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以茶館等基層社會研究知名的成都籍歷史學家、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或再版，《中國記事（1912—1928）》便是其中最新一部。正如英文名China Through Others’Eyes所示，該書以60多萬字篇幅，生動展現了這一時期“他者眼中的中國”。

書中，王笛聚焦當時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外國作家、學者、記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鮑威爾、賽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通過他們的個人記錄及西方媒體的采訪報道，以“歷史非虛構”的方式，再現其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狀況、民生百態的觀察和了解。

有趣的是，這樣一部歷史著作，出版方卻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實際上，包括該書在內，近年來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該社推出。

歷史學者如何“跨界”文學？近日，借著王笛來蓉參加活動的機會，記者就《中國記事（1912—1928）》的來龍去脈、歷史非虛構寫作的探索和經驗、史學研究以及寫作的公共價值等話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這段錯綜復雜、波瀾壯闊的歷史

不該只寫給學者看

翻開《中國記事（1912—1928）》，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一戰”、新文化運動、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重大事件次第展開；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等相繼登場。這些“大人物”和“大事件”，顯然不同于王笛此前主要的學術領域和作品。

對王笛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過去，他的著作大都關于四川尤其成都，如《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以及更加通俗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等作品，均圍繞晚清、民國時期四川基層社會文化展開探討。

“過去我的研究都是先定選題，然后去找資料，但《中國記事（1912—1928）》和以前的書都不一樣。”原來，王笛此前在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任教時，給本科生開了一門“歷史學家的技藝”（Historians’Craft）課程，其中一個教學內容就是搜集原始資料并加以分析。2008年前后的一次課程，他決定以五四運動為中心，請學生搜集上至辛亥革命、下迄五卅運動的英文資料供課堂使用。

“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基本上沒有學者用過這些資料。”王笛覺得，這些資料從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的角度，對那段歷史進行觀察，具有不菲的價值，后來便時常轉給相關學者參考。

到澳門大學任教后，王笛逐漸萌生就此“寫一本書”的念頭，并于2015年起將它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寫作課題。幾年時間里，他陸續完成了9篇學術論文，發表于《近代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等刊物。

“反響相當不錯，其中7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超過我任何其他的課題。”王笛說，過去國內學界對中國1912年到1928年歷史的研究，大都使用中文資料，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加以分析。“五四運動已經過了100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換一個角度？既然它受到當時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媒體的關注，是不是應該考慮這一部分內容？”此即這批論文的價值所在。

2021年初，對于從“論文”到“著作”的轉化，王笛有了新的想法。“那段時間的歷史錯綜復雜、波瀾壯闊，中國正在經歷一個轉折時期，我覺得這個課題會有很大的讀者群，不應該只給學者看。”

經過仔細思考和查閱資料，王笛花了兩年多時間，重寫了一部“大眾也有興趣閱讀的作品”。從原先的“學術專著”到“大眾讀物”，《中國記事：1912—1928》可謂脫胎換骨，其中最為直觀的便是篇幅，“從20多萬字擴大到60多萬字，從原來的9章增加到29章。”王笛說，這些新增內容，不少是為了讓作品更加貼近讀者，提高該書的“文學性”或“可讀性”。

王笛將枯燥的學術語言轉變為更親近讀者的文學語言，并采用了全新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法。例如，該書開篇講述了司徒雷登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職期間，擔任美聯社特約記者報道辛亥革命的故事；第29章沒有在1928年戛然而止，而是集中講述了書中主要人物最后的結局，最終以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在杭州入土為安結束。寫作上首尾呼應，苦心經營。

用歷史非虛構的手法

寫一部“具有可讀性的歷史書”

出于這樣的內容和風格，《中國記事（1912—1928）》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就不奇怪了。實際上，包括該書在內，近年來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其余4部為《那間街角的茶鋪》《歷史的微聲》《消失的古城（增訂本）》和《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此前，他的作品主要通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學術性出版機構出版。

“歷史書寫以前是‘兩張皮’，要不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這樣的歷史小說，要不就是歷史學家的專業著作，每一個結論引用的資料都有歷史根據，但通常只在學界內部小范圍流傳。”王笛說，新世紀以來，“歷史非虛構”在國內日漸受到歡迎，它區別于歷史小說和史學專著，可以視為一種基于歷史事實的、“具有可讀性的歷史書”。

王笛說，歷史學者搜集資料，會遇到很多很有趣的內容，但是過去那種歷史寫作方法，讓我們缺乏講故事的能力。“俗話說‘文史不分家’，真是有道理的。司馬遷寫《史記》，不就在講故事嗎？后來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歷史寫作成了分析和數據，干巴巴的怎么行呢。”他希望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嘗試在表達上更有趣、更靈活、更接近讀者一些。

