立復旦大學畢業，曾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工作，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起義部隊留在新疆，經整編，輾轉來到茂盛農場。此人多才多能，大學學的是文科，來到農場，先搞棉花良種培育，再搞養雞場，雞生的蛋多，孵出的小雞也多，農場視他為萬金油，遂遣他來當老師。”6饒有趣味的一點，首先是“婚姻狀況不詳”。照理說，既然采用了類似于上帝式的全知全能敘事方式，那么，包括尤汪洋婚姻狀況在內的一切情況，敘述者全都應該了如指掌。既如此，那尤汪洋的“婚姻狀況不詳”一句也就只能被理解為是作家在這一問題上不想做過多糾纏的敘事策略。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尤汪洋成為子弟學校老師的具體時間節點，正是疾風暴雨的1957年。一方面，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個人經歷復雜的尤汪洋，之所以能夠憑借著自身的多才多能而成為教師，與場長葛有才對他的信任緊密相關。另一方面，置身于那個特定的時代之中，尤汪洋的被重用也必然會受到相關人等的質疑。比如，那個名叫何一福的警衛排排長，就曾經對明雙全抱怨吐槽：“你瞧，咱們的娃娃，怎么讓一個起義過來的人教，他能教得對嗎？”7當明雙全以“人家可是有大學問的讀書人”8加以回應的時候，何一福給出的說法卻是：“這不是學問大小的事。我可聽說北京的大教授都出問題了啊。”9毫無疑問，正是借助于何一福與明雙全貌似閑談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疑慮，阿舍非常巧妙地道破了1957年那個特定時期的整體性社會特征。何一福雖然并沒有直接使用“反右派”這一政治語詞，但他所謂“北京的大教授都出問題了”云云，其實際的指涉對象就是當時已成鋪天蓋地之勢的“反右派”運動。誠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阿娜河下游兩岸，雖然天高皇帝遠，但卻也不可能成為化外之地，也一樣逃不脫時代暴風驟雨的各種襲擾。

作為明中啟的啟蒙老師，尤汪洋的確在很多方面都對明中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方面，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二人私下交談時，他對上海那極富智慧的描述與介紹：“上海啊，那可是說上幾天幾夜都說不完的。”10具體的講述過程中，“尤汪洋從上海的人口講到上海的學校，從上海的外灘碼頭講到上海的街道。”11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上海社會教育狀況的講述：“鴉片戰爭之后，上海作為第一批通商口岸被迫開放，很多人把這件事當作恥辱，但是，它又確實給上海，給我們國家的經濟帶來了發展。很簡單，口岸一通，那些西方人就要進入上海做他們的生意，這叫殖民經濟。他們開銀行辦公司，這就給上海人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他們自己沒那么多人嘛。”12但上海人要想去外企工作，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能夠講英文。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有了英文熱和教育熱的興起。等到民族經濟在上海發展起來之后，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員和工人的需求量更是大大增加。由此所進一步導致的，就是數百家各式各樣“職業學校、職業補習學校和民眾學校”的蜂擁出現。如此之多職業學校積極創辦的結果，就是具有一技之長的實用型人才的快速大量培養。由此而得出的一個結論便是：“上海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一邊辦企業辦工廠辦商業，一邊辦教育，教育跟不上，經濟就上不去。”13此處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就是，在敘述尤汪洋和明中啟親密無間師生關系的過程中，作家為什么非得要以這么大的篇幅來凸顯上海和教育的重要。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只有聯系故事情節的進一步演進，才能夠給出較為完滿的解釋。