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難回，曾經的過往應該如何書寫？情感易逝，人世的真情又應該如何記錄？這是歷史的難題，也是文學的難題。有人說，歷史停止的地方，正是文學開始的地方。作家在故事的講述中，以想象的方式，復現過去，也建構未來，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給一段歷史添加新的元素，賦予它超越歷史之上的嶄新形態與意義。邱華棟繼《空城紀》之后，有關西域歷史的又一力作《龜茲長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展現著以文學的方式解讀歷史的多種可能。

《龜茲長歌》是對西域古國龜茲的一次文學重塑。在全書的五歌結構中，龜茲與中原社會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事件，從扁平到豐滿，逐漸成為一部立體的大書。小說從漢朝細君公主和親遠嫁烏孫講起，這一講就一路從漢講到唐，從漢武帝聯合烏孫抵抗匈奴講到絲綢之路的商隊，講到魏晉時期的佛教東傳、石窟開鑿，講到唐朝的開元盛世與“安史之亂”，直至當代。有歷史可考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大戰役等，成為支撐小說的主要框架，而填充其間的則是無需語言溝通就可順暢交流、跨越古今的音樂。

在第一歌“琴瑟和鳴”中，講述者是歷史人物弟史，她是漢朝和親公主解憂嫁到烏孫后所生的女兒，她的丈夫是龜茲王絳賓。這對被歷史記載的夫婦，主動到漢朝都城學習漢朝典制、穿漢服、習漢樂，同時將龜茲的樂舞帶入漢宮，成為實現兩地文化交融的重要推手。小說也寫到突厥公主來到北周后，帶去龜茲樂舞隊，其樂舞的風格歡騰而奔放，歷經北周、隋、唐，長盛不衰。到唐朝鼎盛時期，唐的宮廷十部樂中有六部都來自西域。中原音樂原有五調，即宮、商、角、徵、羽，而龜茲樂有七調，多了變徵、變宮。這些也都融入了中原樂曲。小說不厭其煩地多次羅列龜茲樂器的種類，像五弦、琵琶、笛、笙、簫、貝、達臘鼓、都曇鼓、銅鈸等，可謂一場樂器科普盛宴。以龜茲古樂為代表的西域音樂對中原音樂的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這種影響在第三歌“霓裳羽衣”里表現得更加明顯。作者直接在唐朝宮廷樂舞《霓裳羽衣舞》的編演者隊伍中，加入一位龜茲王室的王子、吹觱篥高手白明月，一位將漢琵琶彈得出神入化的龜茲樂師火玲瓏。

小說中，音樂是西域與中原交流的重要媒介，樂器也成為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一條明線。漢武帝時期，細君公主將一把漢琵琶帶入烏孫，在小說的最后一歌“龜茲盛歌”中，正是這把歷經兩千多年歲月磨洗、破損至只剩木質琴柄殘件的漢琵琶，將故事的頭尾完整地銜接起來，漢時的龜茲古樂與當代的琵琶在相距兩千多年的不同時空里同時奏響。西域與中原的文明之音，在這里時空同體，匯聚交融，難分彼此。結尾處庫車十二木卡姆的華彩樂章，又將整部小說推向高潮，呈現出古老文明交匯互鑒時的異彩紛呈。一曲龜茲長歌譜寫出民族融合、紛爭息止的和諧樂章。

中原與西域的商貿關系是小說著力呈現的又一重點，兩者間的交流互滲，尤其是通商之路，成為作家結構小說的一條暗線。《龜茲長歌》從人口稠密、商賈云集的古龜茲講起。在第二歌“唐家九代”中，有一個重要情節，即唐家九代人都要在二十歲的年紀離開家，外出謀生，而他們選擇的主要方式，就是跟隨路過的商隊，在中西交通要路上，通過貨物的運輸與交換，賺取利潤。這條看得見的商運之路，運送的是香料、絲綢、貴金屬。還有一條看不見的文化之路，通過工匠、樂師、僧侶等傳遞著文明的火種。小說中隨處可見對商路運輸繁盛的描寫，關于商賈販售的香料種類就列舉出幾十種，還有幾十種名貴的藥材，這也是商路上常見的貨物。這樣不厭其煩的描寫，正是要呈現出當時社會商貿繁盛的真實場景。小說中還多處描寫外來者很快融入當地，習得當地語言與生活習慣，或與當地人談婚論嫁，融為一體。這是“民族融合”生動的文學注腳。

在上一部有關西域的小說《空城紀》中，邱華棟已經對古代西域各地進行了一次梳理，其中寫到龜茲、高昌、尼雅、樓蘭、于闐、敦煌。這些古國古城皆因地理因素而有了綠洲，綠洲又孕育了文明的種子。在《空城紀》里，邱華棟寫了城，在《龜茲長歌》中，邱華棟寫了人。人是西域古城中的人，沙漠腹地的人，處于東西方文明交通要道上的人，歷史書寫中被一筆帶過的人。這些有名或無名者，是城的創造者，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文明的創造者。小說全篇始終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推進，讓歷史在親歷人的講述中呈現出一種真實可感的樣貌。而在史書記載中僅有只言片語的人事，就在這種合理的推測與藝術的表現中被想象填滿，變得可觸可感，真實而有溫度。像三位遠嫁和親的公主，史書上只有零星記載，但在小說中，作家深深體悟這些遠離故鄉與親人，穿越黃沙戈壁，舉目無親的柔弱女子內心的悲傷。作家讓這些被史書忽視的人在他的文學作品里大聲歌哭著，幫助她們找回人的情感和尊嚴。

從城與人的關系角度可以說，《龜茲長歌》是對《空城紀》的一次推進，一種深描。我們有理由期待，《龜茲長歌》只是一個開端，邱華棟的西域書寫將繼續推進，他的腳步將向著高昌、樓蘭、敦煌等地邁進，而那里還會有新的故事等待被發掘，在那些黃沙漫卷與綠洲碧波交相輝映的處所，有更多隱匿在時空褶皺里的人等待他去牽起他們的手，將他們再次帶到陽光下，將他們的故事和他們身后的歷史帶入當代人的視野中。

當我們俯身在博物館展品的玻璃窗外時，當我們和幾千年前的文物對視時，當我們嘗試透過文物的斑駁痕跡猜想它們輝煌的過往時，一場精神上的對話就已經開啟。從對話開始的那一刻起，歷史的真情就以不可預料的方式在當下復活。《龜茲長歌》展示了這場對話的一個個分鏡頭，這些場景里有真實的人，有可感的物，人有笑有淚，物有實有形，它們時而載歌載舞，時而劍影刀光。而像《龜茲長歌》這樣的作品，也因為這份對話的勇氣與瑰麗的想象，使自己躋身于歷史時空的長歌中，成為一個獨特而響亮的音符。

（作者：李桂玲，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兼職研究員、《當代作家評論》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