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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失蹤的商代鼎耳，一群亂世中的草莽英雄，一場跨越十年的創作跋涉。在新作《問鼎1939》中，作家余耕嘗試以一只古鼎為刃，剖開戰爭與人性的迷局。

1939年，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青銅方鼎，以832公斤的體量成為國之重器，卻因缺失一只鼎耳留下千古懸案。十余年前，央視紀錄片中這段空白史料，點燃了余耕此番創作最初的熱情。

“中原青銅器皆以完整器型埋葬，如此重器為何獨缺一耳？這恰恰是文學想象的空間。”余耕近期就新作接受中新網專訪，這位以作品《如果沒有明天》和其影視改編作品《我是余歡水》為大眾所知的作家多年來涉足頗多題材。他坦言，鼎耳之謎正是自己此次《問鼎1939》的敘事鎖鑰。

《問鼎1939》以日軍侵華為背景，虛構出余氏兄弟為保護方鼎與日寇周旋的故事。余寶駒從倒賣文物的商販蛻變為護鼎英雄，弟弟余良駒則以造假技藝鑄造贗鼎迷惑敵人。在余耕看來，文物是“族群血脈的密碼”，而亂世中的小人物被迫卷入歷史洪流時，“審時度勢的抉擇，才是時勢造英雄的本質”。

“史實是這部作品的大背景，1937年日軍占領河南安陽，對無辜百姓進行血腥鎮壓，而后母戊方鼎恰巧出土于‘國破山河在’的戰爭年代。”余耕指出，史實是小說的骨架，而人物和情節則是血肉。他在此次作品中的群像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從忠義兄弟到市井小人物，無不鮮活立體。忠誠者如安順子代表底層江湖藝人，背叛者如茍耀才象征身不由己的棋子命運，每個人物都映射社會一角。而其中通過人物勾連起的時代碎片，最終得以讓歷史變得可觸可感。

《問鼎1939》的魅力亦源于極其豐富的民間細節。從“通寶街”到“文官村”，其中眾多細膩寫實的生活場景，真實厚重，又充滿傳奇色彩。余耕坦言，為了至關重要的“細節的真實”，他花費了大量精力進行研究，包括閱讀歷史文獻、參閱老照片和地方史志。

聚沙成塔，眾多真實的、具有煙火氣和歷史感的細節在這部作品中還原出屬于1939年安陽的社會肌理。余耕說：“在真實的基礎上，部分細節來自于想象，但這想象必須有所依托。”例如，他習慣找一份年代地圖，讓故事在腦海中立體化。

對于類型化寫作與純文學價值的取舍，余耕持務實態度。他認為兩者并非對立，“純文學追求文學品位，類型化寫作擁有讀者。”他坦言，自己不追求建立歷史認知范式，而是努力融合：“讓類型化寫作具備更多文學性，讓純文學更容易讓普通讀者接受。”這種平衡在《問鼎1939》中體現為既有驚險情節，又有深層深刻的人性探討。

《問鼎1939》的結局冷峻、深刻，充滿傳奇張力。“我個人大概鐘情于悲劇，所以我的很多小說都是悲劇結尾。《問鼎1939》最后的結局看似是余寶駒的悲劇，其實是群氓的悲劇、是烏合之眾的悲劇，歷史上這樣的悲劇每個時代都在循環上演。”余耕說。

值得一提的還有《問鼎1939》的“混血基因”，對于這部盜墓、諜戰、文物、抗戰元素交織的新作，余耕笑稱：“不必歸類，它就是余耕式小說”。事實上，一直以來，從當下到過往，從職場到古玩店，余耕眾多作品變的是題材，不變的是對“極端環境下人類抉擇”的持續叩問。

在《問鼎1939》中，當小人物在歷史岔路口擇善而行，他們便是托起文明之鼎的至關重要的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