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聞錫誠去世，不禁愕然，痛失一位文壇的好同志、好朋友，自然悲從中來。

錫誠是一位編輯家、文學評論家、民間文藝的卓越學者，一向工作勤謹，治學勤奮，學術成果豐盈，他的去世無疑是我國文壇、學界的令人惋惜的重大損失。我與他相識幾十年，并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共事多年，他的去世不能不使我尤感悲痛！

錫誠是山東昌樂人，中共黨員，195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俄語系。歷任新華通訊社記者，《人民文學》文學評論組組長，《文藝報》編輯部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民間文藝協(xié)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評論選刊》《中國熱點文學》雜志主編，中國文聯(lián)理論研究室研究員等。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小說創(chuàng)作漫評》《原始藝術與民間文學》《中國原始藝術》《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走出四合院》（隨筆）等12部著述，譯著有《俄國作家論民間文學》，合譯的有《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高爾基與民間文學》，合作主編和編選的有《女作家作品選》（三冊）、《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20種）、《中華民俗文叢》（20種）、《三足烏文叢》（10種）等近百種。可謂各類著述甚為豐碩，令人紉佩和羨慕！其作品曾獲《中國作家》征文一等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一屆表彰獎、中國文聯(lián)與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山花獎學術獎一等獎、第三屆中國文聯(lián)文藝評論獎一等獎。

由于錫誠的夫人馬昌儀是我們當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同事，我雖然比他們夫婦年長，可他們都是我在北京大學的學長。“文革”時代的“五七干校”時期，錫誠又跟他夫人一起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干校勞動和生活。因此，我與錫誠便相識了。不過沒有什么過多的交往。粉碎“四人幫”后，我被借調(diào)到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負責文化組的編輯工作，錫誠那時到《人民文學》工作，曾跟閻綱同志一起找我寫一篇揭批“四人幫”“文藝黑線”論的文章。那個時候開始，我們才開始有了較多交往。之后，他到《文藝報》工作，我也為《文藝報》寫過多篇評論。彼此更加相熟了。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于1979年在長春成立，我被推為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協(xié)助會長、當時《文藝報》的主編馮牧同志。1982年在南京舉辦第三屆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我便邀請錫誠、閻綱兩位參加，并推舉他們擔任研究會的常務理事，從此他們便十分熱心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當時研究會常在星期天于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召開常務理事會，錫誠盡管本職工作很忙，路途又遠，卻每次必到。后來錫城、閻綱負責主編研究會主辦的《評論選刊》和《中國熱點文學》，還被推舉為研究會副會長。那時，研究會作為民間學術團體，既沒有辦公地點，又沒有辦公經(jīng)費。當時，研究會主辦了六種刊物，除找有關方面贊助，便依靠研究會辦班、辦學，積點小錢來辦刊，以開展學術交流。我那時先后兼《評論選刊》社和《中國熱點文學》社的社長，主要任務便是找關系和拉經(jīng)費。我們開編輯部會議，常常借用一家駐京辦招待所的地下室。條件極為艱苦，但錫誠、閻綱總是不講條件，只是堅持編輯工作，中午只吃餐盒飯，做無私奉獻。那時的《評論選刊》，先是與春風文藝出版社合作，后來在閻綱調(diào)任河北文聯(lián)副主席后，得到時任河北省委副書記的高占祥同志的支持而由河北文聯(lián)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共同主辦，后來移到北京，因發(fā)行量有限，每期都得賠錢，錫誠和閻綱便建議將刊物改為《中國熱點文學》，除了選發(fā)評論，也發(fā)表一些文學作品，以便打開銷路，少賠點錢，讓研究會少為難。《中國熱點文學》維持到1989年才因故停刊。錫誠、閻綱兩位作為主編也就一直辛苦到這一年。但他們?yōu)檠芯繒@兩個刊物操勞的貢獻，卻是同人們難以忘卻的。

1995年，馮牧會長病逝，朱寨同志繼任研究會會長，我那時因擔任文學所所長兼少數(shù)民族文學所所長，十分繁忙，難以更多兼顧研究會的工作，便與朱老商量推舉錫誠擔任研究會的秘書長。不但朱老贊成，研究會的常務理事會也一致通過，于是錫誠便主持研究會的工作達五年之久，其后秘書長的工作才由更年輕的首都師范大學的吳思敬教授繼任。錫誠在任期內(nèi)可謂鞠躬盡瘁，為研究會工作的開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錫誠在崗位的干練和不怕困難的精神，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在他主持與組織下編輯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二十五年》，他尤其不辭辛勞！

作為當代文學的著名評論家之一，他和閻綱協(xié)助馮牧主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二十余本，涵蓋了當時我國文壇著名評論家的代表性著作，乃新時期出版的首套文學評論家選集，可謂功不可沒！他因長期在《文藝報》工作，作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機關報，處在評論工作的第一線，錫誠先后擔任編輯和編輯部主任，固然不辭辛勞，他自己撰寫的評論也為文壇所重視。如他撰寫的《喬光樸是一個典型》便十分有影響，對于當時“改革文學”的開拓產(chǎn)生了良好的作用。新世紀他退居二線后，潛心從事民間文藝領域的耕耘和著述，更是成就斐然。一部又一部專著的問世，都使他為民間文藝研究的開拓和深化，做出難能可貴的貢獻。

錫誠的離世，當然是我國文壇的一大損失，作為曾經(jīng)一同戰(zhàn)斗的同志和朋友，我尤為感到難過！但人生畢竟有限，終究要離開這個世界，是世上無人可以避免的。但錫誠可以無憾！因為他的形象仍然活在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心中，他的著作還會流傳于后世，繼續(xù)為我國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錫誠，安息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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