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誠

張忠誠作為近年頗具創作活力的兒童文學作家，他超越了最初的文學摸索期，漸入成熟佳境。他為人低調內斂，卻難掩思維活躍，人情練達，行動力強勁。與他交流不多，但讀其作品，便覺別有乾坤。他是那種被風霜磨礪過，被歲月滌蕩過，生活積淀厚重，多思善感，有著大悲憫、大情懷的作家。兒童，在他的筆下，純真質樸，百折不撓，身上閃耀著人性的熠熠光輝。他與兒童主人公們攜手，掘一口命運的深井，完成人格的升華，尋找屬于自己的“詞與物”。

從早期的《暖鎮》《藍門》《米罐》《巧鳥》《公羊爸爸》《猴戲團》《蝸牛》，到近年的“東北抗聯三部曲”（《土炮》《龍眼傳》《柿子地》）、《誰在林中歌唱》，一路走來，張忠誠堅守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深諳其中要義，精心描摹童年的本質，沿著將原生態的生活適度故事化，卻又以不獵奇、不夸張的敘事路徑，自然而然地將生活的苦難賦予人物，將似乎不幸卻又似乎平常的命運原原本本，看似不加修飾地呈現出來。他小說中沒有情節的急轉直下，沒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的只是普通人在家仇國恨面前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無懼犧牲的生活智慧，有的是扶危濟困、蕩氣回腸的人性光輝，有的是堅守傳統、守望親情的癡心不改。他以兒童文學為媒介，關注著人類精神視域中的大主題，因此小說的厚重感、滄桑感是確鑿無疑的，這也是當下兒童文學創作領域中所缺乏的特質。可以說，他試圖以兒童文學的一己之力，來對抗世界尚存的某些不和諧、不完美，以寫傷痛來撫平傷痛，以大愛來喚醒眾愛，給予人性以真誠的撫摸與慰藉。

張忠誠的兒童小說若按表現題材來劃分，主要為兩大類，一類為略帶鄉土氣息的兒童日常生活作品，另一類是他近年傾心創作的以抗戰為背景的作品，但二者間又天然地具有同一性，即塑造殘缺與危難生活中堅忍不拔的兒童形象，通過還原生活真實，書寫兒童自身的生命體驗、生命感覺，以及兒童身上所爆發出的偉大人性力量如何改變生活，改變成人的認知，再次詮釋了“兒童是成人之父”的經典命題。

通過閱讀，我們會直觀地發現，張忠誠早期作品中往往會出現身體或智力有殘缺的孩子，如小倭瓜、鹽豆、米罐等，他們大多痛失至親，身世飄零，命運凄涼，面臨著無路可走的“絕境”，苦難仿佛與生俱來，苦楚得不能再苦楚，悲慘得不能再悲慘，似乎徘徊于人生的最底端。然而，他們的身邊總會出現溫暖的人，以真誠善良之義舉，以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真情，來溫暖這些“特殊”的兒童。《暖鎮》中的“暖鎮”“仁義村”，其命名就隱喻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潤澤。孤苦無依、智力殘缺的小倭瓜，母親出走，父親、爺爺相繼死去，可謂身處絕境。而以福奶奶、蘭翠、八公等為代表的仁義村民，無微不至地呵護小倭瓜，同情與理解化作為他的前途著想，請來有編織技藝的韓五娘教授小倭瓜手藝，希望其有一技之長可以傍身。在修路拆遷時，為了不挪動小倭瓜守望媽媽歸來的棚子，眾人努力讓工程改道，保留下小倭瓜的精神支柱。《藍門》中的一對“祖孫”厚爺與鹽豆，包括小狗毛頭，其實都是生活中的“被拋棄者”，有著凄涼的過往，他們沒有任何血緣關系，卻彼此呵護取暖，互為依靠。《米罐》中木偶戲藝人老蔡責無旁貸地扮演亦師亦父的角色，呵護男孩兒米罐；三爺教米罐吹沖鋒號，修補被小伙伴弄壞的沖鋒號，實則是想讓米罐重拾生活的信心；奶奶在生命的最后，為米罐留下了因來沒得及吃而長滿了綠毛的糖餅；爸爸臨終為米罐買下一雙44碼的球鞋……林林總總，張忠誠筆下的成人與兒童，于清貧生活中，于人生困頓中，攜手扶持，呈現出當下鄉村淳樸的民風背后傳統美德與傳統倫理的巨大力量，這無疑成為兒童主人公能夠健康成長的重要背景因素。

