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自問世以來，幾乎代代有解人。尤其是在現(xiàn)代和當代，研究該書者不勝枚舉，卓有建樹者頗多。其中，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別具特色：一方面采取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jié)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輔之以比較研究法和折衷研究法，其研究的路徑科學合理，特具啟發(fā)意義。

文獻學與文藝學結(jié)合

錢先生解讀《文心雕龍》最基本的方法是文獻學與文藝學結(jié)合，其基本方式是首先對該書的文本資料進行文獻學意義上的校訂整理，保證文本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然后在此基本上進行文藝學意義上的把握和分析，即在文本文獻考訂的基礎上進行文藝批評。因此其理論批評堅實可信。如關于《文心雕龍·情采》篇的解讀，首先是“校勘”，對該篇“將欲明理”一句中“理”的不同版本進行考校，指出該書的清乾隆三年黃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漢魏叢書》本、乾隆五十六年長洲張松孫校注本中的“理”字都作“經(jīng)”，而更早的明嘉靖刊本作“理”，于是便“依嘉靖本。”在保證文字考訂無誤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分析：“齊梁文勝，日競于雕藻，有采無情，有文無理，故彥和力矯其枉”，“胥為齊梁綺靡對病發(fā)藥”。（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揭示本文的主旨是矯齊、梁綺靡之枉，把握了精髓。再如《文心雕龍·比興》，也是先考校文字，其一，指出該文中“興則環(huán)譬以寄諷”中的“寄”字清乾隆三年黃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漢魏叢書》本皆將“寄”作“記”，而明嘉靖刊本則為“寄”，經(jīng)過考證，認為“記”是“音近而訛”，所以便依嘉靖本。其二，對該文中“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一句中“楚襄”二字進行考校，指出清乾隆三年黃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漢魏叢書》本同為“楚襄”，沒有問題。而明嘉靖刊本中“楚”“襄”二字倒為“襄楚”，顯然錯誤；再有乾隆五十六年長洲張松孫校注本將“楚襄”寫作“衰楚”，“襄”與“衰”形似而訛，即因字形相似而造成錯誤。在如此精細的文本文獻考訂制后，再進行文藝學上的理論分析：“比者切類以指事，興則環(huán)譬以托諷。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抒己意，始于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比興道衰，風雅以盡。……然詩有比興，文亦有比興。周秦諸子，去古未遠。孟子得比，莊生善興。戰(zhàn)國一策，處士橫議，恢廓聲勢，辭兼比興。至唐宋八家，昌黎感慨身世，托諷龍馬，東坡?lián)P言切事，尤工設譬以稱于世。”（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一方面對比興方法進行闡釋和分析，另一方面又從文學史的角度對比興方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使用狀況進行概括，別有新意。

比較的方法

在以校勘為基礎的文獻學方法與文藝學方法結(jié)合的同時，錢先生還特別注意理論分析、評價方法問題，其中特別注意運用比較之法揭示異同，從而更加鮮明、深刻地展現(xiàn)《文心雕龍》中相關篇章的思想本質(zhì)和內(nèi)涵。根據(jù)統(tǒng)計，《文心雕龍校讀記》中對《文心雕龍》眾多篇章的解讀都采用了比較方法。如解讀《明詩》時，首先將此篇與該書的《原道》篇相比較：“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與《原道》篇開宗明義，稱自然之道同指。”（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即詩出于自然之感發(fā)，即“應物斯感”，與《原道》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同一宗旨。然后又與鐘嶸《詩品》進行比較：“鐘嶸《詩品》，最其論旨”，“要厥歸趣，不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旨。其論有與劉氏《明詩》相發(fā)者。”（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錢基博認為《文心雕龍》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旨與鐘嶸《詩品》中“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的觀點不僅同出一轍，而且相互發(fā)明。在通過比較，揭示出二者的相同點的同時，又揭示兩者的差異：“惟鐘嶸品詩，裁其品藻，而劉氏明詩，晰其流變。斯不同耳。”（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即鐘嶸品詩重點是“裁其品藻”，也就是評論人物，定其高下，而劉勰《明詩》篇重點在于“晰其流變”，即梳理、分析詩歌演變的歷史流程，主要著眼于詩歌演變史。識見精深，頗有啟發(fā)意義。再如解讀《文心雕龍·論說》篇時，一方面將劉勰主張論這種文體“唯忠與信”與陸機《文賦》中強調(diào)“論煒曄而譎誑”的觀點相比較，指出劉勰是“詰陸士衡‘煒曄譎誑’之說以為無當”（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并且強調(diào)“信如彥和所譏矣”。其實就是否定陸機認為“說”這種文體應該有華麗而奇譎的特點，強調(diào)其以誠實為貴。但是錢先生并沒有完全否定陸機《文賦》中的所有觀點，又通過比較，彰顯二者在“論”這種文體上的相同點：“按陸士衡《文賦》……至云‘論精微而朗暢’，則與彥和之言相發(fā)。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彌綸群言，斯朗暢矣。研精一理，斯精微矣。”（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錢先生指出陸機關于“論”這種文體應當講究“精微而朗暢”的觀點與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中“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精研一理”之說意蘊相同，相互發(fā)明，劉氏的“研精一理”就是陸氏的“精微”，其“彌綸群言”就是陸氏的“朗暢”，二者所見略同。其他很多篇章的解讀都是采取比較之法，彰顯異同，鮮明深刻。

折衷之法

除了使用比較法之外，錢先生還經(jīng)常用折衷法研究、評價《文心雕龍》。所謂折衷就是分析同一問題之時將多家觀點同時展示出來，綜合分析、折衷，做出正確的判斷。錢先生在分析《文心雕龍》的某一觀點時，就同時斟酌其他人的相關論述，然后折衷分析，揭示劉勰之說的精髓及其價值和意義。如研究《文心雕龍·征圣》篇時，他首先列舉出蕭統(tǒng)《文選》中文要“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之說，范曄《后漢書·自序》中為文應“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均見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之說，同時又舉出劉勰為文應“銜華佩實”之說，然后折衷，揭示劉勰“銜華佩實”一說的實質(zhì)：“銜華而不佩實，其敝極于齊梁之雕藻；佩實而不銜華，其末流為宋元之語錄。”“唯銜華而佩實，乃圣文之雅麗。佩實斯雅，銜華則麗。”（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由此展現(xiàn)出劉勰論斷的科學性。再如對《文心雕龍·原道》篇的研究和分析，錢先生一方面標舉各家，一舉周敦頤“文以載道”之說，二舉蕭統(tǒng)《文選》劃分文與非文的界線之說；三舉紀昀“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之說；然后折衷分析，揭示為：“彥和則論文原于道，所以探制作之本原。所謂道者，蓋自然耳”，“此篇由體達用，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這樣便彰顯出《文心雕龍·原道》的深刻內(nèi)涵。其他如分析、研究《文心雕龍·練字》篇：一則標舉紀昀對此篇的評價：“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說，未可非也。”二則標舉曾國藩的論述：“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為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斫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三則標舉劉熙載《文概》之論：“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最后折衷為：“彥和此篇，無甚玄解，獨同字相犯之重出，以為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數(shù)語深識甘苦。”（均出自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在折衷分析中展示出劉勰此篇的內(nèi)在意蘊，把握了精髓。

從實而論，自古以來研究《文心雕龍》者力作甚多，但是相比之下，錢基博先生的這三種研究方式和方法確實更為科學、合理，對我們今天研究、評價《文心雕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作者：宋艷欣，系營口理工學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