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北宋學者張載的名言，被馮友蘭先生概括為“橫渠四句”。

日前，“網紅”董宇輝因在直播中提到它，遭多位網友炮轟，甚至有網友稱：“如果說董宇輝是當下青年的榜樣，那我們的青年是沒有前途的，我們的青年是頹廢的，我們的青年是自私的，我們的青年是沒有希望的。”

網友批評集于三點：其一，覺得“為天地立心”等的口氣過大，跡近廉價的“心靈雞湯”；其二，無客觀尺度，不易監督，易淪為道德表演；其三，身為現代人談舊道德，不甚恰當。

質疑第一點的，似誤讀了“橫渠四句”。“橫渠四句”向以難解著稱，對張載哲學了解不夠，只用白話文去釋讀，難免望文生義，get不到其妙處，誤當成空洞的“心靈雞湯”。

質疑第二點的，混淆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區別，用后者的尺度測度前者，走向庸俗化。康德說：“有兩樣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也就與日俱增：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亦無法被“工具理性”驗證。

質疑第三點的，則忽略了哲學不是科學，幾千年來，后人不斷回到前人的基本命題上重新思考，雖無法使用，卻自有其價值。道德亦如此，“舊”并不是“無價值”。

本文主要依據美國漢學家葛艾儒的《張載的思想》和龔杰先生的《張載評傳》，予以介紹。

被遺忘的哲學家

張載的生平事跡難辨。

朱熹列張載入“道問學”（指勤學探索外部世界以獲取知識，與“尊德性”并列儒家治學兩大方法論）譜系，僅作枝蔓。《宋史》竟稱他是“二程”的弟子，可他比程顥大12歲，是他們的表叔，且他說過：“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葛艾儒說：“張氏的哲學除了那些跟程朱學說相一致的以外，此后數世，便很少有人問津，而且部分著作也已經亡佚。”明清王夫之等與程朱唱反調，才想起張載。

張載生于1020年，《宋史》稱他是“長安人”，他自稱“大梁（河南開封）人”，因祖居于此。祖張復、父張迪都是小官吏。張迪死在涪州（今屬重慶市）任上，張載與小10歲的弟弟張戩均幼，與母親住在鳳翔縣橫渠鎮（今屬陜西省寶雞市）。

張載“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言兵。21歲時，西夏犯境，曾上書主持西北軍事的范仲淹，范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勸他讀《中庸》。

北宋重文抑武，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張載苦讀數年，1056年入開封，坐虎皮講《易》，已36歲。

在開封，張載遇“二程”，《宋史》稱：“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程顥弟子游酢甚至說“橫渠乃歸陜西”，其實次年（1057年）張載考中進士了。

程顥直到張載去世的1077年才收徒，游酢應是從“二程”處聽來，不靠譜。

不得志因為倔脾氣

張載中進士后，任官12年，呂公著稱其“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推薦給宋神宗，后者表示“將大用卿”，先任崇文院校書（選人考試合格者充任，以備朝廷訪問差使，二年后取旨升遷），王安石曾問其新政，張載隱諱表示不愿加入。

1071年，張戩因多次上書反新政，得罪了王安石，張載辭職回故鄉橫渠。

在橫渠，張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1076年，他“感異夢”，寫下《正蒙》，被視為代表作。張載還與學生買地一塊，擬按《周禮》模式劃分成井田，分給無地農民，以“驗之一鄉”。

1077年，名臣呂大防（呂公著的堂兄）以“張載之學，善法圣人之遺意，其書略可措之以復古”，請宋神宗召張載回京。此時張載患嚴重肺病，但“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哉”，擔任同知太常（從五品）不久，便與同事鬧翻，逝于辭職西歸途中，臨終時僅一外甥在身邊，無資下葬。后張載的學生將其遺體運回家。

史書未錄張載的其他細節，他年輕時寫詩自比為“桐”，稱“剛強顧我蹉跎甚”，并在文中說“某舊多使氣，后來殊減”。他去世后，弟子多投“二程”門下，程氏頗抱怨其弟子范育、呂大鈞（呂大防的弟弟）過于倔強。

張載也不太喜歡“二程”，稱：“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圣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顏回和閔子，皆孔子的得意門生）之徒。”

張載有才華，卻一生未被重用，除了背景單薄（僅呂家支持），也有他性格不佳的原因。

朱熹拔高周敦頤

張載、“二程”互不欣賞，為何共創理學？

自唐中期起，佛道成思想主流。一方面，頻繁戰亂致生民絕望，需精神安慰；另一方面，傳統儒家重人文精神，較少關注宇宙論，說服力落下風。

宋儒本不反對釋老，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晚年著迷于其中的思辨、理趣，但他們不同意其結論。釋老認為宇宙本質空虛，無善無惡，現實只是幻象，主張消極人生。

儒家自古強調宇宙本善，現實客觀存在且持續運動，人應追尋積極、負責任的人生，實現生命價值，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隨著中原重回“大一統”，“辯儒”們對釋老的空虛和無為越來越不滿。

宋儒有強烈的擔當意識，認為：“去孔子后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儒者之辱，始于戰國……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

