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重要共識。但“新大眾文藝”的提出，仍然照亮了很多新的寫作者和寫作類型。不管你從事何種工作，只要你愿意從自己最熟悉、最有感受的生活和事物中汲取力量，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你就能成為創作者；不管你用什么表現手法，只要能寫出逼人的真實，你就是在創造屬于自己的作品。創造力并非一些人的專利，所有對生活懷著好奇和熱情的人，他們的生命力、感受力、想象力都有可能成為藝術。

正因為如此，2024年第7期《延河》雜志刊發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敏銳地意識到“新大眾文藝”正悄然而蓬勃地“從草根和民間興起”，認為“時代變了”，大眾正在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大眾生活，小鎮青年，市井人生，擺攤瑣記，打工經歷，興、觀、群、怨，碰壁撞墻，峰回路轉，關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關于勞動者的寫作，關于歷史的民間記憶，各種圈子、各種樣態的新的文學和藝術，它們的蓬勃興起，標志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眾寫作和創作正在發生。”新的寫作群體、新的經驗類型、新的傳播媒介正在催生新的創作，也正在形成新的受眾人群。作家寫一個關于建筑工人的故事，肯定不如這個工人自己站出來述說自己的見聞、體驗和心事那么生動；生活中我們可以禮遇一個清潔女工，但可能并不了解和體會她們的工作細節和微妙感受。當他們直接站出來寫作，以文字的方式笨拙而有力地講述自己的生活和夢想時，我們才發現，他們更像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我們也正在面對一批陌生的作品。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我在上海開出租》《我的母親做保潔》《趕時間的人》《在菜場，在人間》《清潔女工筆記》等作品，以質樸真實的語言、故事打動了很多讀者。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中出現一個全新的敘述者“我”——這個“我”，以前更多是作家的虛擬身份，在一種假定的語境里，通過虛構來想象別人的故事；現在不一樣了，這個“我”，不僅是“劇中人”，也成了“劇作者”了。他們以近乎非虛構的方式來直面自己的生活，這些生活下面有負重、有壓抑，也有嘆息和痛楚。過去，他們是以身體和意志來經歷這些“生活”，為了生計，不得不苦熬；今天，他們坦誠地通過文字重現這種“生活”，把那些通過自己身體一點點感知到的細節、場景和感受，變成故事，變成一種可以交流和共享的經驗，傳遞給更多的人。

這是全然不同的文學生產方式。有多年打工經歷的詩人鄭小瓊曾說：“作為一個在流水線生活的工人，我知道當鐵砸在自己的手指與別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與坐在書房依靠資料感受到的生活有著本質的區別，有一種疼痛是自己親身感受到，有一種疼痛是想象得來。”寫作者是否親身感受到一種“疼痛”，是否有過鐵砸在自己手指上的經歷，他的寫作態度是不同的；虛擬一種疼痛和經歷一種疼痛，二者間有很大的不同。文學不一定都要寫經歷過的事，但有過切身經歷和感受的人，愿意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并有能力寫下自己的故事，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高興、值得重視的，畢竟，“鐵砸在自己的手指與別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樣的”。

寫作是一個取得經驗的過程。無論是人生中所歷經的，還是由見聞或閱讀而來的經驗，儲存下來之后，會在某個時刻被激活，然后被記錄下來。這種對經驗的取得和形塑，就是寫作的過程。但寫作的完成，光有經驗是不夠的；經驗要反復積累、疊加、辨析、過濾，達到飽和狀態了，寫作才會顯得豐盈、有力。“飽和經驗”是寫作的血肉基礎。寫作的貧乏，常常就是經驗的貧乏。以前講文學來源于生活，就是要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深入和體驗，使一種浮淺的經驗變成“飽和經驗”。

文學寫作要重新認識這種經驗的力量，并借由“飽和經驗法”來讓寫作重獲生機和活力。

目前活躍的新大眾文藝創作者，幾乎都是第一線的勞動者，他們的社會身份可能是保潔、保安、瓦匠、木工、電工、石材工、燒烤攤主、衣服店老板，但這些平凡的寫作者，在作品中所寫的細節和經驗都是他們自己用手摸過、用身子扛過、用腳丈量過，甚至用鼻子聞過、用舌頭嘗過的。這些來自生活現場的創作者，把勞動經驗轉化成了身體記憶，讓這些一度被忽視的肉身經驗，在文字中重建起了一種存在的重量。

不可忽視這類寫作對日益固化的文學現狀的沖擊。

這個世界不缺故事，缺的是“我”的故事。有多少個“我”，就有多少種真相、多少種可能。當生活貧乏、想象蒼白、心靈造假正在成為當代文學普遍存在的病癥，當作家經驗的邊界越來越窄，那些大同小異的情愛故事被反復設計和講述，文學已變得乏味。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還有廣闊的人群和生活并未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一直是匿名的、沉默的。我曾經把這種寫作現象稱之為“生活殖民”。這里的“殖民”，不是指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種強勢的、主流的生活對另一種無聲的、邊緣的生活構成了壓抑、忽略甚至取消，這就是生活殖民。反抗這種生活殖民的方式，就是要讓文學呈現出更多的生活類型，迸發出更多的個體聲音，以讓無聲者發聲，讓小聲者發出大聲。

“新大眾文藝”應時而生。它團結那些無名的寫作者，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并對一種強力生長但還未經雕琢的寫作方式報以足夠的寬容。他們是新大眾，也可能是新的藝術家。寫作的圈子被打破了，人人皆可是作者。這令人想起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的著名觀點，“人人都是藝術家”。并不是說每個人都已經是藝術家，而是說人人都具備藝術的創造力，都有成為藝術家的潛力。博伊斯是要向我們傳遞一種信念，假若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改造我們的世界，就必須人人參與，因為這是“我們的”世界，無論你是誰，無論你身處何地、做何工作，你都不能袖手旁觀。這意味著，要激發更多潛在的寫作者，表現更多容易消失的生活，讓更多人的眼淚與歡笑、失望與希望被聽見和看見。當文學足夠寬廣、足夠體恤，我們觀察世界的視野才是健全的，我們理解人性的眼光才是公正的。

就文藝創作而言，“怎么寫”固然重要，但“寫什么”“誰在寫”也同樣重要。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寫作越來越純化為一個“怎么寫”的藝術問題，作家們熱衷于各種語言變革、形式實驗、敘事探索，寫作上花樣翻新。那時的口號是，重要的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不可否認，對“怎么寫”的重視，確實為中國文學補上了關于藝術本體的重要一課，但過度偏重技巧和修辭的后果，也容易使文學流于紙上的游戲，而缺一些來自生活和生命本身的那種直接、粗糲、蒼茫的力量。

新大眾文藝的出現，可以解讀為是一種由經驗出發的、自下而上的寫作變革，是一次從“怎么寫”到“寫什么”以及“誰在寫”的變革。這些新的寫作者，并非是為了寫作而去體驗生活的，他們本身就是這種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們在那種周而復始的生活中摸爬滾打了多年，才有了那些刻骨銘心的寫作經驗。經驗的力量有時就是存在的力量。“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者，更多的就是依賴這種經驗的力量來打動讀者的。當越來越多“新大眾文藝”創作者愿意寫出自己的故事、說出自己的感受，這種磅礴的文藝力量就會被昭示出來。

因此，由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和發展所引發的從“怎么寫”到“寫什么”“誰在寫”的思考，可以視之為是觀察、理解、認識中國當代文藝現狀的一個重要的視角轉換。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作協主席，本文為作者在2025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分論壇上的發言，由編輯根據論壇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