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柳塘外集》是黃裳的舊藏，封面題記，“《柳塘外集》二卷，吳兔床藏抄本，丙申（1956）夏，黃裳揮汗記”，扉頁有一大段跋文，“此拜經樓舊藏抄本《柳塘外集》二卷，與四庫館所收四卷本不同，抄手甚舊，余所蓄清初抄本往往類此。二十日前偕燕北行，道出津門，過東門寶林堂書肆買得，估人告四年前余曾見此書，還價未諧，今終得歸余。此事余亦幾淡忘之矣，然故紙因緣巧合類此者，乃往往有之，至可喜也。此次北行所收舊本僅此一冊，尚是四年前所見，以是知書市寥落之狀，不禁慨然。挾書歸滬，燈下作記，甲午（1954）十月廿二日，黃裳”，其側另有“得此本后三月，更于吳下收拜經樓抄本《吳禮部別集》，有兔床朱筆校跋，當重裝而并儲之，小燕”等幾句話，底頁題記“甲午臘月廿五日，重裝訖，來燕榭記”。

黃裳是藏書家，“聚書以來，每得一冊，輒寫題記于卷尾書頭，或一句而止，或累千言不休”（《劫馀古艷序》），間或為了同一冊書，寫過多篇跋文。而黃裳為《柳塘外集》先后寫過兩篇跋文，另一篇見《來燕榭書跋》（增訂本），文字頗有不同，且篇末說，“余甲午秋日得之析津東門內寶林堂書肆。余六年前北游，即見此本于其肆，以索直昂未收，后終得之，亦因緣也。其肆余兒時曾過之，買得《屈原賦注》一冊，至今憶之。后幾更不事舊書生理，租圖畫小冊為活，今不知作何狀矣”。據雷夢辰《津門書肆記》，以經營古舊書為主的寶林堂，1952年兼租賃連環畫圖書，1956年合資并入新華書店天津分店古舊書門市部。該門市部1980年改名古籍書店。1993年，黃裳與姜德明走訪天津古文化街，不知是否去了就在這街上的古籍書店，但文運堂是到過的，對于該處的古舊書，“黃裳無動于衷，一再搖頭”，則其若干年前所謂“書市寥落之狀”不幸言中，甚而歷久彌衰，能不慨然乎？

二

《皇明鴻猷錄》黃裳跋文提到“此五冊書原裝一函，為徐家匯唐氏紙鋪所收日本某學院流出之物，以之見贈。日人在我國所設文化機關多矣，掠去我國善本書籍何許。一學院耳，乃有此種禁書善本，意欲何為。視其裝璜，米黃高麗紙作面，宣綾包角，為廠估所治無疑。因思助紂為虐者皆此輩。孫殿起撰《書肆三記》，極詳，惟不記孰為洋莊健者，國家罪人，則為親者諱耳”（見《前塵夢影新錄》），義憤之情猶在。這所日本學院，黃裳失記其名，或即位于徐家匯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抗戰勝利后停辦。黃裳說過，該校“是用《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作教本的”（《“中國通”》，見《音塵集》），則其購藏《皇明鴻猷錄》“這種禁書善本”，也在意料之中。至于那位在北平琉璃廠專與東西洋人做買賣的古舊書從業者，似指修綆堂孫誠儉，因為“日偽時期，修綆堂曾為日本臨川書店和一些英美書商收購古書，獲取大量傭金”（葛洪年等《隆福寺街的舊書業》），實則其人與孫殿起并非親戚關系。

關于《皇明鴻猷錄》，黃裳另有兩篇集外之文，一為封面題記，“徐匯唐肆主人為余兒時舊識。抗戰中，余家居徐家匯，常過其肆流連，偶買零碎小冊，如汲古閣所刻殘本之屬。余之始得舊本，蓋始于此時。主人不識字而好舊本，時際劫火彌天，江南故家之書多以廢紙論斤而出。唐君之肆居近土山灣，乃得從容收之。嘗得儲禮堂家書，不少佳本。余既入蜀，遂斷往來，戰后重逢，快晤舊雨。一日于小樓上持此《皇明鴻猷錄》五冊相贈，云得某日本學校藏書，只馀半部矣，意甚感之，遂即攜歸。唐君于六年前下世，其人喜飲酒，一日忽中風，遂不起，亦書林中奇士也。重展此書，漫志其事。乙巳新正燈下書，黃裳”，一為封底跋文，“此《皇明鴻猷錄》，萬歷板，刊印至精，又有舊人朱批，精妙無儔，禁毀之馀，稀若星鳳，惜已殘，存五冊，見于徐匯唐肆主人小樓上，即購取以歸并記歲月。時癸巳九月廿三日，小雁為黃裳書”。觸景生情，睹物思人，意趣已不同于前者。