他們相信自己擁有天賦使命：發明并踐行先圣之道。

可什么是先圣之道？儒家經典中論述少，且彼此沖突、本意難明。宋儒遂稱“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司馬光）、“能精其理，則圣人也”（王安石），即不管經典中有沒有，應直接摘取釋老邏輯，導出符合儒家立場的結論。

儒生們初期偏重《易經》，借它來創造儒家宇宙觀，但《易經》本是占卜書，較難會通，關注者少。朱熹仿造佛教傳燈譜系，創立“道問學”的學脈時，列周敦頤為啟途者。葛艾儒指出：周敦頤并非主流，當時的影響力也沒那么大。但周敦頤開創宇宙生成論體系，為對抗釋老，朱熹需要這個象征。

“立心”是哲學概念

張載選擇另一進路——唯氣論。他認為，宇宙本質是氣，氣構成一切，先天之氣廣闊、恒定、無私，故性本善。張載理論源于《易經》，巧妙解決了幾個問題：

首先，萬物本質是氣，不是虛空，看不見，卻客觀存在。

其次，萬物由氣變成，驅動變化的是陰陽兩極運動，所以萬物恒動，靜止不能把握宇宙本質。

其三，人應學習氣的妙理，即大心、虛心和弘心，故“圣人虛之至”。

其四，氣的運作是客觀的，無神鬼參與。

其五，古籍多處提到氣，很像原創，但張載的“氣”是形而上的，與前人定義不同。

哲學家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將宋明理學分為唯理、唯心、唯氣：唯理論即程朱之學；唯心論即陸王之學；唯氣論即張載之學，“是一種唯物論”。在此基礎上，張載認為去秉性、復天性，重在“立心”：大其心，用心中天理看萬物；虛其心，即無私欲；弘其心，與萬物融為一體。

可見，“立心”有特定含義，不是說大話，即：人是唯一能主動創造意義的生命，釋老認為天地無心，儒家卻可給它“立心”，追尋主動進取的人生。

馮友蘭先生對此有精彩解讀：在無人問津的世界中，如月球，盡管有壯美的山河大地，卻因缺乏人的感知與欣賞而陷入“長夜”的境地。然而，自從人類踏足月球，那些山河大地便開始為人所知，所賞。萬古的月球仿佛點亮了一盞明燈，從此不再是“長夜”……人在創造歷史文化的過程中，實際上是為天地“立心”。

句句另有所指

學者王松晨、陳建明在《張載“四為句”價值內涵的辨析》中指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是對傳統儒家學說‘天人合一’的一種學術解構。”“這種方式方法既不會因過分夸大人的力量而偏向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會過度強調自然規律的客觀性而形成生態中心主義。”

換言之，“人生在世，最緊要的就是識仁求仁，如此方才是‘為天地立心’”。與“頹廢”“自私”等無關。

至于“為生民立命”，語出孟子的“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王松晨、陳建明認為，張載將“命”分為“德命”和“氣命”，以天之道德為依據生出的命運即“德命”，而生活習性和民間風俗為依據生出的命運為“氣命”。“德命”為正，“氣命”為“非正”。人也是稟氣而生，條件適合，本性與命運可一致。自修不懈，即可樹“德命”，不被“氣命”左右。

至于“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前文已提到，宋儒普遍認為道統自孟子后中斷千余年，所以要“繼絕學”。而傳統文化語境中，圣人是助人脫離蒙昧者，宋儒加入新義：人應追尋的，不僅是遵循圣人之道，還包括自己成圣，即“學必如圣人而后已”。

宋儒崇顏回，“二程”稱：“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圣人，為近有用力處。”可張載視圣人為終極理想，“顏子未必能寂然而感”，不能算圣人，真正的圣人應“大海無潤，因暍者而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而有恩”。“為萬世開太平”只是努力方向，并非具體要求。

“洛學”為何獨占鰲頭

張載的唯氣體論精妙，卻被后人忽略，“二程”的學說成了主流。

“二程”認為宇宙本質是“理”，否則為何沒有“無理之物”？程頤“斥《易》為筮本，而視八卦為六十四種道德說教”，認為“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拒絕從形而上角度理解氣。因“二程”擔心，張載靠禪學太近，會誤導初學者：“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子厚（張載字子厚）、堯夫（邵雍）……恐未免此弊。”

不過，“二程”贊張載的《西銘》為杰作：“擴前圣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理一分殊”源自華嚴宗、禪宗，被“二程”引入理學，認為總合天地萬物的只是一理，即“理一”，而千差萬殊事物各自有理，即“分殊”。“分殊”統一于“理一”，“理一”靠“分殊”表達。

張載去世后，他的大弟子呂大臨成“二程”的學生，“關中學者（指張載開創的‘關學’一脈），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背）之”，“洛學”（“二程”開創的學派）獨占鰲頭。到“二程”的四傳弟子朱熹時，理學成顯學，1241年，理學被宋帝認證為正統，故后代多習程朱，忽略了張載。

張載唯氣與“二程”唯理有同樣缺陷，即重自圓其說，輕求證，難確解。“橫渠四句”有多種解讀法，一些讀法帶有偏見。但宋儒不拘泥，勇于開新，積極擴充傳統的勇氣與擔當，仍有現實意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橫渠四句”并未過時，在當代仍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