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佩莊園（Chateau de Coppet）是斯塔爾夫人流亡期間（1806-1816年）的寄居地。據(jù)小說家司湯達日后回憶：1816年夏季是科佩莊園的“高光時刻”——當(dāng)時，“日內(nèi)瓦湖畔舉辦了一場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晚會。這是歐洲文化界的一次大型聚會，甚至對歐洲政局都大有影響。現(xiàn)場約六百人，歐洲最著名的學(xué)者、富商以及政壇名流無不歡聚于此，在斯塔爾夫人這位杰出女性的沙龍里樂以忘憂”。在滿座高朋中，既有文學(xué)家大施萊格爾和夏多布里昂，也有思想家西斯蒙第和貢斯當(dāng)，而座中光環(huán)最為閃耀的則非詩人拜倫莫屬。

科佩莊園坐落于瑞法邊境名城洛桑，鄰近日內(nèi)瓦湖，湖光山色，美不勝收。其屋舍外部用樸實無華的磚瓦砌成，內(nèi)部裝飾則十分華美。據(jù)斯塔爾夫人閨蜜雷卡米埃夫人（Madame Récamier）描述：“窗簾及掛毯美輪美奐；四處陳列的家具精雕細刻……大理石桌子上擺放著主人的半身像，對面墻上懸掛著她的畫作——是她扮演科琳娜的劇照。圖書館和工作室的書柜里擺滿她本人的作品，以及古今名家名作，而且多為珍稀版本。”令拜倫“一夜成名”的《恰爾德·哈羅德游記》（以下簡稱《游記》）是其中一種，后來又加上《錫雍的囚徒》——斯塔爾夫人對拜倫詩作中的反叛精神“尤為欽佩”。

與《游記》（第一、二章）發(fā)表時志得意滿的狀態(tài)相比，此際的拜倫可謂落魄失意。情場緋聞對這位貴族浪子而言不過是爾爾等閑，但拜倫夫人攜幼女離家出走卻令他名譽掃地。政敵和情敵借機對他的人品及政治激進主義大肆攻訐，一時謠言四起。孤傲的詩人不屑自辯：“倘若謠言是真，是我配不上古老的英國；倘若謠言是假，則是這個國家配不上我。”——于是憤而選擇自我流放，終生不再重返故國。

拜倫抵達瑞士后，最初下榻頗有氣派的“英國旅館”，不但價格昂貴，而且人多眼雜——刺探者絡(luò)繹不絕。詩人被迫遷居，搬至日內(nèi)瓦湖畔一處幽僻之所——迪奧達蒂別墅（Villa Diodati），與科佩莊園隔湖相望。拜倫此時內(nèi)心其實頗為忐忑：一方面他的確仰慕斯塔爾夫人沙龍的“啟蒙之光”，但另一方面又擔(dān)心未必能如愿受到禮遇——畢竟，當(dāng)年斯塔爾夫人旅居倫敦之時，雙方的會面并不愉快。

1813年6月，斯塔爾夫人應(yīng)出版商邀請訪問英國，拜倫與她在不同場合多次碰面，但印象不佳。他認為斯塔爾夫人滔滔不絕的演說“極具壓迫性，讓人心生郁悶”——正如他向好友布萊辛頓夫人（Lady Blessington）抱怨的那樣，斯塔爾夫人“對你慷慨陳詞，而不是與你交談……除了呼吸之外，從不停頓”。某次晤談后，他在日記中調(diào)侃，斯塔爾夫人“寫的是八開本，講的卻是對開本”（writes octavos, and talks folios）——言下之意，其語言表達勝過寫作能力；并形容她的氣場強大——“讓人透不過氣……如同雪崩一般要把人埋葬。”私下里，他曾對“緋聞女友”墨爾本子爵夫人（Viscountess Melbourne）聲稱，他時常試圖避開斯塔爾夫人，因為“我看到的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女人賣弄學(xué)識，強迫別人聽她談話”——根據(jù)傳記作家克萊龍（Louise de Cléron，斯塔爾夫人的孫女）的解讀，這里的“普通”主要意指“長相平平”——即便年輕時代，斯塔爾夫人也并非以美貌著稱；中年以后，斯塔爾夫人容貌更難稱昳麗，由此引發(fā)拜倫的“厭惡感”。不僅如此，他對斯塔爾夫人的反感，還要再加上一層“羨慕嫉妒”——因為“他從夢中驚醒，發(fā)現(xiàn)一位和他同樣有名之人”。

