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四月，陳門四翰林合影。左起：余遜、啟功、柴德庚、周祖謨

劉乃和、啟功題跋《勵耘書屋珍藏汪容甫先生臨圣教序》（局部）

20世紀40年代，輔仁大學有四位青年教師才華橫溢、學問精湛，后來在歷史學、文獻學、古代文學等領域作出重要貢獻，成為開宗立派的大家。序齒而排，他們分別是余遜（1905—1974）、柴德賡（1908—1970）、啟功（1912—2005）、周祖謨（1914—1995）。他們都深獲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大師陳垣先生的器重。

陳垣家有三間南房為書房兼客廳，四人常在此向陳垣問學。文字學家沈兼士戲稱四人為“陳門四翰林”“南書房四行走”。

歷史學家柴德賡先后任教于輔仁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在《柴德賡來往書信集》一書里，柴德賡與陳門另外三“翰林”之間的書信，給我們留存了陳門師徒的趣味、品性和治學的風貌。我們從中可以重溫先賢風范。

一

歷史學家余遜，字讓之，余嘉錫先生的哲嗣，湖南常德人，任教于輔仁大學史學系。1945年至1946年，余遜給在重慶的柴德賡寫了3封信。這些書信主要述及北平師友近況，包括生活和著述。述生活者，如1945年3月6日的信，其中說“友朋中惟仲益、穎明善于居積，生活差適，余則大抵艱窘”。仲益，即陳仲益，陳垣先生次子；穎明，即陸宗達，治文字訓詁之學。居積，即囤積意，出自東漢王充《論衡·知實》：“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shù)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余遜信里的意思是說仲益、穎明善于治生，所以生活還過得去。陸宗達當時也在輔仁大學國文系教書，從信中可知，專治文字訓詁之學的陸宗達似并非“書呆子”，而是把生活打理得很好。但陸昕撰著《祖父陸宗達及其師友》中提到，陸宗達是“不管家的”，“油瓶倒了都不帶扶，一輩子當甩手大掌柜”。也許合理的解釋是：陸宗達富家出身，家境寬裕，太太善持家，生活還不錯。

余遜的信里說到了師友學問著述情況，1945年3月6日信里講到陳垣“方草創(chuàng)《通鑒胡注表微》篇目”；1946年5月9日信里說到《輔仁學志》十三卷合期的主要篇目，“家嚴之稿已排竟，次為兼士先生之《石鼓文考釋》，再次則為孫子書、周燕孫之作。援師之《胡注表微》亦將于此期內(nèi)印竟。”“家嚴”即余遜父親余嘉錫，兼士即沈兼士，孫子書即孫楷第，周燕孫即周祖謨。《胡注表微》即陳垣在抗戰(zhàn)時撰著的《通鑒胡注表微》一書，亦是陳垣發(fā)揚之“有意義之史學”，以史學暗喻民族氣節(jié)。1946年5月9日信的最后，說到武漢大學史學系聘余嘉錫事，武大給了余先生相當?shù)膬?yōu)惠，“每周任課六小時，功課隨意開設，許以最高待遇”。余遜在信里說，余嘉錫對武大的邀請“已婉辭謝之矣”，輔仁大學相留固然是一方面，余嘉錫本人的去留決定則顯然尤為重要。

二

周祖謨，字燕孫（燕蓀），祖籍杭州，北京出生，先后任教于輔仁大學國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周祖謨是余嘉錫的女婿。這部書信集里收錄了周祖謨1945—1960年間致柴德賡的6封信。家庭生活、師友親朋、學問著述乃至社會諸相，無所不談，而且?guī)缀醵际情L信。

1945年3月18日的信里說：“……我一定要自勉，我不一定有成就，可是我有□□不息的精神。一年來治學的方面比從前稍廣，手邊要作成的書已經(jīng)時時著手，其中也許要有一二稍微精彩的，容我慢慢地再告訴你。”這里說的“著手”的書，1945年10月23日的信里，說了具體的著述內(nèi)容，如《說文校箋》《方言校箋》《釋名箋疏》《等韻學》《中國文字學史》《比較訓詁學》《洛陽伽藍記校注》等。當時周祖謨也就三十出頭，正是青春年少。有趣的是，1945年11月19日信里還說到了啟功的字畫，“元伯的畫在此地非常吃香……他這家伙，不像從前那樣好求了，三年中的三個扇面他就沒給我畫一個，原件都上展覽會上去了。今年我真沒有用的了，從新買了一個交他，見面就催，他只說‘該打屁股……’，寧挨打，也不畫……”這段描述，真是精彩至極，年輕人間的“頑皮”纖毫畢現(xiàn)。1946年5月28日信的末尾，周祖謨告訴柴德賡，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挽弟入北大為專任，此刻尚未決定去就”，因為“八年以還，輔仁對我不薄，是以尤遲遲不決”。這和余嘉錫辭謝武大之聘，可以相映照，他們都對輔仁有感念之心，所以也就不能僅因待遇就舍輔仁而他就。

