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作家索爾·貝婁與世長辭。

在目前可見的影像中，貝婁總是西裝革履的——至少也是高領毛衣或者襯衫來搭配風衣，到老也不曾改變。1915年，這位老派的知識分子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個俄國猶太裔家庭，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讀書，做過編輯和記者，之后輾轉不同大學任教，且筆耕不輟。從1936年的《那真不行》到2000年的《拉維爾斯坦》，貝婁一生共創作出版11部長篇小說、3部中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集，還有戲劇、游記、隨筆等。由于作品多以猶太知識分子為主人公、以戰后美國的城市生活為背景，貝婁也被貼上了“跨世紀作家”“猶太小說家”“戰后文學家”等標簽。

與此同時，貝婁又是一位頗受文學獎項鐘愛的作家。他的《奧吉·馬奇歷險記》《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行星》都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創下了至今未被打破的紀錄，《洪堡的禮物》則獲得了普利策小說獎。1976年，因“作品中對人性的了解，以及對當代文化的敏銳透視”，貝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20世紀70年代，貝婁的作品就已經進入中國，他本人也憑借對現代心靈的精準拿捏和技術主義的創作天才而被中國讀者熟悉。在貝婁所有的小說中，1959年出版、1985年被譯入中國的《雨王亨德森》雖然并未獲得任何文學獎項，卻格外受到讀者的青睞。

《雨王亨德森》的情節十分簡單。中年男子尤金·亨德森從戰場回來后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糟糕狀態：雖然憑借父親的遺產過著豐裕的物質生活，但他卻“痛苦極了”。他試圖通過浪蕩放縱的行為麻痹自己，但精神上卻一直嚎叫著：“我要！我要！我要！”為了擺脫這種狀況，他買了一張單程票離開美國，深入非洲腹地，在各個原始部落間穿梭。在阿納維部落，亨德森想幫助當地人趕走蓄水池里的青蛙，但是卻炸毀了整個水池，于是只能灰溜溜地逃走。在另一個部落瓦里里，他因為搬動了姆媽的石像而成了“雨神”，被稱為“桑戈”。也是在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生命導師達甫。

年輕的達甫是瓦里里的新國王，按照傳承首領位置的部落習俗，達甫需要捕捉承載他父親靈魂的獅子。他拜托亨德森模仿獅子的吼叫和爬行來幫助他，亨德森則在模仿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一種原始的生命力量，并逐漸拾起對生命本身的熱愛。由于部落人奪取王位的陰謀，達甫死在了捕獅的過程中，亨德森也被關押起來。小說最后，亨德森明白了僅擁有力量是不夠的，生命的真諦是愛，是要對人類有所貢獻，他在非洲土著羅米拉尤的幫助下逃出牢籠，帶著有達甫靈魂的幼獅返回美國，學習醫術。

很明顯，貝婁有意用戲謔的語言“致敬”西方文學悠久的“追尋”（Quest）傳統。小說中，亨德森雖然有偉岸的硬漢身軀和富裕的生活，也有強烈的實現自我價值的精神意識，但身處物質滿溢、心靈失序的現代社會，他只能不斷萎縮、抓狂。他的追尋不是出于崇高的目標，而是因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周圍人的冷漠和麻木，想要逃避生活中的“糟糕透頂”。這一反英雄式人物的誕生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國文壇充斥著現代主義的虛無和心靈情緒的“垮掉”，但另一股關心社會時況、針砭現實問題的風潮也在悄然生長。在《作為道德主義者的作家》一文中，貝婁以一種浪漫又懇切的語言將這種相互對立的風潮描述為“Dirties”和“Cleans”的相遇。前者贊美現代主義的自我沖動、無法無天和內心的智慧，后者則鼓吹資產階級穩定、克制、富有責任感的美德。

貝婁雖然是后者的擁躉，但更多時候是在相互對立的兩種力量之間游離。在困頓與悒郁中，貝婁讓亨德森做出了當時常見的精神尋根的選擇——去神秘的非洲，在那里“清空了在現代社會中獲得的思想和觀念，用原始部落的智慧和勇氣充實自己，并借此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所以，《雨王亨德森》更像是一則寓言故事，投射了貝婁“在五十年代美國的對立中尋求和解——一種聯合與平衡的愿景”。

如果沿著這一思路，繼續將《雨王亨德森》視作當代美國文化的寓言，可以發現圍繞在亨德森身邊的人、事、物實際還涉及另一個文化關鍵詞：移民。亨德森的第一任妻子離開美國定居在瑞士，他的小提琴教師是一個肥胖的匈牙利老頭，他在非洲部落遇到了許多留學歸來的土著居民，達甫本人也會說英語。在回美國的飛機上，亨德森遇到了一個只會說波斯語的美國男孩，因為他從小跟隨從事石油業工作的父母在伊朗生活。就連亨德森前去非洲，也是抱著定居國外、不再返回美國的打算。可以說，移民就是《雨王亨德森》的文化底色。

顯而易見，貝婁對移民的關注，與他的自我身份認知有著密切的關系。他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擔心別人會歧視我是外國人，沒資格用英文寫作，而我的擔心又是有根據的。在大學念文學的時候，別人就明白地告訴我，作為一個猶太人，一個俄國猶太人的兒子，我也許永遠也領略不了盎格魯·撒克森的傳統和英文字眼兒的奧秘?！?/p>

猶太移民者的身份困境似乎令貝婁偶爾會在《雨王亨德森》中顯露自我歸屬的不確定性。但這種偶爾顯露更像是針對讀者閱讀行為的精心設計。他敏銳地預見到自己的個體困境或許會在未來出現某種普遍化的蔓延，但高明的作家絕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大剌剌地鋪在讀者面前，所以要隱秘地借文學語言之杯酒澆社會現實之塊壘。我們還可以猜測，正是為了掩藏這一想法，貝婁才沒有為亨德森設定明確的族裔身份——他剩余10部長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猶太人。當下看來，貝婁筆下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移民場景，確實已經發展成為21世紀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更復雜的世界境況：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不同國族人口流動的頻率，異質文化的雜糅和交錯越發混亂了身份、語言和文字，但民族保守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卻又抬頭，作為個體的人被裹挾其中，該何去何從？

貝婁在《雨王亨德森》中給出了一種答案，那就是大膽地走出去，去周游世界感受差異，因為“世界就是一個意識，旅行是思維上的游歷”。但20世紀的亨德森或許可以通過一場肆意的跨國旅行重獲新生，21世紀的我們卻不得不先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前踟躕。毫無疑問，我們面臨的情況比亨德森更復雜、更困難，甚至更危險。所以，我們不僅需要用理性和冷靜來考量自己該去往何處，更要有勇氣和信心去面對一切未知的、超出計劃的可能與意外。就如12世紀的神學家圣維克多修道院的雨果所說：“把所有土地當作故鄉的人是強大的，但是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人是完美的。”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