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東南州位于貴州省東南部，是我國苗族人口最為集中的聚居區之一，素有“苗疆腹地”之稱。苗族人民在此地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嘎百福便是其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作為苗族口頭傳統的重要載體，嘎百福不僅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且是苗族歷史、倫理、審美觀念的集中體現。

嘎百福，又稱“嘎別福”或“嘎福歌”，是苗族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一種獨特曲藝形式。其名稱源自苗語，意為“山坡下的歌謠”，以說唱結合、載歌載舞為特色。嘎百福主要流傳于黔東南州雷山、臺江、劍河、丹寨等苗族聚居區，是苗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苗族嘎百福具有鮮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兼具敘事性、音樂性和表演性，其內容多反映苗族社會生活、歷史傳說和道德教化，表演形式靈活，既可單人敘事，也可群體對唱。

嘎百福是苗族人用嘴“寫”出來的歷史書，苗族把千年遷徙的苦辣酸甜都釀成了順口溜，老人們圍著火塘講古，把山川傳說、寨子規矩編成押韻的調子，年輕人聽著聽著就記進了心里。這種說唱技藝不是刻意教的，是混在炊煙里自然長出來的。如今唱起那些老歌子，還能聽見祖先蹚過河水的聲音，看見他們掛在牛角上的遷徙地圖。傳統的嘎百福藝人多為業余愛好者，在農閑時節向老藝人學習，通過反復觀摩和實踐掌握表演技巧。由于沒有固定的文本，每位藝人在表演時都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風格進行一定程度的即興創作，使得嘎百福藝術在傳承中既保持基本框架又不斷創新發展。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推進，嘎百福開始進入學校教育和專業培訓體系，傳承方式日趨多元化和專業化。

傳統的嘎百福表演多為單人坐唱或站唱，表演者既是敘述者又是角色扮演者，通過語言、表情、手勢和簡單的動作來表現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表演時無需復雜的舞臺布景和道具，多在苗族的吊腳樓、鼓樓坪、節日集會等場合進行?，F代嘎百福在保留傳統元素的基礎上，也發展出多人表演、增加伴奏樂器等新形式，增強了藝術表現力。

對苗族人而言，嘎百福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它承載了苗族的傳統文化，通過生動形象的藝術形式傳遞民族歷史、生產知識、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它也是苗族社區重要的娛樂方式，豐富了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嘎百福還在苗族婚喪嫁娶、節日慶典等社會活動中發揮著禮儀功能。可以說，嘎百福融入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苗族人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

《搬出大山幸福來》是近年來較為優秀的嘎百福作品之一，主要以凱里市易地扶貧搬遷為背景，講述苗族婦女楊美一家人符合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從農村搬遷到城市，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小區辦廠帶領鄉親脫貧致富的故事。作品在傳統曲藝框架下融入現代敘事，展現了嘎百福在新時代的生命力。該劇以散文體的說白推進情節，以七言韻文強化抒情，形成敘事張力的節奏性起伏。唱詞中大量使用苗語襯詞“喲呵呵”“嗬嗬依呵”，既保留民族語言特色，又通過重復與押韻增強音樂性。如“男甲”的唱段，“老家雖說在山里，畢竟住了幾代人/好不容易修了房，故土不舍又難離”，以質樸語言傳遞移民群體的復雜心緒。演員通過聲腔轉換塑造不同人物，如“女甲”既扮演楊美，又以旁白者身份串聯劇情，體現嘎百福“說唱一體”的表演特征。

《搬出大山幸福來》突破了傳統嘎百福“婚戀諷喻”的單一主題，聚焦易地扶貧搬遷政策下的社會變革，使古老曲藝介入現代性議題。引入多聲部合唱、快板伴奏等多種音樂元素，如結尾處的“眾唱”段落，以恢宏氣勢烘托脫貧攻堅的集體記憶。

《搬出大山幸福來》自從成功上演，宛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在黔東南地區激起層層漣漪，引發一場獨特的連鎖反應，構建起令人矚目的“藝術—經濟”雙螺旋結構。以它為藍本發展起來的“非遺工坊”，如同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已然孵化出17個充滿活力的衍生品牌，巧妙地形成了“前店后廠”的新型業態，讓傳統與現代在這里完美邂逅。有的品牌更是勇敢地登上“村超”“村BA”“村T”的舞臺，向世人展示著黔東南獨特的文化魅力與產業活力。

走進黔東南州凱里市苗繡工坊，仿佛踏入一個時光與創意交織的世界。這里是劇中楊美服裝廠的原型，也是文化與產業融合的生動見證。工坊里的繡娘們，用靈巧的雙手將嘎百福表演的韻味融入一針一線之中，讓每一件產品都成為一個動人的故事載體。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來》，會發現它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跨界態”。與黔東南侗族大歌有著嚴格“歌班”組織、遵循著血緣與地緣紐帶傳承不同，苗族嘎百?！栋岢龃笊叫腋怼吩谘輪T組合上大膽突破，重構傳統曲藝的傳承譜系，形成“社區傳承”的嶄新模式。時間維度上，該曲藝摒棄了傳統嘎百福“三天三夜”的漫長展演時長，創造性地采用“15分鐘單元模塊”，讓每個模塊都包含完整的“起承轉合”。劇中“搬遷爭議—培訓創業—訂單高潮”的三幕劇，既是三個獨立成篇的故事，又環環相扣，形成獨特的“碎片化完整性”，與當下短視頻的傳播邏輯不謀而合，讓傳統曲藝在快節奏的時代中找到新的生存之道。

《搬出大山幸福來》的成功，更在于它實現藝術價值的當代重構，將舞臺從婚喪嫁娶的場合移至社區廣場，使其成為政策宣傳、民生議題的公共話語平臺，讓傳統曲藝承擔起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它從“口耳相傳”走向“媒介傳播”，通過貴州省“杜鵑書薈”曲藝大賽和全國展演等渠道，受眾從苗族村寨擴展到城市劇場，實現“非遺破圈”。鄉村振興的征程，仿佛一幅宏大的畫卷，而“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則是畫卷上最絢麗的色彩。在這幅畫卷里，敘事策略與現實邏輯相互交織，構建起一個超越血緣的地域共同體。

以《搬出大山幸福來》為代表的苗族嘎百福的文化敘事創新，為非遺活化貢獻了鮮活案例。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不在于被動地將其供奉在神龕里，而在于主動地激活它，通過教育賦能，完成文化記憶的代際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