一方面，正因為尤汪洋很早就在少年明中啟的內心深處種下了對“文明”上海或者說“現代”上海的向往，所以等到他成年后和上海知青樓文君邂逅之后，方才會不管不顧地甚至以單相思的方式戀慕上了這位來自于上海的青年女性。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尤汪洋早在這個時候就讓明中啟理解了經濟乃至社會發展和教育之間存在著的內在緊密關聯，所以成年之后的明中啟也才會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教師這個職業，并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代價。事實上，也正由于尤汪洋充分地展示出了自己超人的魅力，才會徹底迷住正處于個人成長關鍵階段的明中啟。從尤汪洋那里，明中啟所獲得的最重要的一個啟示，就是那一句堪稱座右銘，此后曾經對他的未來人生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眼望四野萬象，心如明鏡磐石”。

但是，置身于1950—1960年代之交那個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即使是在偏居一隅的遙遠的新疆地區，如同尤汪洋這樣一類個人身世復雜的“舊”知識分子，根本就不可能逃脫掉時代政治暴風驟雨的襲擾。很快地，到了明中啟剛剛升入初三年級的時候，尤汪洋便突然消失了。早已成為人生偶像的尤汪洋的突然消失，對明中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沖擊。為此，他曾經就老師的去向問題專門詢問父親明雙全。沒想到，從父親那里得到的，卻是一通意想不到的疾風暴雨：“為什么？他身上的問題多著呢，舊社會的大學生，思想轉變不過來，教學上老想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什么夸——夸——夸美什么玩意兒，他娘的，資本主義的名字都這么難記。”14在明中啟補充說這里的“夸美什么”乃是西方教育家“夸美紐斯”的情況后，明雙全繼續給予尤汪洋以猛烈的批判與攻擊：“馬列主義就是進不了他的腦袋，這怎么能行，知識分子，不管學的是什么，都得用馬列主義。他的腦袋里不僅裝著資本主義那一套，還有封建主義殘余。”15自此之后，除了明中啟時不時地會想起這位啟蒙老師之外，作為作品中次要人物之一的尤汪洋便一去無蹤影。關于這位舊知識分子后來的命運遭際，小說文本再無涉及。雖然我并不知道作家阿舍為什么會以如此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處置尤汪洋這一人物形象，但其實，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如同尤汪洋這樣一類人物形象，毫無疑問擁有著豐富的社會學和人性內涵。倘若作家沿著這一道人性的豐富礦脈深入挖掘下去，當會有更加豐碩的藝術收獲。

與書寫和表現明顯不夠充分的尤汪洋相比較，小說中能夠給讀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一位悲劇性人物形象，是成信秀的第一任戀人石永青。成信秀和石永青的愛情，建立在兩年中學同班同學的基礎之上。然而，就在他們之間的戀情確定之后不久，成信秀就面臨著是不是前往遙遠的新疆省（也即后來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參加革命建設工作的重大人生抉擇。當成信秀不顧家人的反對義無反顧地堅持要遠赴大西北邊陲以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之后（一個不容否認的文本事實是，在事關成信秀遠赴新疆這一關鍵性人生選擇的描寫上，阿舍采取了太過輕易的處理方式。相比較來說，較為理想的處理方式就是，在強調成信秀當然會最終選擇遠赴新疆的同時，將她做出人生選擇的艱難程度也全方位地呈現出來），抉擇的天平自然也就搖擺到了一心熱戀著她的石永青這邊。在經過了一番不無痛苦的煎熬之后，石永青終于還是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決心追隨著成信秀遠赴異地他鄉。但這個時候的石永青卻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意識到，自打他立下這個誓言的時候起，他就已經在劫難逃地陷入到了多達三重的苦難深淵之中。第一重苦難是指等到他千方百計地在水文地質隊尋找到曾經有過婚約的成信秀的時候，成信秀卻已經為情勢所迫身不由己地嫁給許寅然，成為了別人的妻子。面對如此一種意外的局面，石永青一時間被一種痛苦萬狀的凄苦所徹底籠罩。