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讓-保羅·杜波瓦憑借小說《每個人》拿到了龔古爾文學獎，這是法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時任評審團主席的伯納德·皮沃特對杜波瓦的評價是法國的約翰·歐文或威廉·博伊德，伯納德·皮沃特提到的這兩個作家，前者是深受村上春樹喜愛的美國作家，后者是跟麥克尤恩、巴恩斯齊名的英國國民作家。

在從事寫作之前，杜波瓦是一名法國本土記者，他先后為多家報社提供關于體育、法庭、電影等領域的報道，有社會學背景，還曾在建筑和家具攝影領域工作過。從上世紀80年代起，他以美國新聞雜志《新觀察家》的記者身份在北美大陸生活了十五年，他的早期創作是關于這段經歷的散文集。

讓-保羅·杜波瓦

法國與北美構筑了杜波瓦的兩段人生，也共同成為這部獲獎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地。小說的主角是來自法國圖盧茲的法裔加拿大人保羅·漢森。在法國，他是先鋒電影工作者和牧師的孩子，出生于1950年代，在左翼熱潮下成長，并見證了家庭在這股勢力的影響下分離。在加拿大，他是父母離世的公寓管家，在為業主們服務二十六年的時間里又經歷了妻子離世，最后因一起意外傷人案件被關押到蒙特利爾監獄。眼下，他一邊想象逝去的親友陪伴在自己周圍，一邊講述跨越大洋彼岸的兩段人生。與此同時，這間牢房里還有曾是摩托騎手的犯人帕特里克，日復一日，他們重復體驗著“監獄把我們吞進它的肚子，消化我們，我們蜷縮在它編了號的腸子的褶皺里，在兩次胃痙攣的間隙，盡我們所能地睡覺和生活”。

杜波瓦的這部小說可以看作是一部現在進行時的回憶錄，如果說一部回憶錄必須分配一個固定主題，那么留給保羅·漢森的很可能是分裂，他的兩段人生，他身處牢房、但精神卻滯留在回憶中的生存狀態都關乎這個詞。這一切的根源又必須追溯到他的出生，1955年，法國社會即將被一場革命撕裂的前夜，保羅出生了，他的父親是來自丹麥日德蘭半島的牧師，奉守傳統家庭的典范；母親從小接受先鋒藝術的影響，成年后繼承了父輩留下的藝術影院。

保羅的出生是兩種相悖價值觀暫時融合的結果，正如他回想這個時刻時的描述，“當時的他們或許還沒有料到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生對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影響”，分裂的苗頭從這刻就已經埋下。1968年，法國爆發了后來席卷歐洲的五月風暴，電影業也卷入其中，“我母親，安娜·馬爾熱里，變身為當地的‘藝術與實驗’女神，加入了戈達爾的戰斗，把影院的檔期全部推翻重排，開放斯帕戈的場地做各種大集會，組織五花八門的辯論”。在母親的影響下，少年保羅接收到的是一個被全新的語言和思潮包裹的世界，一個跟布道的父親背道而馳的世界。在爭取無望后，父親與母親離婚，獨自前往加拿大繼續傳教。

家庭的分裂在小說中幾乎是可以預見的，尤其考慮到這對父母在一起，并不是因為對彼此所代表的世界的認可和包容——對這段婚姻抱有疑問的保羅后來多次問到母親為什么要跟一個新教牧師結為夫妻，母親的回答是：“你父親太帥了。”。比起父親的走出，保羅后來的選擇更耐人尋味，在新世界成長起來的他卻在成年后追隨父親去往加拿大，這也預示著他后來會經歷跟父親類似的幻滅。從革命點燃的法蘭西到被工業化改造的塞特福德礦城，父親替自己選擇的這塊自留地，“有著異常惡劣的采礦環境，到處飛揚著纖維和塵土，大片的土地被開掘、被撕裂、被轟炸，誕生出一座失真變形的城鎮”，這是新世界的另一副面孔，沒有大洋彼岸一切前衛和新潮的事物，破敗，荒蕪，這片被技術掠奪后的廢墟并不是一個先前世代捕魚的牧師有能力修復的，留給牧師在此安身的可能是放棄隨身攜帶的宗教火種，成為新世界的一部分。保羅目睹了父親的落敗，他從牧師變成了狂熱的賽馬賭徒，在被教會驅離前的最后一次布道中離世。

關于監獄處境的描述，書中反復使用的一個詞是“消化”。這個重復運行的現代機器像一頭巨獸，將人們吞入腹中，奪走他們感受溫暖和飽腹的權利，當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不到滿足，精神上的自由和尊嚴就成為奢望，剩下的便是任由巨獸將他們碾碎、消化。辦完父親的葬禮后，保羅成為一棟精英公寓樓的管家，“這是一幢像豪華郵輪一樣巨大的流線體建筑，有機房、復雜的內部結構、巨大的游泳池、繁茂的花園，還有6層甲板上的68間客艙”。

