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舉行過這樣一個派對，安東尼奧的原型貢薩洛也真的離過婚，派對也真的就在貢薩洛人去樓空的花園里，在與妻子離婚后不久他九十多的老母又去世了，他于是孑然一人，也就是說，在那場疫情之后的現實的派對上，有些東西真的發生過。當然了，真實的那個晚上沒有一個突然死去的老表姐，沒有一個穿戴很拉風并且追著“我”采訪的電臺記者，沒有善談的符號學專家，那些曖昧的醞釀著新的變故的對話也沒發生過。那個初夏的晚上，有的只是我對那些談話感到通體的恐懼，并非他們都用西語在說話的緣故，而是當時我感覺到了一絲即將朝我撲來的危機。

每個人每一個生命階段都在醞釀著新生同時也醞釀著死亡，只是那些死沒有層次，并非次次都很明顯，有時候它們帶著一種穿透力，有時候不過是一次化整為零，在聲音越嘹亮人影越密集的聚會上，它越發蓬勃而隱秘的。

我想起那一年我與真正的安東尼奧剛死灰復燃，疫情結束后他重新來找了，可他最好的朋友貢薩洛（在小說中化身為主公安東尼奧）離婚了，他們倆是發小，然后哈維爾（與小說主人公同名也是原型，我們共同的朋友）公然帶來了一個大他九歲的哥倫比亞情人。哈維爾的妻子與我們都是好友，我們都為此感到驚訝。整個晚會過程我能感覺到坐在我邊上的安東尼奧又得意又心不在焉，得意的是他向人介紹說我是名中國作家（在西班牙，“中國”和“作家”這兩個詞組合的頻次可是很低的），心不在焉的是他忙著與哈維爾的那個情人談話。一年后，哈維爾與安東尼奧關系鬧掰了，據說與那個情人有點關系。再一年，我與安東尼奧也徹底分開了。然后，貢薩洛開始不再起勁地學中文，而改去世界各地旅游了，他三分之一時間在馬德里，三分之二的時間活躍在各種小眾游線上。也就是說，我不知怎么的今天感覺到一切始于那個燒烤聚會。那天晚上拉滿了弓，很多屬于后來的改變的箭矢都是從這個晚上出發的，而我們每個人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窸窣的響動穿過我們每個人的身體，每個人都聽到了，卻假裝沒聽到，只有那個“表姐”是真的沒聽到，因為她死了。

我生命中從沒有過一個曼努埃爾，我也不像小說主人公一樣將寫作視作生命，雖然文學是我的專業。可是我真的體驗過半口牙齒從牙醫冰冷的鉗子底下整齊消失的那種空虛感，那種一個人失去了他（她）的核心，語言失去了它的重量的悲劇性感覺。當一個人不寫作的時候，就是那種牙齒被拔光了的感覺，舌頭攪拌著一些速朽的口語，猶如沐浴在一堆泡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