1814年6月，斯塔爾夫人離開英國。拜倫在致一位女友信中，告誡她不要像斯塔爾夫人那樣“懸崖壁立，令人望而生畏”（frightful as a precipice）。事實上，令拜倫“生畏”的并非外表，而是斯塔爾夫人在文壇的聲望：1807年，小說《科琳娜，或意大利》一鳴驚人，暢銷整個歐洲（簡·奧斯丁訂購一冊，在家庭內(nèi)部傳閱，讀罷愛不釋手）。1810年，《論德意志》發(fā)表，這部研究德國文學(xué)和政治的學(xué)術(shù)著作被拿破侖下令查封并銷毀后，反而益發(fā)有助于海外推廣——1813年，該書英譯本由默里（John Murray）出版，當(dāng)年在倫敦售出兩千兩百五十冊。同年，在寫給出版商默里的一封信中，拜倫將斯塔爾夫人與著名小說家瑪麗亞·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進行對比，宣稱前者“以女作家的身份擊敗了所有本地（英國）人”，顯然并非溢美之辭，而是基于事實的一種“承認”（acknowledgement）。

除了同行之間的競爭和嫉妒，拜倫對斯塔爾夫人缺乏好感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性別的偏見。在兩人初次會面之前，拜倫對斯塔爾夫人私生活的種種傳說早有耳聞——“據(jù)說她確實嫁給羅卡（John Rocca）/并且有過兩次流產(chǎn)/后悄然育有一子……”盡管在文學(xué)作品中詩人痛斥英國性道德的保守和虛偽：“在古老的英國，要是一個少婦/越了軌，她可比夏娃的放逐更悲催”，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拜倫奉持的卻是“雙標”，因為男女有別——“男人門路很多，但女人只有一法：/那就是愛了再愛，然后再受懲罰。”在閱讀《黛爾菲娜》《科琳娜》等小說后，拜倫對斯塔爾夫人的才情欽佩不已，同時又慨嘆“她竟然不是一個男作家！”隨后，在1813年11月一則日記中，拜倫寫道：“她是一個女人，比其他人聰明得多。她應(yīng)該是個男人。”

對于斯塔爾夫人借《黛爾菲娜》中人物之口表達的觀點——“不幸的婚姻不準離異，會使人一輩子處于絕望的境地”，以及“人性還有不完美之處，這才使離婚成為必要”，拜倫感同身受，但對于科琳娜式女性追求獨立自由的“自我意識”卻大加排斥。“《科琳娜》，放在年輕女性手中是非常危險的作品”，拜倫后來對布萊辛頓夫人宣稱，它“即使不被付諸實際，也會被所有想象力豐富的年輕女士當(dāng)作抒發(fā)狂熱激情的借口”。而女性的“激情”在拜倫眼里“非常危險”——男人可以不斷更新他們的感情，而女人既不懂得如何放棄冷卻的愛情，也不曉得如何開啟一段新的感情，因此極有可能像小說女主科琳娜一樣鋌而走險，粉骨碎身。斯塔爾夫人相信愛情具有治愈功能，能夠驅(qū)除自我質(zhì)疑的折磨，幫助人們擺脫困境：“帶我走出我自己。”對于這樣的理想主義，拜倫嗤之以鼻：“愛情可能是青春的狂熱，但它的治療方法更為糟糕。”

出乎拜倫的意料，他在科佩莊園受到女主人熱忱的歡迎——斯塔爾夫人似乎早已忘懷當(dāng)年的芥蒂，拜倫之前的疑慮由此也一掃而光。與在倫敦社交場合咄咄逼人的氣勢相比，拜倫更贊賞此刻“她在更親密的關(guān)系中不經(jīng)意流露出的優(yōu)雅”：無論是作為一位溫柔、慈愛的母親、慷慨無私的朋友，還是作為“擁有豪宅的和藹女主人，以及各色各樣的公眾角色”，她“所扮演的角色總是恰到好處，讓人挑不出一絲毛病”。

