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汀州。

“香港作家閩西行”的日程表上，這一天安排了參觀“瞿秋白烈士犧牲地”。

到長汀，瞻仰瞿秋白死難遺址，自是題中之義。對于瞿秋白，凡為文者幾乎耳熟能詳。至今依稀記得，上中學時，第一次讀到瞿著《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無比驚訝，二十出頭便能端出這般“大部頭”！好厲害啊！作者的尊姓大名，牢牢刻在心版上了。之后，得知魯迅先生曾錄清詩人何瓦琴聯句，手書一條幅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頓時覺得，能為魯迅當作終生知己，絕非凡人。不禁肅然起敬！當年白色恐怖之下，瞿秋白頻頻遇險，魯迅曾四次接納瞿夫婦度過困厄。據許廣平描述，“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隔閡的親人。”一九三四年初，瞿秋白將赴中央蘇區，臨行話別，魯迅執意讓瞿夫婦睡在床上，自己和許廣平睡在地板上。生死之交，情同手足，能不為之動容？！

此行安排參訪瞿秋白長汀犧牲地，包括了三處：汀州試院囚禁處，中山公園八角亭，羅漢嶺下遇害處。

和香港作家訪問團朋友到了汀州試院。此地宋代為汀州禁軍署地，元代為汀州衛署址，明、清辟為試院，汀屬八縣八邑科舉應試秀才的場所。后來成了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辦公地，紅軍長征后試院駐扎國民黨軍隊36師師部。瞿秋白被關押在這里。院內矗立唐代雙柏，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樹齡與汀州城是同年。巍巍古柏之下，時而舞刀弄棍，時而揮毫潑墨……滄海桑田，它目睹了客家首府的風風雨雨，也見證了一代英杰的生生死死。囚室外百年石榴依然茂盛。唐代皮日休詩云：“火齊滿枝燒夜月，金津含蕊滴朝陽。”元稹則喻之，“綠葉裁煙翠，紅英動日華”。每到五、六月，繁茂怒放，燦若云霞。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狹仄陰暗的囚室里度過了人生旅程中的最后的四十一天。正是石榴花開的時節。那一年，窗外石榴樹應如常綻枝吐蕊。它為置生死于度外的遠足一壯行色。

后人力圖還原瞿秋白犧牲時的場景。

晴天，餐后，泡上茶，點支煙，坐在窗前翻閱《全唐詩》，集句而成：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書寫至此，來人傳令催促動身。瞿秋白于是疾書：

方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此非詞讖，乃獄 中言志耳。

秋白絕筆六月十八日

瞿秋白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來到中山公園八角亭。他背著雙手，昂首挺立，留影告別。當地記者報道:“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隨后，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持香煙，顧盼自如，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他走了二里多，到了羅漢嶺下蛇王宮側，在一處草坪盤膝而坐，平靜地說：“此地甚好，開槍吧！”

關于瞿秋白就義的資料，基本情況大致相似，亦有細微的差異。比如被槍殺前說“此地甚好”，也有“此地正好”，“此地真好”，或“此地很好”，“此地也好”。終了，所說的，無論哪一種，似乎都能契合瞿的心境和氣概。刑場上的瞿秋白，定格于視死如歸。自此，烈士英名遠揚，功績被傳頌，精神被謳歌。

世事難料。此后卻有一段時日，是非全然顛倒。瞿秋白長久背負“叛徒”的惡名；肇因全在于《多余的話》。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瞿秋白在囚室寫成約二萬字的《多余的話》。那天，在汀州試院參觀，香港文友往訪“瞿秋白被囚處”。這時，我正好接到電話，龍巖作協主席馬卡丹將趕過來；沒聽見導游如何介紹囚室中的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話》。假如當地文友在這兒，他們心目中的瞿秋白又將呈現出何等樣貌呢？我想，不會不是英勇不屈，絕不低頭，堅拒多次勸降，也不會不是無所畏懼，從容面對，讀書，賦詩，書法，刻章……這全是事實。然而，還有那《多余的話》呢？或許會說瞿秋白勇于自我解剖，直面人生。今天，那可能是不少人共識，導游詞上或者就這么寫。當年卻并非如此。“橫掃一切”之風，殃及瞿秋白。《多余的話》被斥為“自首叛變的鐵證”，“屈膝投降的自白”，瞿竟成了“大叛徒”。八寶山瞿秋白墓及其父墓（葬于濟南）、其母墓（葬于常州）均被毀。八寶山革命公墓墳墓被破壞有一百二十座，瞿墓受毀最為嚴重。幾近于鞭尸哦。欺凌暴虐莫此為甚。