三

1957年，黃裳購得1936年版《古槐書屋詞》。據其《夢雨齋讀書記》，“此平伯所撰詞稿，未之前見，偶見于來青閣，遂以一金得之，亦近時善本也。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邊。不記葉數，亦不著撰人。惟于卷首著兩印，‘平伯所作’（朱方）、‘德清俞氏’（朱方），卷尾一行云‘錢塘許寶騄書’”。此許寶騄即俞平伯妻許寶馴之弟。

十數年后此書失沒。由于案頭無書，此后作文也就無從征信，遂誤以為“我又收到過一本《古槐書屋詞》，是一本木刻的小冊子，大約只有二十幾葉，由作者手寫雕版”，見其《榆下說書》。雖然林辰所見略同，“從字體看，我以為其實也是俞平伯自己的手筆。他的字，端重中不乏秀逸之氣，自成一種風格，是容易辨認的”（《瑯嬛瑣記》，見《林辰文集》），但等到該書發還后，黃裳終究還是記得起此書是許寶騄寫刻本。意外的是，書卻被調換了。

“此俞平老詞集之初刻本，許氏手書上板，頗精。近又有增補重刊本，則夫人手寫景印，亦殊精妙。余藏此集十年前遭盜掠失后，以此冊見還，則平老持贈萬載龍氏者，非舊物矣。德明兄收古槐書屋著作甚備，或當無此冊，因此持贈。庚申（1980）十一月十八日，黃裳記”。據這篇集外文，被發還者是龍榆生藏俞平伯持贈本。當然，黃裳之所以將此本轉贈給姜德明，應該不是嫌惡“非舊物矣”，而是當年“庚申端陽，平老更以新刊《古槐書屋詞》二卷見贈。此書葉圣翁題耑，首平伯手寫葉遐庵舊序，正文二卷，皆許寶馴手寫”（《俞平老雜憶》，見《來燕榭文存》），印制精美，不免讓黃裳也“憐新棄舊”。

不過，既然“德明兄收古槐書屋著作甚備”，其實未必無此冊也。據姜德明自述，“俞老的‘三槐’之一《古槐夢遇》，以及《遙夜歸思引》《古槐書屋詞》木刻本，寒齋早已有藏”（《俞平伯書簡》，見《馀時書話》）。而推想其受贈之后，心中必然竊喜，畢竟“齊人之福”豈是人人都享受得了的。

四

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遺山先生詩集》原是黃裳插架之物，其跋尾云，“北京修綆堂估人孫氏，余素識之，人頗健談，而每得異書。月前來海上，訪之于其小樓上，詢之，無何善本。日昨聞風子兄言，渠攜書四種擬售之文化部，今晨石麒來，亦告曾見一單于渠處，即往訪之。初尚不肯以書出示，坐談移時，始于后樓取此弘治本《遺山集》出，繼又出黃丕烈校跋之善耕堂顧氏抄本《東國史略》、葉石君樸學齋抄本《呂和叔文集》，朱墨燦然，皆名跡也，不肯言價，姑先以四石米值獲此書歸，更訂后約觀它書，快慰之至。久不見異本，遂有眼明之樂，歸而濡筆記之。時庚寅（1950）九月十四日，秋晦作寒，黃裳識于海上”。此跋未見《黃裳集》，乃集外文。

所謂“修綆堂估人孫氏”即孫誠儉（字助廉），本在北京經營古舊書業，1942年，在上海設分號。據黃裳說，“修綆堂在上海的分號是溫知書店，在三馬路轉角的一角小樓上，也沒有招牌。助廉五短身材，微胖，跟老兄不一樣，是極喜交際的”（《上海的舊書鋪》，見《春回札記》），且氣魄大，謝興堯說，“孫某在滬時，因聯絡應酬喜吃酒，一夕數千金無吝色”（《書林逸話》，見《堪隱齋隨筆》），不知黃裳當時是否也做過孫誠儉的座上客。1950年秋冬之間，孫誠儉在上海售書，黃裳“近十日來得書幾三十種”，其中明崇禎刻《吳騷合編》“百萬一擲，傾囊不惜”（《來燕榭讀書記》），則較這冊“四石米值”《遺山先生詩集》，似未遑多讓也。

《遺山先生詩集》第二十卷之尾還有一條黃裳題記，“今日又見一本，為休陽汪季青所藏，印工較此為佳，尚存李瀚重刊序，當并儲之也。壬辰（1952）二月十七日”。大概就在此時，黃裳“聞孫助廉已破產傾家，頗為之惜。此人為書估中有識力者。每至一地，多得異書。余獲善本于其肆最多。今乃不可問矣”，而且“壬辰夏秋之際，余兩至北京，曾數訪助廉于東四修綆堂，已無書應市矣。其人意興亦大劣”（見《夢雨齋讀書記》），最后落寞以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