作為到訪嘉賓，拜倫可以自由使用居停主人的圖書館及其藏書，這對于流放之人簡直是莫大的精神慰藉。根據(jù)拜倫書信集記載，這一階段他和斯塔爾夫人通信一半內(nèi)容都是談?wù)摻柽€書籍（另一半談?wù)摳髯灾鳎Ｈ?816年7月，拜倫從斯塔爾夫人處借得一冊《英格蘭詩人及蘇格蘭評論家》——這是詩人當(dāng)年與《愛丁堡評論》論戰(zhàn)的長篇諷刺詩文，用作《錫庸的囚徒》之參考書。8月25日，他借閱大施萊格爾關(guān)于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一部演講集，深受啟發(fā)，并就此特意寫信向斯塔爾夫人道謝。8月底，斯塔爾夫人回復(fù)拜倫，宣稱“迫不及待想要讀到你的新詩”。9月，斯塔爾夫人拜讀《錫庸的囚徒》，認為詩作開頭“遠勝過但丁”，并在信末贊嘆：“這是何等的天才！”

斯塔爾夫人曾在多個場合向拜倫致謝——讓她在詩人不朽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描述《阿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中的女主祖萊卡（Zuleika）時，詩人驚嘆：“心靈——宛如她臉龐的音樂流淌！”并在腳注中提請讀者注意斯塔爾夫人在“繪畫和音樂”以及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無與倫比”的造詣。對此，后者不無夸張地聲言，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名望”——似乎與得到拜倫的夸贊相比，其他都不值一提。

這當(dāng)然是斯塔爾夫人的自謙：二人年齡相差二十余歲，作為年輕一輩作家，拜倫在交往中無疑從前者身上獲益更多。比如當(dāng)拜倫詩劇《該隱》（主題包含褻瀆宗教、反抗暴政等內(nèi)容）飽受爭議之時，他告訴友人金奈爾德（Douglas Kinnaird），自己義無反顧，要“痛斥那些踐踏人類思想的暴君——他們的寶座會被連根拔起”，隨后引用斯塔爾夫人《論文學(xué)》中的名言，“所有的天才都具有攻擊強權(quán)的傾向”，因為“只有在攻擊強權(quán)時，思想的力量才能充分發(fā)揮出來”。

在《論文學(xué)》和《論德意志》等文藝理論著作中，斯塔爾夫人強調(diào)文學(xué)作品激勵人心的偉大力量，認為一部嚴肅的作品必將產(chǎn)生有益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并且宣稱，如果一位作家充滿崇高的思想和使命感，那么在與暴政的對抗中，“寫作藝術(shù)也將是一種武器”。在小說《科琳娜》中，她通過回憶文藝復(fù)興時代偉大的意大利作家——如塔索、但丁和彼得拉克，喚起現(xiàn)代意大利人追求獨立自由的政治熱情。同樣對意大利滿懷深情的拜倫在《但丁的預(yù)言》和《塔索的哀歌》等詩作中，也將上述文學(xué)英雄視為鼓舞人心的典范。

斯塔爾夫人在她的意大利旅行日記中曾寫道，一個流放之人被剝奪了國籍，但“沒有國籍往往意味著不受限制”，可以四處旅行，成為一名“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因為身處一國之人視野局限，未必能發(fā)現(xiàn)他者之美。由此，斯塔爾夫人斷言，“你需要幾個國籍才能成為一個完整之人。”正如法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皮埃爾·馬舍雷（Pierre Macherey）在《文學(xué)如何思考？》（1990）一書中所言，斯塔爾夫人贊頌“世界性的文化，讓集眾多情感于一體的價值觀穿越國界”，因為“這些價值不僅可以互補，合而不混；還可以讓其最真實的一面投射、超越這些價值觀自身”。如此一來，它“既不用放棄其獨有的組成部分，又不會對它的本體造成破壞”。