盡管說由于許寅然前妻不期然間的意外出現而使得成信秀在與許寅然離異后再次回到了石永青的身邊，但石永青卻根本不可能預料到，還會有另外的一重苦難等待著他。那就是，雖然在得知成信秀已經懷有許寅然女兒的情況下，石永青仍然以一種特別包容的心態和成信秀結婚，走到了一起，但也只有到他們在茂盛農場定居之后，石永青方才了解到自己竟然天生就不具備生育能力。這自然會對石永青的精神世界再次形成難以承受的重大打擊：“成信秀以這種口吻勸說石永青，石永青聽了卻不是滋味。許寅然先他一步娶了成信秀，許寅然還能讓成信秀成為一個母親，余生他將始終背負著這兩件有失男人臉面的陰影佯裝無事。”16盡管說生性善良的石永青滿心滿意地愛著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但是他落空了，愛情、婚姻和家庭，毫不商量地就給他心里留下了一個永遠也無法彌合的空洞”17。然而，與以上兩種苦難相比較，更加令人絕望的，卻是來自于社會政治層面上的巨大人生壓力：“還有外界對他施加的壓力，入伍來到新疆，十三年里，國民黨少校軍銜的父親前往臺灣的身世背景一再使他遭受政治上的懷疑和質詢，他為這件事寫過多次反省材料以說明自己的選擇，但還是無法洗清自己。”18正因為永遠都無法說清楚的身世，所以，石永青便無以逃避地成為教育對象，被遣送至生產七連去參加勞動鍛煉。到后來，雖然情況曾經一度緩和，石永青也回到了場部和妻女一起生活，但卻終歸還是在劫難逃。等到政治風浪再度襲來的時候，石永青竟然以“搶奪革命功臣的妻子，破壞革命婚姻，動搖戍邊官兵的軍心”19的莫須有罪名而被“剝奪醫生資格，再次遣送至七連勞動”。更為嚴重的情況是，主政者竟然還誣陷石永青的“以死鳴冤”行為是畏罪“上吊自殺”。一直到數年之后，在成信秀的一再堅持下，方才徹底查清了事件的真相。原來，由于七連的醫療條件過于低下，藥品供應不足，遂致使兩個病員病情惡化后死亡。死亡事件發生后，“七連為此成立專案組。專案組成員——原茂盛渠管理站職工連夜審訊石永青，第二天即為其定罪：故意殺害勞動群眾，三天內執行槍決。石永青無法接受，以死為自己鳴冤”20。雖然說由于有成信秀堅持不懈的積極努力，石永青的冤案終獲平反，但正所謂人死而不得復生，石永青悲劇性的死亡結局，在某種程度上乃可以被視為是對那個不盡合理時代的最強烈抗議。

三

在強調石永青是《阿娜河畔》中最具人性深度的悲劇性人物形象的同時，我們也更應該看到，作為一部旨在書寫表現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日常生活圖景的長篇小說，作品對一代又一代兵團人那堪稱艱苦卓絕的奮斗場景與奮斗精神的精彩描寫與呈示。具體來說，進入到阿舍筆端的兵團人，主要是明雙全、成信秀、許寅然、石永青、李秀琴他們這一代，以及作為下一代的明中啟、石昭美、樓文君、明千安他們幾位。很大程度上，作家在這一方面的傾力書寫，甚至可以讓我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毛澤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邁詩句。具體來說，這樣一種帶有悲壯色彩的犧牲精神突出地聚焦表現在許寅然和成信秀這兩位人物形象身上。首先，是當時身為水文地質隊隊長的許寅然。那一次，在地質隊員們乘坐著卡盆渡過阿娜河的時候，因為河水突然間暴漲，成信秀一不小心落入了水中。值此關鍵時刻，奮不顧身地在水中搶救成信秀的，就是許寅然。雖然說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許寅然最終被成功營救上岸，但因為粉碎性骨折的緣故，等到他痊愈的時候，一條腿卻充滿遺憾地“永遠跛了”。原本內心里一直牽掛眷念著石永青的成信秀，面對著許寅然多少有點不管不顧的情感攻勢，之所以不復猶豫，斷然答應和他走到一起，其實與許寅然為了救她而致身殘這一事件之間存在著不容否認的內在關聯。細細推敲打量許寅然的水中救人行為，固然不能說其中就沒有摻雜有情感的因素，但即使如此，許寅然那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也仍然值得予以充分肯定。其次，是當時身為阿娜河水利一處規劃隊成員的成信秀。在阿娜河干海子第二水庫建設工地，成信秀和另外的兩個隊員退后站在一堵北墻下面臨時休息。沒想到，早已根基不穩的北墻卻突然倒了下來：“站在成信秀身后的兩名隊員當場被砸得五官不清氣絕身亡。成信秀則因靠前一步，被救起時還有呼吸，但是，當她在師部因半城醫院昏迷四天后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右臂。”21為了工作而失去一條手臂，成信秀因此而被師部授予一枚二等功獎章。與前面多少摻雜有一些情感因素的許寅然的犧牲精神相比較，成信秀的犧牲精神毫無疑問要顯得更加純粹一些。許寅然、成信秀他們兩位之外，無論是1964年前后上海知青的大規模進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抑或還是如同明中啟一樣長期堅持扎根在茂盛農場學校的行為，也都應被看作是犧牲精神的某種體現。從根本上說，正因為有了以上這些犧牲精神所形成的那種巨大歷史合力的存在，所以也才會有以茂盛農場為縮微景觀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部艱苦卓絕拓荒和發展史的藝術呈現。

