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我手里輯存的陳超、于堅兩位先生的書信較多，各自有一二十封，經(jīng)過湖北、北京的幾次搬家，于堅信大部散失，陳超信也存不多。冀望有人能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買到，以補遺漏之缺。

陳超書信大多集中在1993年左右，因我在武漢大學做博士生，閑暇時間較多，故給他寫了不少信，一般情況下他都會回復，當然，也有可能忙而忘記答復的。1984年前后，我們都開始在當代詩壇冒頭，在各處詩歌刊物、批評雜志發(fā)表有關詩歌批評的文章，但首次見面還是三年后的“揚州詩會”。這次會議由《詩刊》主辦，除七月派、九葉詩派的諸位老詩人外，大部分是中青年，尤以青年詩人和批評家為主，大概中國作協(xié)有意在詩歌界栽培后備人才吧。1988年1月和6月，因為到北京擔任全國第三屆優(yōu)秀新詩（詩集）獎（1985—1986）評獎委員會初評委（魯迅文學獎前身）、在黃山做《詩歌報》“愛情詩大獎賽”評委，一年兩度與陳超見面。此番情景，我已在《我在詩歌報的活動》一文中談過。

我散失的陳超的書信，大約是1988年及以后的，但估計數(shù)量不多。

由于書信頻繁，而且我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查閱資料有返途經(jīng)過石家莊之便，1993年冬或次年早春，我專程在石家莊下車拜訪了陳超夫婦一家。

記得那趟火車的到站時間是凌晨五點，剛出石家莊站，就見陳超手扶自行車，正在那里對我微笑。時值隆冬，氣溫應在零度以下，所以他穿著厚厚的羽絨服，還戴著一頂絨帽；面色黝黑，配一副眼鏡，那笑容是從哈著氣的鏡片上透露給我的。當晚，河北省作協(xié)主席、著名詩人堯山壁先生做東，請我及本市的一幫青年詩人到一家酒館吃飯。堯山壁，原名秦陶彬，1939年生于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南汪店村，1962年畢業(yè)于河北大學中文系，歷任邢臺縣文化館干部、河北省文聯(lián)專業(yè)作家、河北省作協(xié)主席等職。他是活躍于新時期詩歌界的名詩人之一，我上大學時就在《詩刊》等雜志上讀過他不少作品。

記得那是家鋪面不大的餐館，燈光幽暗，氣氛熱烈。有六十多度的衡水老白干侍候，身旁四位河北壯士陪酒（陳超、郁蔥、大解、劉向東），沒等三盞白酒下肚，我已醉得不省人事。這里是燕趙之鄉(xiāng)，看起來低調(diào)內(nèi)斂，其實是真正的慷慨豪壯。

另一晚，去往陳超位于省外貿(mào)家屬院的家中，當天除我們幾個，又增添了一些石家莊的詩人、藝術家，多數(shù)不認識，已不大記得。不過，最難忘的節(jié)目是陳超親自操弄吉他，一邊彈奏，一邊歌吟蘇聯(lián)歌曲《三套車》，且有人參與合唱，歌聲笑聲不絕如縷。郁蔥比較羞澀，大解則較奔放，而我是第一次聽陳超唱歌，見識到一個不同于書信中，樂觀、開朗和年輕的他。那天他穿著花色毛線衣，一邊彈琴，一邊仰天唱歌。在八九十年代，像這樣的文藝聚會，這般熱情奔放、無拘無束的歡樂場面，可以說遍布全國各地的大中城市。

然而在書信中，在與朋友的交往中，陳超給人留下的是十分謙虛、溫和的印象。

檢點他1992年、1993年間致我的幾封書信，信封為“河北省進出口貿(mào)易公司”專用字樣，收信人一般是“湖北黃石，湖北師院中文系轉(zhuǎn)程光煒先生”“湖北武漢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信箱程光煒兄”或“湖北省武漢市武漢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信箱程光煒先生”等，每封署名不同，常有變化，由此可見陳超做人做事的細致用心。這些信下面的署名，有的是“師大中文系陳超”“河北省進出口貿(mào)易公司”，有時是“石家莊河北師大中文系陳超”，或者是“師大陳超”以及“陳超”等，他常使用的，多半是“河北師范大學稿紙”，屬于空格稿紙，顏色顯淡藍色。

從字跡看，陳超練過毛筆，鋼筆體也有練習的痕跡，他的字比我好，但趕不上歐陽江河。其風格剛健有力，一筆一畫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從書法的角度講，這叫字如其人，顯示出主人性格上剛毅果決的一面。

陳超書信的格調(diào)跟他的詩歌評論文章相似，逶迤多姿、筆意含蓄，時而直白，時而謙和內(nèi)斂，但文字簡潔準確，自有獨特的風骨。試以他1992年9月16日（郵戳日期為9月17日）的書信為例。這個印有石家莊郵局字樣的“郵戳”是：第一格“國內(nèi)郵資已付”；第二格“1992.9.17,19 1”，時間卻印顛倒了；第三格“河北石家莊”；最后一行“050000”，大概是陳超家附近的郵編。再看該信：

光煒兄：

您好。

大札拜悉，祝賀你步入新的高度！這些年，我隨時會感到內(nèi)力不足，想來是因為光靠生命力和刺激——反射式的寫作難以為繼。理論不僅是一種快樂的事，對我等而言，更是一樁有目的的事業(yè)。因此，系統(tǒng)的、空想的、孤心不二的讀書，是我們所極為需要的。現(xiàn)在，您能有幸讀博，我既為你高興，又感到羨慕。可能我再也不會上學了，哪怕我多愿意，我的精力和體力都不似從前，想想寒窗，竟有些駭怕。只能隨遇而安。

