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鍛煉》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作者供圖

1937年盧溝橋的炮火點燃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激情。茅盾在長沙街頭目睹難民潮中佝僂老婦背負嬰兒蹣跚前行的場景，將這一民族苦難的瞬間，凝結為《鍛煉》開篇的定格。

作為抗戰時期工業文學的代表作，這部誕生于1948年的長篇小說，是茅盾生前最后一部完整長篇。從香港《文匯報》的初載到1981年修訂版問世，其文本流轉與精神內核共同鑄就了一座烽火淬煉的文學豐碑。

戰火中的文本淬煉

《鍛煉》的生成史本身即是一部抗戰文化史詩。1948年9月小說首載于香港《文匯報》，共二十余章十余萬字，以連載形式直面動蕩時局。彼時茅盾應召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原定的“五部曲”創作計劃中斷，僅完成第一部。這部“未完成的史詩”，直至1981年方由文化藝術出版社推出修訂單行本，此時距作者逝世僅數月之隔。

對比1948年連載版與1981年定本，初版中“民族資本家”的稱謂在修訂版中轉化為“愛國實業家”，主人公嚴仲平從實業救國者蛻變為具有階級自覺的進步人士。這種調整源于茅盾晚年的歷史反思，據其子沈霜回憶，1975年茅盾曾試圖續寫，但因身體原因再度擱筆，僅留存部分構思筆記。

初版中直斥國民黨“消極抗日”的段落，在定本中被轉化為人物對話中的隱喻，如官僚趙某那句“機器沉江也是戰略需要”，既保留了批判力度，又賦予文本更豐富的闡釋空間。這種從“歷史實錄”到“美學編碼”的轉變，與茅盾1958年手稿《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中強調的“典型性格刻畫”理論形成呼應。修訂版中新增的數十處心理描寫，使原本扁平化的反面人物呈現出時代擠壓下的精神困境。

但書中的技術細節始終保持恒定。機床導軌的打磨工藝、電壓調節器的參數設置等工業描寫，歷經修訂仍毫厘未改，凸顯現實主義對技術真實的執著。

現存手稿上的火痕彈孔、江水漬跡，與小說中工廠設備穿越炮火遷徙的險途，遙相呼應。書中描寫有精密儀器經湘江駁船轉運的情節，而這部分手稿本身也曾在沅江險灘被江水打濕。

大后方的抗戰圖譜

茅盾以罕見的工業視角重構抗戰敘事。小說聚焦上海“八一三”淞滬戰役后的工業內遷，國華機器廠拆卸設備、輾轉湘渝的主線，勾勒出大后方“第二戰場”的壯闊圖景。作家淡化前線戰火，轉而刻畫拆卸機床的工人“用棉紗擦拭導軌的專注，仿佛在給遠行的孩子整理衣襟”，賦予冷硬的機械以人文體溫。這種“機械抒情”筆法，顛覆了傳統戰爭文學對槍炮的單一聚焦，揭示現代戰爭本質是綜合國力的較量。

總工程師周為新3次關鍵抉擇構成精神主線，拒絕日資收購時的技術保密、設計內遷方案的創新、重建工廠時的技術轉化，清晰地勾勒出知識分子民族意識的覺醒。當技術團隊在沅江險灘用圓木制造簡易起重機搶運設備，茅盾將“自力更生”的革命理論具象化為驚心動魄的技術實踐。

鑄鐵車間的真實熔爐與戰爭熔爐的宏大隱喻，最終在修復發電機的場景中升華。陳克明撫摸著轟鳴的機組宣言“這就是中國的心跳”，技術敘事由此升華為民族生命力的儀式化呈現。

小說中的人物群像塑造折射出抗戰社會的精神光譜。近百個具名角色組成的全景圖中，女性何夢瑤的蛻變尤具深意，從麻將桌旁的闊太到傷兵醫院的志愿者，作家通過“逐漸粗糙的雙手”和“愈發堅定的眼神”等細節，完成個體覺醒的微觀敘事。而蘇子培從技術專家向革命工程師的身份轉變，則暗示著知識分子的道路抉擇，其人物弧光中閃爍著時代精神的投影。

偉大的文學從不僅存于完稿的終點

作為茅盾生前最后的長篇小說，這部以1937年淞滬會戰為背景的作品，將經濟要素納入戰爭敘事，7次出現的生產進度表，從淪陷區工廠停產到內地新廠超額完成，用數字變化詮釋“持久戰”的本質。

相較《子夜》的宏大敘事，《鍛煉》更擅從技術細節提煉詩意，飛旋的齒輪“將陽光切削成青銅色的碎片”，這種工業美學的文學轉化，為社會主義工業文學奠定基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曾評其“架起社會剖析派與抗戰文學的美學橋梁”，其對人性的立體刻畫更突破了左翼文學的階級定式。

作為“抗戰史詩的未竟序曲”，其殘缺性反成時代注腳。茅盾原擬以“五部曲”橫跨抗戰，從上海撤退直抵“慘勝”后的社會百態。然而歷史的戲劇性在于，當1948年年末作家乘船赴大連參與建國大業時，小說中預言的新中國曙光已然降臨。

跨越八十載春秋，作品的當代價值愈顯崢嶸。當長三角的工程師在國產精密機床前討論小說技術細節，當粵港澳的建設者從中汲取精神力量，這部烽火中誕生的杰作再獲新生。它昭示的是，民族工業的脊梁不僅由鋼鐵鑄就，更需文化血脈的滋養；技術創新的征程不僅是物質突破，更是永不停歇的精神長征。

當茅盾于北上航程回望香江時，他未曾完成的抗戰史詩，已然化作歷史巨變的先聲。這部在創作“中斷處”獲得永恒的杰作告訴我們，偉大的文學從不僅存于完稿的終點，更閃耀在民族精神永不熄滅的鍛造之光中。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