王笛自己開辟這一全新寫作“賽道”，源于2020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李磊編輯的一次約稿，經過雙方反復商討，把主題確定為王笛十分熟悉的“茶館”。此前關于這一主題，他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研究探索，出版了兩卷本學術專著。不過，“學術著作很難講一些細節、故事，還留下了很多‘邊角余料’。”王笛便把這一部分內容，以及學術專著中只能放進注釋的諸多信息，以一種文學化的手法組織起來，寫成了《那間街角的茶鋪》。

《歷史的微聲》是王笛的書評集，如果按常規的方式策劃出版，很難引起普遍關注。在李磊的建議下，王笛在書中新增了60頁左右內容，專門寫自己的“閱讀史”，從自己閱讀的第一本文字圖書，一直到成為學者后乃至當前階段的閱讀故事，讓這本“關于書的書”更受歡迎，獲得了《亞洲周刊》“2022全球華人十大好書”榮譽。

對于“歷史非虛構”寫作者，在書中“講故事”是他們的共同點，王笛的寫作同樣如此。但是，“我畢竟是研究歷史的，很多觀點是要有根據的，一定要根據歷史證據來寫，有多少分資料說多少分話。”

例如，在《中國記事（1912—1928）》第十二章中，王笛寫了一位“王先生”（K.P.Wang）。1919年5月3日，他致信《紐約時報》，對巴黎和會上關于山東問題的決議表達憤怒；后來，又有兩位美國人加入筆戰，《紐約時報》總共刊登了3人的5封來信。由于后者以英文原名發表信件，王笛沒費什么工夫便查實了他們的身份，但追蹤“王先生”卻并不容易。

反復檢索中英文資料庫和網站，王笛首先查到“王先生”的英文全名，又據此確定了其中文名王伯衡。他這才清楚，“王先生”先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回國后在《申報》等媒體任職，并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檀香山世界報業大會，后來還在保險業闖出一番事業。

讓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學問

成為民眾生活的鮮活記錄

王笛的跨界寫作，如今已經引起業界關注與好評。過去，他的學術專著曾經兩度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近年來，其歷史非虛構作品，已經為他贏得單向街書店文學獎、首屆呂梁文學獎等榮譽。

其實，王笛很早就開始關注文學，他過去有關成都的學術研究，便突破歷史學界往往只依靠史志、檔案等材料的局限性，將晚清民國時期的竹枝詞和李劼人、沙汀等人的小說，也作為歷史材料分析使用。

在他看來，寫同時代的文學，無論小說還是其他文學形式，其實就是在記錄歷史。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以及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陳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等書寫上海的作品。“因為文學家寫當代，實際上也是寫自己的經歷、自己的觀察，當然有他們的主觀立場，但是至少記錄了當時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社會和普通人。”

王笛注意到，在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中，關注當代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少。他甚至認為，在記載民眾的生活史上，文學家往往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因此，從為民眾寫史的角度看，杰出的文學家比歷史學家所撰寫的著作更生動、更接地氣，“從某種程度來說，甚至更接近歷史本身”。

這也是王笛倡導“公共史學”的重要原因。“在我看來，歷史不應該再是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學問，而是成為民眾生活的鮮活記錄。”他認為，通過口述史、微觀史、非虛構寫作等多元路徑，將鏡頭對準被遮蔽的歷史，不僅拓展了歷史書寫的維度，更讓普通民眾從歷史的“旁觀者”轉變為“記錄者”和寫作者。正如《中國記事（1912—1928）》中的那位“王先生”，盡管他不如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諸如陸徵祥、顧維鈞等人那樣萬眾矚目，卻通過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紐約時報》上刊文這種方式，發出了中國人的聲音，為中國爭取自己的權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除了讓寫作貼近讀者，王笛本人也在走進讀者之中。近年來，他越來越多地接受媒體采訪，參加各類閱讀和文化活動。“把我的思考通過媒體平臺表達出來，其實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和貢獻。”王笛說，“自娛自樂”當然也是一種做學問的方式，但歷史學家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接受采訪、參加活動多了，被問到的問題、表達的觀點難免重復，王笛也不以為意。“思想就是要反反復復地講，反反復復地傳播，才能讓更多人聽到。現在這個信息社會，如果你只說一次，馬上就被埋沒了。時間久了，聽到的人多了，大家開始思考、接受，我覺得沒什么不好。”

王笛打過一個比方：海面上的波濤往往由下層的“潛流”決定。因此，史學研究的關鍵不在于課題重要與否，而在于是否能夠從表面平淡無奇的東西中發現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王笛手上正在進行的研究和寫作，也持續體現著他擺脫“精英視角”和“宏大敘事”的學術取向：三卷本袍哥研究，第一卷已經交稿，他計劃在四五年時間內完成其他兩卷的寫作。

圖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