作家王安憶曾經特別強調藝術結構對小說創作的重要性：“當我們提到結構的時候，通常想到的，是充滿奇思異想的現代小說，那種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隱蔽意義的顯身術，時間空間的重新排列。在此，結構確實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個機關，倘若打不開它，便對全篇無從了解，陷于茫然。文字是謎面，結構是破譯的密碼，故事是謎底。”22從藝術結構的角度來說，阿舍的《阿娜河畔》設定了兩條時有交叉的結構線索。如果說其中的一條線索是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分析的拓荒和發展史，那么，另外的一條線索就是成信秀和明中啟他們兩代人不無曲折的情感史。具體來說，這里的所謂情感史，又可以說是兩段令人刻骨銘心的“三角戀”故事。第一段“三角戀”故事，主要發生在父一代的成信秀、石永青和許寅然之間。不僅屬于一女二男模式，而且帶有突出的被動性色彩。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涉略，成信秀遠在家鄉湖南的時候，就已經和志同道合的中學同班同學石永青有婚約在先。想不到的是，一方面，或許與那個特定時代通訊不夠發達有關，進入新疆之后的成信秀，雖然一直思念著石永青，渴盼能夠早日和他相聚，但卻陰差陽錯地難以和他取得聯系。另一方面，不知內情的許寅然，在情感上對她所發動猛烈攻勢。成信秀自然陷入到某種無所適從的兩難狀態之中。就在成信秀已經要認定石永青不知所蹤的時候，為了從河水中救出成信秀，許寅然竟然付出了跛腿的慘重代價。就這樣，在一種“知恩圖報”的社會心理下，對石永青的再次出現不復抱有希望的成信秀，最終決定嫁給了對自己百般示好的許寅然。正如同成信秀自己清醒意識到的那樣，有著一種不由自主的命運使然與造化弄人性質。既然不是相關當事人等主觀意志的體現，那這樣一種“三角戀”就毫無疑問被籠罩上了一種莫名的被動性。

下一代也即子一代的“三角戀”情感糾葛，除了曾經一度暗戀石昭美的明千安之外，主要發生在明中啟、石昭美和樓文君他們三人之間。與上一段感情糾葛相比較，這一段感情糾葛不僅屬于一男兩女模式，而且還有著不容忽視的主動性色彩。這里的主動，乃集中體現在明中啟和石昭美他們兩位身上。在上海知青進入兵團后不久，明中啟就對上海姑娘樓文君產生了難以自抑的戀慕之情。或許與內心深處尤汪洋早已播下的對上海這座現代文明城市的向往有關。對于他們倆之間殊為投契的情感狀態，作家曾經給出過這樣的描述：“她不認識學校其他人，就找明中啟了解情況，兩人從學校的創建聊到具體的某位老師，從家庭的教育聊到學生的求知欲，從低年級的教學方法聊到高年級的課程安排，從自身的求學經歷談到對教育的理解和設想，以及自己愛讀的文學經典……當共同說出《靜靜的頓河》這本書的書名時，兩個人驚訝地凝視著對方，片刻，都會心地綻開笑顏。”23關鍵的問題是，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卻無法戰勝現實生活中的地域阻隔。對于這一點，樓文君有著特別真切的感受。一方面，她明確地感覺到，“他像是比誰都更能理解她，許多次她都發現了，他們是用眼神交流的，因為彼此之間可以省去很多解釋和說明。”24另一方面，“但是，但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之子，自然在他們身體內部，卻又經常無法突破肉身。她不能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她和他是社會的人，是時代里的人，她心中一些另外的需要阻止了那個自然之子的腳步。”25既如此，樓文君便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很快地就和同樣來自于上海灘的另一位名叫毛弋農的知青確定了戀愛關系。她的毅然決斷，自然會對明中啟形成巨大的情感傷害。正因為有了他們倆戀情的終結，也才有了另一位女性石昭美的介入。