廣泛的閱歷和恢弘的視野造就斯塔爾夫人在文學(xué)批評領(lǐng)域“慧眼獨具”。她稱贊拜倫引領(lǐng)了英國詩歌“新潮流”——其特點是想象力豐富、情感充沛并富于理想主義熱忱。正如她在此前探討地中海國家（包括古希臘和羅馬）文學(xué)與北歐文學(xué)之異同后得出的結(jié)論：這就是古典文學(xué)和浪漫主義文學(xué)區(qū)別之所在——日后拜倫在《但丁的預(yù)言》“序言”部分論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之戰(zhàn)”無疑受到斯塔爾夫人的啟發(fā)。從這個意義上看，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xué)主流》關(guān)于“流亡文學(xué)”的敘述中，以相當(dāng)篇幅介紹這位“盧梭女弟子”，推許她為“浪漫主義先驅(qū)”（伊瓦肖娃在《十九世紀外國文學(xué)史》中進而言之：“夏多布里昂是法國年輕浪漫主義的教父，而斯塔爾夫人是它的接生婆”）——可謂實至名歸。

照文學(xué)史家肯尼思·G.丘吉爾（Kenneth G. Churchill）的看法，上述文學(xu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即為拜倫與斯塔爾夫人共享的價值觀和人生理想。拜倫在流放之初致友人書信中曾說，“宇宙是一本書，當(dāng)你只看到自己的國家時，你只讀了第一頁。”而他本人的理想是，“就像我為希臘人甘愿失去財富和生命一樣——我要成為世界公民。”在這一理想信念鼓舞之下，他才“能夠接受生活中遇見的各種冒犯和挫折。如果這是我從旅行中得到的唯一好處，我不后悔自己的付出，也不在乎旅途的疲憊”。唯其如此，斯塔爾夫人生前最后一部巨著《十年流亡記》最能引起拜倫的共鳴。在書中，她回顧了自己的文學(xué)生涯，并將其和對“自由”終生不懈的追求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她一生歷經(jīng)苦難：早年遭逢家庭變故，中年遭受政治迫害，晚年仍不免顛沛流離，幾乎遭遇了她所處時代女性可能遭遇的一切困難——但寫作使她信心倍增，并使她的身心得到平衡和慰藉。誠如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在《榮耀、哀傷與寫作》一文中所說，“……是孤獨的寫作減輕了她的痛苦。斯塔爾夫人會堅持不懈地尋找文學(xué)所帶來的榮耀，永遠不滿足于現(xiàn)狀，永遠散發(fā)光芒……恐懼，死亡，生命的虛空：隨它去吧，通過寫作，它將得以永存。”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拜倫在科佩莊園停留不過數(shù)月時間，但這段經(jīng)歷對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乃至人生道路皆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此后的他的一系列詩作及詩劇反專制暴君傾向日益顯著。根據(jù)文學(xué)評論家威爾克斯（Joanne Wilkes）在《拜倫勛爵和斯塔爾夫人：天生反骨》（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l：Born for Opposition，2020）一書中的考證，就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言，斯塔爾夫人對拜倫最直接的影響體現(xiàn)在后者對前者的“挪用/借用”——早在1821年，英國作家瓦茨（Alaric Alexander Watts）便在報刊著文，指摘拜倫《唐璜》中的名句“愛情對男人不過是身外之物，對女人卻是整個生命”涉嫌剽竊——原句為斯塔爾夫人《關(guān)于激情的影響》（1796）中的名言：“愛是女人的整個生命，但只是男人生命的一段插曲。”

斯塔爾夫人鐘愛十七世紀意大利詩人菲利卡亞（Vincenzo da Filicaia），曾將他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詩——哀嘆意大利面對強敵進攻時脆弱不堪，最終飽受蹂躪——譯成法語，打算收錄在《科琳娜》中，但考慮到巴黎書報檢查官審核嚴苛，最終不得不忍痛割愛。不久，這首十四行詩被拜倫譯成英語，收錄在他的《游記》終章（第四章），“意大利！哦！意大利！/美麗是你的災(zāi)難之源”——十八至十九世紀，意大利半島曾先后遭受拿破侖遠征軍劫掠和奧地利暴力統(tǒng)治。根據(jù)傳記作家馬錢德（Leslie A. Marchand）的看法，拜倫將《游記》第四章場景設(shè)定在意大利，很大程度上是借此向斯塔爾夫人致敬：從時代背景、故事情節(jié)到人物性格，“《游記》絕大多數(shù)時候可視為廣為傳閱的《科琳娜》之延伸——少數(shù)時候則為批判性的回應(yīng)”。