似乎早就預感身后將招致種種非議，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直截了當地表明，“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真話太扎眼，讓人難以正視。“歷史的偶然”，“歷史的糾葛”，“歷史的誤會”……字里行間，時時盤桓于“歷史”之中。“歷史”如此之嚴酷。“一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他終究從政治巔峰跌落下來了。“歷史”又是如此之吊詭。“以平凡的文人”自許，竟不期然地充任領袖人物，卻又承受“路線錯誤”的重責，甚至多年負載“叛徒”的罪孽。以《多余的話》向人世間訣別，終究遺響不絕，永久融入史冊，為后人世代緬念。

曾在微博上讀到豐子愷的一段論述，人生像一幢三層樓的房子，“第一層是物質的，第二層是精神的，第三層是靈魂的，世間大多數人住在第一層，一輩子忙于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少數人如學者藝術家等，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即專心學術文化，更有少數人對第二層樓還不滿足，爬上三層樓去探求人生的究竟。”我回了一段：“豐子愷之妙喻。上第三層，太少，太難，太險。”

瞿秋白臨終前留下《多余的話》，便釋然了。他告訴他的“同志們”：“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赤子般，毫無保留地解剖自己，“探求人生的究竟”，筆者以為這確乎“太少，太難，太險”。即使在漸趨開放、多元的世風下，對瞿及其《多余的話》的“判斷”也是多種多樣的。同樣在微博上看到各類留言。有慨嘆的：“一介書生，卷入大潮，悲劇早已注定。”也有不解的：“一個人得以死得如此不明不白，真令人驚奇。”甚至有非議的：“外勇而內怯者”，“死前用以麻醉自己。”當然，更多的是痛惜與欽敬——“如戟又如玉的文人秋白”/“看得人痛心”/“先生一生 ，有此篇即勝過他人多矣！”《多余的話》代序僅有短短的一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必說。”詩引自《詩經·國風》，隨后還有一句：“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大悲哀，訴諸塵世也許是難獲回應的，抑或質之于天？

而今，重讀《多余的話》，那些話語似乎仍縈繞心間。

“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我還留戀什么？這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如常人般深深依戀自己的親人，乃至所有孩子。于是，不由自主地：“我替他們祝福。”

他確實有著太多太多的憧憬。“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世界如此之美麗，于心底再次地深情呼喚：“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從汀州試院，到中山公園，再到羅漢嶺，瞿秋白走了四十多分鐘，于是，就這樣走到了人生盡頭。

許廣平曾回憶，獲悉瞿秋白罹難，魯迅悲痛不已。他木然枯坐，揮筆題寫挽聯：“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還家。”魯迅強撐著，抱病編輯出版瞿秋白譯作，命名為《海上述林》，甚至親撰廣告詞，“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高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在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歲月，魯迅嘔心瀝血，為瞿留存最后的永恒紀念。他彌留之際，心心念念的仍是亡友的遺著。斯世“同懷視之”的知己呵！

流年似水。誠如遺詩：“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如今，瞿秋白殉難處建起了紀念碑和紀念館。“閩西行”擬定行程有此一站。原先打算到那里看看，香港文友說不去了，“秋白落難，不忍直視，情何以堪！”

驅車經過時，我遠遠望去，久久無語……

當年，瞿秋白從上海赴中央蘇區，取道香港，通過地下秘密交通線進入閩西和贛南。不久，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撤離根據地開始長征。數月后，中央分局決定，瞿秋白等撤離，“潛入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路線也是經閩西轉道香港前往上海。途中，重病在身的瞿秋白被國民黨軍隊發現捉捕，最終英勇起義。此次“閩西行”，幾位香港作家于七月一日自港島出發，展開數日紅土地之旅。一些路線交叉。空間有所疊合，而時間相距久遠。早已物是人非。撫今追昔，香港文友感慨系之。時任香港作聯秘書長的李遠榮，應是采風團里較為年長的，祖籍泉州南安，出生于馬來西亞怡保，10歲回國，后曾就讀暨南大學，早年移居香港。作為歸僑，新港人，作家，文史專家，其人生經歷尤其豐富，對歷史風云自有特殊感受。他撰文紀行，“踏著當年紅軍的足跡，領會毛澤東主席詩詞的真諦，收獲頗豐”。文中寫道，重溫詩詞《如夢令?元旦》，詞中“路隘林深苔滑”，以“隘”、“深”、“滑”，顯出行軍之難，“道路險隘，林木幽深，苔蘚濕滑”，以前閱讀僅是“平面的理解”，“現在深入其境，感到其艱難之處比想象中多百倍”。寧化建有北山革命紀念公園，陳列著梭鏢、土槍、土炮、號角、大刀等革命文物，看到烈士事跡介紹，令人肅然起敬。李遠榮深情地說，“閩西，這塊紅色的土地，每一座山，每一塊石，都浸染著先輩的熱血，這里的每一棵草，每一寸土，都留下紅軍的足跡”。他喟嘆，來到這里，追憶昔日的壯懷激烈的革命歲月，“無不讓人感受到其散發出的神圣的光芒”。瞿秋白正是在汀江畔留下悠遠的遺響。