居住在公寓最底層的保羅覺得“一直生活在巨獸的腹中”。他的感受驗證了他接下來的遭遇，在這個比監獄更精密和高級的巨獸體內，追隨父親的他換了種方式——牧師服務教徒，管家服務業主，但他表現得比父親更虔誠，以遠超管家職責范疇的誠意照料公寓和里面的每一位業主。此外，與保羅相愛的妻子是一名印第安原住民，在古老神話以及對自然心懷崇敬的環境中長大，同樣深受宗教的影響。無論工作還是生活，保羅所依賴的父親和妻子釋放出的來自傳統世界的真誠和愛意，在公寓象征的新世界倫理中逐漸失效。擔任公寓管家二十六年，隨著“深諳現代社會的為人處世之道，擅長套近乎，揚揚自得，態度輕浮”的新任業委會主席塞奇威克上任，像BUG一樣游動在巨獸胃里遲遲難以被消化的保羅最終被“這個時代的領導者”驅逐出去，代價是他因故意傷害塞奇威克被判服刑兩年。

新世界蒸騰而起，持有舊世界信條的人只能被迫領受一再降格的人生，父親猝死，妻子意外離世，保羅掙扎在不同巨獸的腹中，科馬克·麥卡錫的《長路》在末日世界里傳遞的火炬并不能保護他們。而那些擁抱新世界的人似乎也沒有好到哪里，保羅的母親自殺，為了賺錢投身保險估價的好友里德，因重復見證人命被核算而無法擺脫內心的煎熬。“世界只會變老，不會變得更好或更壞”——哈羅德·布魯姆的預言還在生效，新舊世界的交替仿佛一個沒有惡意的玩笑，它已經懶得再釋放惡意了，而我們也懶得將這個無人幸免的結局再當作悲劇，剩下的只有虛無。但就像保羅總在夜深時聽到死者的囈語，或許這虛無會在某個相似的時刻從我們周圍升起，重新化為啃嚙身體的牙齒。

保羅是杜波瓦的中間名，他確實像這個角色一樣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圖盧茲，角色在北美大陸的經歷自然也融入了杜波瓦在十五年駐外生涯里對這片大陸的觀察。在2017年的文集《關于美國》里，杜波瓦將美國形容為“地球上唯一一個容許這么多具有有害且扭曲思想的外來物種自由游蕩的動物園”，為了向反復出現在約翰·厄普代克筆下的兔子致敬，杜波瓦將他小說里的角色都叫作保羅，用作家自己的話來說，“我總是講述一個無法忍受權威、拒絕將權威強加于人的男人的故事。對我來說，每個敘述者都是一樣的，有著相同的聲音和心理特征”。

杜波瓦在2004年出版的小說《一種法蘭西生活》是關于一個叫保羅·布利科的男人從1950年代到20世紀初的大半生，與《每個人》一樣，小說以保羅的自述展開，哥哥死了，他的死像一道陰影籠罩著家庭，父母變成“兩段空心木”，年幼的保羅滿足不了他們對死去的另一個孩子的完美想象，他被遺落在家庭的邊緣，成為一個局外人。在敘述自己的過往時，保羅似乎早已習慣矯飾，他高高在上，語氣冷淡、譏諷，曾經為了文憑學習、在搭上革命快車的青春期享受放縱、跟一個社會地位不匹配的女人結婚生子的生活看上去好像都跟他關系不大。但他又會在某些時刻真情流露，這樣的時刻大都關于悲劇：父母病逝，妻子墜機身亡，女兒精神失常。伴隨悲劇而來的是他的家庭破碎，財產盡失，經歷了學監、體育記者和自由攝影師，他最后的職業是一名園藝師。

從《一種法蘭西生活》到《每個人》，兩部小說里的保羅都有著類似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經歷，但他們應對生活的態度并不一樣。保羅·漢森始終持有對生活的信念，他付出了，爭取了，對抗過，他更像是作家口中“拒絕將權威強加于人的男人”。而童年時代的放逐卻讓保羅·布利科學會了隨遇而安，他的婚姻是被妻子選擇的結果，為他帶來高光的職業是家庭關系網施舍的，正是這兩點讓他在不知不覺中“跨越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的全部階梯”。關于這樣的人生，保羅·布利科有清醒的認知，“人生好像是一種孤獨的演練，一種沒有目的的橫渡，一次在既平靜又令人惡心的湖面上進行的旅行”，讓他在慢慢滑向湖底時觸底反彈的甚至不是這種漫無目的的人生帶來的虛無感，而是對恐懼的本能。保羅·布利科，一個依靠本能活著的人，生活給予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生活奪走的他也不再繼續爭取。

需要提及的是，保羅·布利科在自述中時常傳達來自左翼視角的批判態度，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歷任總統和他們影響下的社會生態都在這樣帶有諷刺意味的視角下被描述，也都被拿來為這部個人回憶錄當歷史注腳——即便這些出產自左翼精神的言論大都跟這位批判者的生活背道而馳。從這個層面來說，《一種法蘭西生活》與諾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悠悠歲月》有類似之處，后者在這部作品中以無主角的形式呈現了法國社會從二戰開始為期六十多年碎片般的社會生態，如果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安置在某個人物身上，很可能就是保羅·布利科。

冷峻如安妮·埃爾諾，通過沒有主角實現“掃射”所有人的目的，杜波瓦的保羅·布利科最終站了出來，替每個人披上畫像——“長長的無憂無慮、自由、幸運的，與1968年5月相伴的時期一去不返地結束了。所有的人已經收回了他們的幻想，振作起精神，熄滅了含大麻的煙蒂，把頭發甩到后邊，讓自己重新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