在一次談話中，斯塔爾夫人曾對拜倫表示她非常想去希臘——在此之前，即1816年5月，她曾對貢斯當(dāng)坦言，去希臘是“為了能夠在死前寫出最后一部作品，而這部作品會呈現(xiàn)出新的想象力所帶給我的一切”。據(jù)她的首位傳記作者內(nèi)克爾·德·索緒爾（Necker de Saussure）考證，這一創(chuàng)作沖動（以金雀花王朝的“獅心王理查”為主題）極有可能受到拜倫以中世紀為背景的“東方敘事詩”名作《萊拉》的影響。可惜，談話后不久，斯塔爾夫人舊疾發(fā)作，不得不重返巴黎就醫(yī)，希臘之行也成為夢幻泡影。1823年，拜倫棄筆從戎，從意大利奔赴希臘獨立戰(zhàn)爭最前線，擔(dān)任前敵總指揮，直至次年感染風(fēng)寒而逝——在這一系列壯舉背后，似乎不難發(fā)現(xiàn)斯塔爾夫人柔弱的身影。

1816年9月，拜倫向斯塔爾夫人辭別之前，在致同父異母之姊奧古斯塔·利（Augusta Leigh）的一封信中寫道，“在科佩，斯塔爾夫人對我特別友好——我聽說她為我微不足道的小事（夫妻分居）四下奔走，甚至與人爭論交鋒。”隨后，他在致默里信中更是感慨，斯塔爾夫人“讓科佩成為世上任何地方的社會和人才所能創(chuàng)造的最令人愉快的地方”。

離開科佩莊園后，拜倫并未停止對斯塔爾夫人的懷念與關(guān)注。在1816年底出版的一首十四行詩中，他將斯塔爾夫人名列日內(nèi)瓦湖畔的“智者俱樂部”，認為其才智與聲望足以與歐洲文化名人伏爾泰、吉本和盧梭（三人皆曾在當(dāng)?shù)厣睿┫囝R頏。1817年初，當(dāng)拜倫聽聞斯塔爾夫人為她的《法國大革命斷想》尋找出版商時，他敦促在威尼斯洽談商務(wù)的默里立即和她聯(lián)系，聲稱“這將是她最好的作品，值得永載史冊”。

1817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紀念日），斯塔爾夫人在巴黎病逝——此前她高傲地拒絕了拿破侖提出的“和解方案”。拜倫在回復(fù)默里信中寫道：“聽到斯塔爾夫人的死訊，我感到非常難過。不僅因為她在科佩對我很好——而且因為現(xiàn)在我再也無法報答她了。”毫無疑問，她的逝去將在社會和文學(xué)領(lǐng)域留下一個“難以彌補的巨大缺口”。但與此同時，拜倫也不無自豪地預(yù)言：“她將過上這樣一種生活：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國家，所有偉大作家都將生活在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世界中，并對人類未來崇高的事業(yè)產(chǎn)生永恒的影響。”

1832年9月，斯塔爾夫人的好友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埃夫人重回科佩，探訪昔日游蹤。就像當(dāng)年拜倫悼念科佩莊園隕逝的女主人一樣，夏多布里昂將兩位以反抗暴政而著稱的作家聯(lián)系在一起，斷言二人將一道被寫入世界“文學(xué)流亡史”——“我有時會凝視勃朗峰的山頂，有時會注視日內(nèi)瓦湖。金色的浮云遮沒侏羅山（Jura）遠方的天際線，就像長長的棺槨上方升起的一道光環(huán)。我能察覺到，拜倫在湖畔另一端的房頂能觸摸到初升的第一縷陽光……他們（盧梭、伏爾泰）似乎是來尋找自己的同儕（their equal），打算和斯塔爾夫人一同飛向天堂，并為她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