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章中，常常將朝廷重要公文稱為大手筆、大文詞、大制作、大議論等。其中的“大”有兩層含義：一是政治含義。因為“事無大于明堂之政者”（蔡邕《蔡氏月令》卷五），朝廷之事都是大事，故有“大”之稱。二是藝術含義。一般來說，朝廷重要公文的作者都是當時文章名家，他們寫作藝術高超，聲譽極大。這些文章兼具政治功用和審美價值，學界已有較多論及。但中國古代文章學中還有一個內涵更為豐富的概念——“大文字”，學界鮮有論及。

“大文字”內涵的演進

最早提出“大文字”的，當是朱熹。他說：“李丈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卻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拾掇、委曲計較小小家計，為無用之學也。他時與《羅鄂州小集》皆愿附名于其后，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與劉子澄書》）這里的“大文字”是相對于題跋等篇幅短小的文章而言，指篇幅較大、內容更為豐富且實用的文章，如奏議、行狀等。這是“大文字”的最早內涵。宋末元初，“大文字”被用來形容文章的思想深度，主要用于評價理學家文章。王義山《稼村類稿·講義》載：“先儒《西銘》與濂溪《太極圖》、伊川《易傳序》《春秋傳序》是四件大文字。”用“大文字”來形容《西銘》《太極圖》《易傳序》《春秋傳序》的重要性，其實就是強調其思想深度。明人有的延續這一評價，戴君恩《剩言·內篇》曰：“《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后，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后，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兩篇大文字。”將《太極圖說》《西銘》稱為“大文字”，是因為兩文將理學中的“本體”“工夫”解說透徹，思想深刻。

明代的“大文字”還可以指朝廷的高文典冊。艾南英《答陳人中論文書》云：“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宋濂被稱為“開國文臣之首”，曾輔佐朱元璋定制修史，所謂“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當是指宋濂參與起草了諸多朝廷高文典冊。姜宸英《湛園札記》稱：“‘大手筆’本出《晉書·王珣傳》……大手筆者，謂高文典冊大文字也。”直接把“高文典冊”稱為“大文字”。從文體層面看，凡是涉及朝廷重要公文的寫作，如重要的制誥、詔令等，可稱為“大文字”。這與上文提到的大手筆、大文詞、大制作、大議論的內涵相似。此外，明人又用“大文字”來評價唐宋散文中的藝術高超之作。茅坤曾把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評為“大文字”：“以客形主而立論奇高，造語怪偉，當是昌黎大文字。”（《韓文公文鈔》卷十一）又唐順之評曾鞏《太祖皇帝總序》：“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灃有《滄州上殿札子》，皆與此意同。”（《曾文定公文鈔》卷四）前者注重的是立論、造語，后者注重的是文章布局，皆是針對韓愈、曾鞏的文章藝術技巧而言。

“大文字”的創作要求

作為一種統攝性概念，“大文字”的創作有較高要求，宋人開始關注創作“大文字”的作者心境，元、明兩代論述較少，清人則聚焦于作者筆力識見、文章立意、行文結構、整體風格等方面的內容。

從作者心境看，“大文字”的創作需要放開胸襟。宋人李淦在《文章精義》中指出：“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殆如妍丑之在鑒，如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于圣經之文，可也。”要求作者放開胸襟進入太虛之境，讓輕清之氣由內而外，達到物我合一。明大道，修心境，對事物的體察要全面，從大處著眼，不可偏執一詞，否則就會限制寫作的思維。同時，還需要作者筆力強勁，真氣充盈。如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載：“黃仲則《程孝子行》，王鐵夫《書常公殉節錄后》，此二詩一寫孝子，一寫忠臣，筆力遒勁，生氣涌出，真宇宙間大文字也。”筆力孱弱，則無法作“大文字”，施國祁《金源札記·仆散忠義傳末》云：“案，沂公之將材、相業不下裴令公，當史局者……妄思作一篇極大文字，無奈筆力冗弱，不覺滿紙蕪辭”。

此外，從行文結構看，“大文字”要求謀篇布局，章法合理。桐城派劉大櫆門人方國評其《游晉祠堂記》：“敘次景物，曲折分明如畫……是大文字。”（《海峰集》卷五）邱維屏《正統圖說》文末自評：“大文字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分畫甚明。”（《邱士邦文集》卷三）“分明如畫”“分畫甚明”都是針對篇幅較長的文章而言，要求謀篇布局要清晰合理。又魏禮《書〈渡瓊海〉詩跋》云：“大文字蓋字少理足，句勁而轉折多也。”（《魏季子文集》卷十一）這是評詩，“句勁而轉折多”是對章法結構的要求。從整體風格看，“大文字”要“莊重”，講求氣骨。清初虞山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馮班評蘇軾文章時說：“嬉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今小人只讀《坡仙集》。”自注：“《表忠觀碑》《司馬溫公行狀》，大文也……”（《鈍吟雜錄》卷四）“莊重”是相對“嬉笑怒罵”即自然隨意而言的。汪有光《標孟》文末有一段對《孟子》文章風格的評論：“閱此一過……凡作大文字，全要議論正，氣骨高。”（《標孟》卷七）從文章風格的角度來說，《孟子》屬于“大文字”，正是由于議論正，氣骨高。

“大文字”的文章學價值

“大文字”是中國古代文章學中一種非常有意味的批評，它不是一種單一的文體，也不僅僅是以題材來劃分。“大文字”能統攝多種文體，舉凡在思想、藝術等某一方面具有獨特價值的文章，均可稱之。“大文字”在中國古代文章學中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講究“大文字”，更便于洞悉事物的本質。王之績《鐵立文起·論》有云：“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將性理的精微之處講透徹，把治道的利害關系說清楚，即要有識見，發前人之所未發。清初李颙《答楊雪臣隱君》說：“客冬，吳君濬長自都門以先生所撰《尋樂堂記》見寄……的確發昔人所未發，乃天地間大文字。”（《二曲集》卷十六）指出“大文字”的獨創性和開拓性。劉肇虞輯《元明八大家古文》收王慎中的《明倫堂記》，唐德評：“內外合一，才完得明倫事直，抉透其所以然，此等大文字，非小儒能辦。”同樣強調將道理說得全面透徹，才是大文字。

其次，清代則將“大文字”內涵擴展到詩歌評點領域，具有藝術價值或認識價值之詩也可如此稱之。如俞玚評杜甫《蜀相》：“真正痛快激昂，八句便抵一篇大文字。”（《杜詩鏡銓》卷七）詩人情感激昂，讀者讀后酣暢，只八句，便為諸葛亮“蓋棺定論”，《蜀相》的藝術和認識價值兼具。又沈德潛評李夢陽《玄明宮行》：“此為宦官劉瑾作也……痛惜祖訓，垂戒后人，是大章法、大文字。”（《明詩別裁集》卷四）主要是從李詩的認識價值出發，認為其有“垂戒后人”的作用，借李詩以“厚人倫，匡政治”。從中可見該詞對詩歌批評的重要影響。

最后，“大文字”是文章地位高大的體現。呂喬年《太史公編成〈皇朝文鑒〉始末》曰：“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為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宋文鑒》卷首）呂祖謙取《五鳳樓賦》為《宋文鑒》“壓卷”之文，其屬于“大文字”，可見推尊之意。清人龔煒說：“太史公《史記》乃宇宙第一部大文字，而《孔子世家·贊》推崇至圣，又是秦漢以來第一人，獨孟子與荀卿同傳，未合。”（《巢林筆談續編》卷上）亦可見推尊《史記》之用意。

（作者：鄒陽，系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