瞿秋白的悲壯事跡，深深打動了參訪團的香港文友。兒童文學作家、時任《香港作家》雜志總編輯周蜜蜜以一篇《秋白的天空》，傾訴心聲。來到汀州古城，她感到，與這位非凡人物的生命軌跡，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甚至覺得，自己體內的血液，流速也有點加快了。站在瞿秋白書寫《多余的話》的書桌前，從上面的窗戶望去，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天井上是一方小小的天空。“瞿秋白寫的最后文字，天空就是最早的唯一的‘讀者’，確實是一片真心可對天。他的文章里沒有什么英雄的豪言壯語，只是一字一句依心直說，這樣的文章才是最真情流露，也最能打動人心的。”

瞿秋白《多余的話》結句，中國的豆腐，天下第一，香港文友閩西踏訪數日，以舌尖體認，亦覺余味無窮。周蜜蜜徑直表示，瞿所說的最好吃的豆腐，也在長汀吃到了，用小巧的蒸籠裝著，以各種配料任意調味，很鄉土，也很家常，山青水白，鮮嫩可口，真是一流，更覺得瞿秋白的話可信可親，一點兒也不多余！之于《文綜》副總編輯彭潔明，尤其念念不忘極具代表性的客家擂茶，生津止渴、健脾養胃；極盡鮮嫩之美的寧化生魚片，魚片的清涼、鮮美通過舌頭蔓延至全身，回味無窮。

抵埠當晚，采風團即嘗到美味的客家餐，長汀豆腐河田雞炒米粉等等，幾道菜肴都讓眾人叫好。蔡益懷博士自謙，素來食不知味，但這一餐倒是吃出了味道。他說，本來就喜歡吃豆腐，所以匙羮老往那四方的木匣子里伸，大家都停箸的時候，自然任其風卷殘云。臨離長汀，團友告訴蔡益懷，從酒店窗口看到有人在汀江洗衣服。他即好奇地探望，果然，好幾位婦人蹲在水中的石板上浣水。蔡益懷感嘆，多少年沒見到的田園景象哦！時光倒流，仿佛回到了童年生活過的地方，竟有一種說不清道不出的興奮和欣慰，“這不就是我在尋找的中國，我那回不去的原鄉嗎？”

瞿秋白離世前，無比眷戀地與“美麗的世界”道別。多年之后，香港作家參訪團來到這位“書生領袖”留下最后足跡的山川之間，萬千滄桑涌上心間。盜火者舍生取義，為的不正是“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寧化“天鵝洞”，這個“中國東南地區罕見的洞群世界”，吸引了遠近游客。流連忘返的人群中，便有小說家、《香港文學》前主編陶然和作家、學者黃維樑。黃維樑笑稱，以拜石聞名的米芾，如到此，必千拜萬拜；大旅游家徐霞客如到此，必將奇觀寫入游記。而在陶然眼中，“巖溶景觀造型奇特、線條剛勁，極富寫意韻味，令人有震撼之感。”在這片紅土地上，香江來客們留下了對于一代英杰的深切緬懷，也留下對于青山綠水的美好記憶。

香港作聯會長、《明報月報》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一再對辭行的龍巖文聯、作協負責人表示，此次閩西行印象，難以忘懷。原先曾規劃適時重訪。后來，由于種種因素，未能如常成行。多年過去了，每當遇見采風團朋友，談起往事，諸位仍記憶猶新。

“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瞿秋白在人生旅程的最后時刻，夢寐以求的人間煙火味，如陽光，如空氣，如清泉，依然在周邊，在心間……

（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監事長，福建省作協顧問，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