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林目清《遠去的村莊》，我只讀了第一首《篾匠二爺》便被吸引住了。我當即動了一個念頭，將這本詩集中寫人物的作品集中起來細讀，沒想到我這個念頭被作者無情的鋤頭給砸碎了。當我翻到目錄，試圖標出寫人物的作品時，竟然沒有找到一篇不是寫人物的。原來，這本詩集就是一部農民的人物圖譜，也是一部鄉村現形記。農業社會的木匠、鐵匠、石匠、篾匠、殺豬匠、補鍋匠、泥水匠、漆匠，鄉間行走的接生婆、媒婆、守山人、入殮師，到現代社會的大隊書記、民兵營長、生產隊長、會計員、保管員、赤腳醫生、電影放映員，再到磨豆腐的、拉二胡的、打魚的、賣燒酒的、撿破爛的、搖紡車的，當然也有打光棍的、患白內障的、愛唱歌的，總之是三教九流的鄉村人物在作者詩性的書寫中活靈活現地開始一幕幕放映，這讓學歷史專業出身的我，立馬聯想到了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這部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而林目清居然野心蓬勃，不僅僅是建立一個“紅星大隊檔案”，而是以詩歌的形式，為鄉民紀傳，給鄉村立碑，對鄉土留史，供鄉情證言。

以詩歌為媒對鄉民紀傳，本身就是一大藝術性的挑戰。詩歌以達情言志為主，而用詩歌來寫人物非得具有高超的語言煉金術不可。在一首詩里，用精短的篇幅、以精煉的語言、具詩性的質地才能將一個個人物寫活，寫具體，寫到位，既不能沉溺于故事的述敘、情節的發揮、細節的描摹，又得抓住人物的特質，挖出生活的痛點、亮點，才會使人物立得起、站得住，才能使人物形象超越小說與散文的言說而躍然紙上。而這方面，林目清的探索、嘗試、實踐都是十分成功的，他畫龍點睛、點石成金之術，為人物詩寫出了一篇高品質的范文。

林目清的詩歌語言特質是詩意充盈的口語：平易、親切、直白、質樸。這口語不是大白話，不是白開水，不是“臭婆娘的裹腳布”，更不是無病呻吟，而是蘊含著詩歌的凝練本質、詩性表達和生動抒寫，飽含著詩歌的精氣神。如“一只烏鴉/像一個預言者，不停地呼喚/嗚哇，嗚哇，高八度的腔調飽含方言/把村莊叫得一半陰暗，一半明亮”，這種聲情并茂的客觀描繪與主觀抒發，將篾匠二爺垂死之際的情景與氣氛渲染得淋漓盡致。他的口語表達是形象、鮮明、生動的。如在這首詩中他進一步寫道：“一片樹葉，不得不脫離樹枝，飄落，枯黃”，借助喻體言明即將告別人世者的悲傷情狀。

這本詩集里寫到的林林總總的人物，即使是鞭笞與歌頌，也是以詩的形式表達的，沒有簡單的貼標簽，沒有政治化的圖解，也沒有口號式的標榜。拿《大隊書記林宇杰》這首詩來說，這首意蘊深長的詩便是一個證明。詩中所寫的人物正是作者的父親，作者不避諱親長，幾乎用白描式的口語，勾勒出大隊書記生于憂患、鞠躬盡瘁的鮮明形象。上個世紀40年代中期，日寇的鐵蹄踐踏到雪峰山區。雪峰山會戰也是日寇在中國10萬人以上的22場大會戰中的最后一戰，此戰之后日本便敗走麥城，一年多之后在雪峰山下的芷江簽下了投降書。盡管如此，日寇仍給雪峰山區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作者的奶奶為了逃命，不得不丟下重病在床的兒子。作者的父親劫后余生，從日寇刺刀下撿回一命，后來當上了大隊書記，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著智慧與汗水。基層干部是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橋頭堡，也是聯結上下的橋梁與紐帶。父親把黨和政府的關懷帶給村民，“用一雙凍得通紅的腳/踩出一行行焦灼不安的腳印/等待著拿政府下撥的棉被/去為特困戶播撒溫暖”。直到他退下來：“他慢慢收藏起昔日的榮光/常常一個人蜷縮到已經撂荒的田角/如同一株輝煌之后的稻草/越來越枯瘦，越來越彎曲”。這些貼切形象的比喻，強化了這位基層干部人物的光輝形象。

我印象深刻的幾部關于中國農村的著作《鄉土中國》《江村經濟》等，也是關注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高峰之作。林目清的詩集《遠去的村莊》正是鄉土中國的“史記”和挽歌。

（作者系中國金融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