前幾天我參加了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的一個詩會。見到曉渡、倫佑等人。從心氣上，他們比我年輕，沖動十足，要大干一場。我想我今后的寫作，恐怕還不會脫離過往的套式，社會學的、現(xiàn)象的考察。你的那本書，寫得很新鮮，我很喜歡！

有什么好消息和心情還望來信！

再寫。

秋爽。

陳超

16/9

我此前寫給他的信，內(nèi)容是告知已脫離湖北師院，成為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新詩研究專家陸耀東先生招收的第二屆博士研究生。陳超回信的內(nèi)容非常敞亮、坦蕩，友好而不失朋友間的幽默，如“可能我再也不會上學了”“想想寒窗，竟有些駭怕”等。1992年6月，我是以同等學力考上陸先生的博士的，雖同年也僥幸破格評上教授，但底子薄弱，在以材料為基礎的學術研究上，等于“從頭學起”。有關這段歷史，我曾在《問題和材料》等文章中多次提及。

從來信內(nèi)容看，陳超對自己的評論、研究以及未來的發(fā)展是非常冷靜清醒的。他談到讀書心得，談到詩壇上活躍的友人，確有不同于常人的看法，如“從心氣上，他們比我年輕，沖動十足，要大干一場”，再比如“我想我今后的寫作，恐怕還不會脫離過往的套式，社會學的、現(xiàn)象的考察”等。此前，他已將《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送我，該書對新時期“探索詩”諸流派詩人的代表性作品均有細心、尖銳、藝術感悟力甚強的細讀，而在理論思辨方面，表現(xiàn)得客觀、冷靜、精辟入里。作者顯然是學院派的詩歌批評家，不是以“感悟力”炫耀于世的人。陳超這本厚厚的專著，用詞準確，評點簡潔，雖個別之處也有“過頭”的地方，但總體上可讀性很高，所以剛一問世，就獲得詩歌界的普遍好評。

半年之后（1993年2月18日），陳超又來一信：

光煒兄：

您好！

這學期忙嗎？有什么大的計劃？有一事相托：

我省《文論報》委托我為之組稿，已組兩期見刊。《文論報》我說了還算數(shù)，因此，我想請您寫一篇文章。內(nèi)容隨您的興趣寫。我希望您能寫篇有關“后現(xiàn)代主義”或“敘事學”的，這兩個問題目下正爭得緊。詩學方面的，我知道您的干貨要給《詩歌報》“三人行”的，就不再為難您了。

另外，您的同學（碩、博）有優(yōu)秀的人物，也請您代我約稿。或者，光煒，干脆由您給我組一萬字的（正好一版）的稿，掛號寄來。這兩年，《文論報》影響不小。我在河北，自認對此報懷有“責任”，辦好了，我也風光，辦操蛋了，人們會說河北沒人。這點您能理解。

總之，請您努力實現(xiàn)我的愿望。因是老哥們，就不多說了。如能實現(xiàn)，請盡快寄來稿件，我好提前安排版面。三月份之內(nèi)如何？來信。

詩歌界情況似乎有好轉(zhuǎn)？主要是發(fā)表渠道順暢些了。至于什么“拜金主義”等，不單威脅詩歌，不計也罷。再寫吧。

敬禮

陳超

18/2

此時，河北最出風頭的《文論報》在全國文學批評界聲名大噪，我哪有“干貨”只給《詩歌報》而小瞧該陣地的膽量？在這封信里，陳超一改詩評家的形象，口氣儼然該報主編，當然，他為河北能有一文學陣地的興奮之情也躍然紙上。所以，“光煒”“哥們”這些稱呼一并用上。彼時我在武大，導師囑我每周到理學樓底層的“過刊室”查閱原刊兩三次，所以正在拼命啃讀各種現(xiàn)代文學的舊期刊。由于身處學院環(huán)境，我寫詩歌評論的積極性已經(jīng)不高，偶爾還會生出某種漠然的感覺。突接陳超來信，又喚醒了我的一顆“詩心”，轉(zhuǎn)而又對眼下枯燥、沉悶的閱讀原刊心煩意亂起來。每次去陸師家中匯報讀書情況，我卻不敢對視他溫和寬容的眼神，生怕被他看出什么“破綻”來。我把詩評轉(zhuǎn)入“地下”，白天與同學論學談道，夜晚仍然加班趕寫陳超所謂的《詩歌報》“三人行”快餐文章，自然也忘不了趕緊給《文論報》寄上一些東西。

九十年代初，我個人正值事業(yè)的爬坡期，心氣浮躁，有時還有一點不知天高地厚。好在跟著陸耀東先生讀書，教研室還有易竹賢、孫黨伯、陳美蘭等先生，當時武大的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可謂教授整齊，學風嚴謹，一絲不茍；有向龍泉明、昌切師兄請教的機會，以及查振科、汪劍釗這群狐朋狗黨，這對我未來走上治學之路是一個難得的良機。在這種心境下，盡管詩心依然火熱，可溫度似乎在緩慢地降低，此番心情的微妙變化，我那時毫無察覺。

三十一年過去了，我觸摸著這封信信底的郵戳，還能感覺到它的溫度。只見圓形郵戳第一個格上寫有“湖北武漢”，第二格是“1993.2.18 16”，第三格是武大郵局的郵編“430072”。想我使用這個郵編給九百公里以外的陳超兄不知寫過多少封信。陳超這封信落款是“2月18日”，次日就穿越近千公里到了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