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沈建中君所著《施蟄存年譜》，略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施家在滬居住情況。施蟄存1937年9月29日抵達昆明，出任國立云南大學文法學院文史學系教員。年底接大妹絳年電報，得知松江老宅被日軍飛機投彈炸毀。1938年3月上海施寓搬離愛麥虞路（今紹興路）惠安坊8號，遷入愚園路1018弄岐山邨，這是施絳年供職的“郵政儲金匯業所”為員工承租的房屋。

1946年1月施蟄存復員回滬，起初大家庭擠在岐山邨寓所。8月下旬施蟄存結束江蘇學院（徐州）教職，改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遂與夫人、孩子遷居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暨南大學教師宿舍。1948年8月又搬到其美路（今四平路）401弄上海市立師范專科學校的教師宿舍，1949年10月才遷回岐山邨。但此前施蟄存常回岐山邨。1948年1月18日就曾在此設家宴，為短期赴美的詩人王辛笛餞行。

不能確知汪曾祺在滬期間可曾見過施蟄存，但致遠中學校長高宗靖以及汪曾祺文友唐湜來滬必住的舅父王國桐家都在愚園路750號“愚園新邨”，此處步行至“岐山邨”僅五百米。

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就從各種渠道熟知了施蟄存。沈從文贊賞施蟄存文學技巧“可以說是完美無疵”，“在中國現代短篇作家中似乎還無人可企及”。老師的推崇自然會影響到學生。汪曾祺1940、1945、1946年三易其稿的歷史小說《復仇》（刊于1946年1卷4期《文藝復興》）就采取了施蟄存早年同類作品的筆法，即以心理描寫來塑造歷史與傳說中的人物。

施蟄存最遲于1941年初便知曉汪曾祺的大名。沈從文1941年2月3日致信施蟄存說，“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當時聯大文藝團體十分活躍，人才輩出，但沈從文唯獨高調舉薦汪曾祺，這肯定給一度任教云南大學并同樣關心聯大文藝社團的施蟄存留下強烈印象。

1940年初，施蟄存交給同鄉浦江清一篇《魯迅的〈明天〉》，認為《明天》“含有一點性愛的暗示”，即描寫了苦命的單四嫂子對“魯鎮”游手好閑的藍皮阿五具有潛在的性意識。浦江清將此文發表于1946年6月16日他主編的《國文月刊》創刊號，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紛紛撰文反駁施蟄存（包括二十年代與魯迅打過筆戰的陳西瀅）。直至1941年12月28日出版的《國文月刊》1卷11期，還有施蟄存的回應文章《關于〈明天〉》。

碰巧《國文月刊》1卷10期剛發表汪曾祺小說《燈下》（即后來兩次改寫且公開發表的小說《異秉》的第一稿），編者介紹這篇“西南聯合大學語體文習作班佳卷”乃“由沈從文先生交來”，“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聯大文學院二年級學生”。如果施蟄存還記得沈從文在1941年初私信中關于汪曾祺的預言，應當不會放過“汪曾祺先生”這篇“佳卷”吧。

抗戰勝利，施蟄存“復員”回滬，先后在江蘇學院（徐州）、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大同大學、上海市立師范專科學校任教，除了短期與周煦良合作為上海出版公司編輯《活時代》之外，不能再像三十年代那樣活躍于文學編輯崗位了。但他仍然密切關注文壇新人的成長，比如曾應邀參與《文藝春秋》主編范泉召集的“推薦新人問題筆談會”。既然昔日早有所聞的“汪曾祺先生”此時正執教于上海的致遠中學，且在平、津、滬三地文學雜志和報紙副刊頻頻亮相，施蟄存作為一名老編輯和資深的現代派作家，應該會以他特有的經驗與敏感對這位風頭正勁的青年作家有所關注。

“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推出“三大雜志”（《文藝復興》《活時代》《周報》），有內容相同的共享廣告（包括“三大雜志”各自的目錄）。《活時代》主編之一施蟄存對于在1946年《文藝復興》1卷2期、4期連續發表《小學校的鐘聲》《復仇》的“汪曾祺先生”自然更多一份興趣。《活時代》僅出三期，卻接連發表黃裳兩篇“特稿”。施蟄存看重黃裳，應該也會了解一點黃裳不久之后結識且交往十分密切的“汪曾祺先生”的近況吧？

1947年8月15日《文藝春秋》5卷2期小說欄頭條隆重推出汪曾祺“心理小說”《綠貓》。同期《文藝春秋》詩歌散文欄頭條則是施蟄存所譯法國現代派詩人古爾蒙“散文十四行詩”《女體禮贊》。該期《文藝春秋》論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四個欄目，唯有《綠貓》《女體禮贊》顯示了濃郁的現代派色彩和大膽的形式探索。

窮教師汪曾祺無力訂閱報紙，但雜志社一般均向作者贈送有他們作品發表的當期刊物（汪曾祺因此才能交給唐湜一大堆“剪稿”供他寫評論），因此施、汪兩人看到對方著譯發表于同刊同期的概率應該很高。

倘若汪曾祺來滬之前，施蟄存就關注到他的小說《燈下》《小學校的鐘聲》《復仇》，此時又讀到才華橫溢的《綠貓》，更不用說1948年3月15日《文藝春秋》6卷3期頭條刊發的《雞鴨名家》（汪曾祺寫于上海的另一篇小說力作），他會不會一再想起好友沈從文數年前那個大膽而亢奮的預言呢？

“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