周祖謨幾乎每封信里都詢問柴德賡的著述，1945年3月18日信里有“你那邊看書也許不要太難，還是忙一兩件名山事業(yè)吧”。1945年10月23日信里說：“青峰，你又有什么著述？都請你們說的像我這樣詳細……”1945年11月19日信里，周祖謨說：“聽說你要作一篇‘金墉城考’，那再好沒有了。一則以老兄之思茗盈泉，復為文章，必大有可觀。一則足跡所至，與史乘相發(fā)，亦必較空談捫燭之說為可信……這是不可少的一篇大文。”世事艱難，年輕朋友間相互砥礪，這真可入“新世說”的“師友篇”了。

予生也晚，30多年前讀大學時，專治聲韻訓詁之學的周祖謨先生已經(jīng)耄耋之年了。在這部書信集里可以看到，周先生年輕時也是活潑潑的，文筆清朗，也“多愁善感”著呢。1945年3月18日周先生從北平給遠在重慶的柴先生的信里寫道：“……我常常縈念過去在一起吃飯、一起談笑的樂趣，而今邈不可得，不禁有凄清索寞之感。尤其當我坐在子高先生的椅子上的時候，格外想念故人了！翠森森的槐樹，籠罩著整個的院子，那是我最常逗留的地方；薰風徐徐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最常談的時候。我最喜愛你的天真；我敬慕你對人的那種熱誠，那種親切豈弟的顏色……”1945年10月23日周先生給柴先生的信里寫道：“我喜愛江南，甚于我的家鄉(xiāng)（指北京）。我喜愛那清朗的日光照在那遙遙的遠山上，襯起淺淺的清溪，劃起那輕輕的畫鹢，看那無邊明媚的春景。我喜愛那長江的浩蕩，聽那咿呀的搖櫓，賞雪后的杏花，春初的楊柳……”這才情，這清麗生動的文筆，一點兒都不輸散文家。

三

啟功，字元白（元伯），滿族，北京人，先后任教于輔仁大學國文系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這部書信集收錄了1947—1964年間啟功致柴德賡的11封信。啟功和柴德賡之間的通信，談的最多的，一是老師陳垣先生近況，再則就是問學之事。

1964年2月4日，啟功寫給柴德賡的信里，說到他在武漢博物館里見到的章學誠一札，“無上款。首云：‘秋帆先生以宋元《通鑒》委弟復審，弟性能拓觀于書外，而不能細勘于書中，兄所知也……’”引了這些話后，啟功又加按語：“此真得失寸心知也，所謂拓觀書外，是瞎發(fā)空論而已。安有書中尚未觀而能拓觀書外者乎……”秋帆，即畢秋帆，清代學者。章學誠，清代史學家。陳垣認為章學誠讀書少而好發(fā)議論，所以史學不可從章學誠入手。柴德賡在輔仁大學講授清代學術(shù)史，也說章學誠“主義多，所作者無多，史學中之議論派，少實在東西”。這或者也旁證了陳門師徒的治學風格：博學而實證。

1955年12月26日啟功寫給柴德賡的信，可見出啟功年富力強時精進學業(yè)的狀態(tài)：“文化建設高潮，即將到來，實已到來。我輩之足以稍堪貢獻于人民者，端在學術(shù)——即或是舊技術(shù)、舊記問，今日若不拿出，不趕快拿出，真不應該也。今后吾二人通信，相約必須提到‘筆動（著述）到哪里了’之一內(nèi)容，而‘眼動（學習、用功）到哪里了’即在其中矣。此‘條約’愿為‘簽署’乎？一笑！”在這封信里，啟功又說他在書店看到“某人（忘其名）所出之《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一小冊，未細看，略翻之，與兄之大作性質(zhì)相類（不知是否援師學生筆記發(fā)表），如是其自撰，又不知有何優(yōu)缺點，深思前者弟之建議竟為他人先矣。然亦不礙后出居上……”這里說的“某人”即張舜徽，“援師”即陳垣先生。這段話可知，當時柴德賡已有后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史籍舉要》書稿，“深思前者弟之建議竟為他人先矣”意思是啟功曾建議柴德賡出版書稿，但竟讓別人先出了類似的書。啟功信里明白無誤地說是“兄之大作”，則可知啟功當時即認為這是柴德賡所撰著，書中當傳承了陳垣的學術(shù)見解。

姜亮夫年輕時在清華讀書，師事王國維、梁啟超等大家。姜先生在文章里回憶：“在清華這個環(huán)境當中，你要講不正當?shù)脑挘乙粋€人講骯臟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學生同學生，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志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jīng)]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文章有什么好處，建議對方去看。”我讀陳垣門下“四翰林”的書信，也生出了這樣的印象。而這才是高等學府應該有的氣象，“襟期瀟灑，意度廓落”。

（作者；周維強，系浙江教育報刊總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