當然，兒童主體意識的覺醒，堅韌執著地守護自我理想信念，從而尋找到精神救贖的路徑與方式，即對自我存在之地的守護，對傳統民間技藝的傳承，對藝術的傾心與癡迷，藝術如何塑造人格的偉大力量，更是作家重筆著墨之處。小倭瓜數年如一日地在巷口青石上等待媽媽歸來，在爸爸墳前種下倭瓜，后來對編織技藝的癡迷，用來呼喚親情，贏得人們對童年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認同。“藍門”以及門上的年畫《福祿有余》，鹽豆跟隨厚爺購畫，搶救老畫版，學習制作年畫，十里追賊，保護老畫版，讓這項即將消逝的傳統技藝得以暫時地留存下去；還有他們駐守在城中一片廢墟之上，寧作“釘子戶”也不為拆遷大勢所動，都象征著一種對家園故土的堅守，一種不放棄、不拋棄的對心靈田園的守望。“我不愛舞槍弄棒，還是愛戲里乾坤大。”木偶戲，成為米罐寄托情感、升華人生的最重要方式。在老蔡那種頑強的匠人精神感染下，偶戲的癡守者米罐用智慧和汗水試圖令偶戲在當下拂去塵埃，繼承創新，重現生機。可以說，偶戲拯救了米罐的人生，同時他也拯救了偶戲。在他們的堅守下，偶戲不但重回人們的視野，而且成為新的文化風景線，而米罐稚嫩血肉之軀所爆發出空前的意志力量，更是不容小覷。藝術滋養情感，藝術救贖心靈，藝術讓十二歲的米罐第一次思考屬于自己的遠方……在新作《誰在林中歌唱》中，作者選取以重筆書寫國歌的雛形，即抗聯戰士傳唱的從“戰斗歌”到“起來歌”作為契機，以主人公少年小德子的視野進入東北抗聯生活，凸顯了藝術帶給人民的鼓舞力量，揭示了藝術是如何以強大的感染力為在艱難困苦鏖戰之中的中華民族提供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撐，從而最終取得戰爭勝利的。

張忠誠的小說，更注重從形而下的生活切入敘述，雖然這些“殘缺”的孩子與普通孩子比，更多了一份因身體條件、家庭原因造成的無奈與悲苦，但是他們卻于苦難生活中，無懼風雨，奮力生長，甚至點醒、震動迷惘中的成人與其他兒童，獲得一種形而上的超脫，他筆下的兒童價值也即在于此。

兒童文學是舉重若輕的藝術，單純、樸素是它天然的藝術品格，即便是隱含著巨大深刻的寓意，也通常以兒童的視角與體驗來表達，與其說兒童文學是為兒童言說，不如說它成為兒童自我言說的最好載體。能否找到兒童文學單純與深刻之間的平衡點，找到生活與藝術的平衡點，直接影響著作品藝術質量的高下。