如果說明中啟對樓文君的瘋狂追求是“半路出家”，那么，石昭美對明中啟發自內心的深情戀慕就可以說是“青梅竹馬”。或許是因為他們倆打小就在一起長大的緣故。正因為有這種“青梅竹馬”的情感墊底，所以，盡管她深知明中啟曾經喜歡過樓文君，但在明中啟感情受挫的情況下，石昭美卻還是充滿信心地和明中啟走到了一起。之所以會是如此，是因為石昭美天真地相信，“即使中啟哥心里裝著別人，她也能用她的愛感染他和轉變他，讓自己成為他的唯一和全部”26。但也只有在真正地走到一起，并且先后生下兩個女兒之后，由于一個偶然地翻看筆記本，石昭美方才發現，明中啟在內心深處根本就沒有放下過樓文君。自從石昭美意外發現明中啟的情感秘密之后，他們倆圍繞著樓文君，就發生了一場持續很長時間的情感混戰。一直到很久之后，因為有人生閱歷的日漸添加和增長，另一方面也因為明中啟的徹底悔悟，爭斗纏打了很多年的明中啟石昭美夫婦方才在情感上重歸于好。但都在這個時候，由于長年累月辛苦勞作的緣故，明中啟卻已經變成了一位罹患惡癥的羸弱病夫。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阿舍貌似濃墨重彩地鋪敘描寫著明中啟和石昭美之間的情感戰爭，同時也在不動聲色地講述著明中啟堅決扎根邊疆地區，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自始至終都不離不棄的故事。此外，明中啟和他的胞弟明千安之間形成了一種極其鮮明的對照。在經受了情感的嚴重挫折之后，明千安毅然選擇了離家外出，并打拼出了獨屬于自己的一片天下。如果說明千安是流動的水，那么，決心扎根邊疆的明中啟就毫無疑問是一座牢靠穩固的山。身為學校教師的明中啟，其實經常處于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之中：“他雖然從來不說‘不好好學習，將來只能留在農場包地種棉花’的話，但從心底，他是希望自己的學生能遠走高飛，去更大更精彩的地方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但這多么矛盾啊！他留在農場教育孩子，卻是為了讓孩子們都離開農場、離開茂盛農場，一批批人來了，一批批的人又走了，難道這里不需要人留下來嗎？難道這里不能成為更大更精彩的地方嗎？”27盡管說離開茂盛農場遠走高飛肯定有他的道理，但如果都離開了，如同茂盛農場這樣的地方又該怎么辦呢？作家阿舍正是在自我詰問的過程中，通過明中啟這樣一位不無瑕疵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闡明了只有如“磐石”一般繼續扎根邊疆地區，才可能給邊疆地區帶來蓬勃生機和活力。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一帶有突出亦兵亦農性質的組織，是新中國成立后生長綻放在西北邊陲的奇異之花，自成立起就擔負起了保衛邊疆、促進邊疆經濟文化繁榮、加強民族團結的重要歷史使命。七十年來，正是因為有了如同成信秀、許寅然、明中啟等這樣一代又一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拓荒和建設者，才有了新疆地區的繁榮昌盛。然而，曾經在新中國歷史上發揮過并且仍然還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長篇小說文體領域，卻鮮少有人涉足。正因如此，雖然這部作品在一些細部的藝術處理，尤其是個別人物的人性描寫上存在著一定的失當之處，但能夠以飽含情感的筆觸令人信服地寫出一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們的拓荒史和情感史，阿舍的《阿娜河畔》便應該被看作是一部帶有填補題材空白性質的優秀作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茅盾文學獎與‘國家文學’構建”（項目編號：23BZW14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阿舍：《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11、3、26、3—4、8、8、8、19、19、19—20、21、92、92、129、129—130、130、158、236、131、143、210、211、303、465頁。

22王安憶：《雅致的結構》，《雅致的結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頁。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