可以看到，張忠誠的兒童小說不是以曲折百轉的情節取勝，而是在從容淡定的生活流之下寫出人生的常態與人性的常態，在看似樸素的幾乎不加修飾的記敘里，描摹細膩的人性與深刻的主題。其實，他的精雕細琢是深藏不露的，卻似乎又有著不經意間的“蛛絲馬跡”，即文本表現為極其重視細節的表達，重視氛圍的烘托，重視對生活環境的文化溯源。行文中簡潔的對話卻隱藏著震撼人心的力量，于不動聲色之間，表達兒童在生活面前的自我選擇，表達兒童作為個體生命的豐富內涵，這種波瀾不驚、守正平和，卻不乏內里的厚重感與力量感，是他敘事上的特點。而近年，張忠誠更多走入歷史宏大視域中，探索歷史情境中兒童真實生活的表達。同樣面對戰爭，兒童小說相較成人小說在藝術表現上更有別樣風致，作者沒有回避戰爭的殘酷性，而是將戰爭的殘酷性置于大的敘事背景幕布之上，更多地采用一種日常生活敘事的姿態表達兒童真實的情感體驗，從而尋找二者之間的張力點，來推進故事，結構文本，雕刻性格，成就其豐潤立體的藝術效果。

如“東北抗聯三部曲”，作者從五百多萬字的史料中，打撈歷史，提取可以進入小說敘事的元素。《土炮》聚焦一個家庭的抗戰，《龍眼傳》書寫一群人的抗戰，《柿子地》則對準校園中的反“奴化教育”。無論是墩兒、龍眼，還是茂生、陳鐵血等兒童形象，都是立體豐盈的。面對戰爭打亂的生活常態，其實他們還都奮力地堅守生活，認真成長。悲喜交相的故事，寓意著“生活”是文學表達的“肉身”，所有的敘事服從于對兒童常態生活的刻畫，厚重與輕盈之間，拿捏有度，正是體現作者的藝術功力之處。

《誰在林中歌唱》雖然有線性敘事的時間軸，但以“戰斗歌”“喜樂歌”“搖兒歌”“哈達歌”“送別歌”“起來歌”來結構篇章，形成邏輯閉環。“歌唱”作為生活的內驅力，以藝術點染激情的敘述，令小說進入美的意境，甚至讓人讀出了如《荷花淀》《百合花》中對人性人情之美的表達，寫出了戰爭中不可磨滅的美好一面。戰爭在繼續，生活也在繼續，苦中有淚，亦有樂。蒼叔、荷姐、鐘大姐、吳政委、烏日嘎、老巴子等人物，用濃濃的情感滋養了主人公小德子，令他失去父兄后也沒有缺少親情的溫暖，這種對家國一體生活場景的還原，令偉大的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更具人間煙火氣息，充溢著樸實平和之美感，也令當下兒童更容易理解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根基所在。而小說敘事的張馳有度，適時地緩和了戰爭緊張而殘酷的節奏，準確地對彼時生活本質表情達意。

所謂文學的價值，其實就是在接受過程中觸摸作品內核，所有主旨、立意、情節、故事、敘事無一不是外在，包裹著靈魂的內核，當外在被層層剝落之后，我們終究是要尋找一類人，一些靈魂，一種精神與自我靈魂碰撞后的愉悅，這是饒有興味的過程，更是心靈契合與充實的過程。張忠誠作為由成人文學轉向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積累了廣博而豐富的生活素材與情感體驗，他思索良多，獨辟蹊徑，節制有度，繞開兒童文學俗常一類的表現領域，繞開了輕淺熱鬧的“甜飲料”式的故事，不落窠臼，用深沉凝重的目光打量少有人關注的“邊緣”人群，打量未被歷史宏大敘事遮蔽的“小人物”。他不粉飾、不回避，以一己之力“孤軍奮戰，直面著世界的另一面”，工筆細描了那里可歌可泣的人物的同時，也試圖唱響一曲對傳統記憶、民間生活、樸素人倫關系無限眷戀的挽歌；試圖重釋殘酷的戰爭場景下人性的高光時刻，為新一代兒童讀者開啟認知歷史、滌蕩心靈的新旅程。

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完成，是兒童文學作家以悲憫之心看待世界，表現不為人知的角落，揭示邊緣人、普通人生活的一次可貴嘗試。張忠誠的小說再現了世界的曼妙風景，為兒童文學畫廊留下獨屬于他的徽章，為兒童寫下他們難以忘卻的故事！ 文學，修復、療愈、傳情、激勵，它根植于生活厚土，超然于生活，必將開出永不凋謝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