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作家巴隴鋒的散文集《筆尖上的芭蕾》時，我頭腦里時不時會復現電影《人生》中高加林說出“我們用镢頭在大地上寫下了無數的詩行”這句對白時的表情。高加林不怎么喜歡在村子里勞動，也不擅長勞動。但巴隴鋒不一樣。他在書寫青少年時代與同為鄉村知識分子的父親一起田間勞作的種種情形時，筆下無不洋溢著對鄉村生活源自深入了解的熱愛。他熟悉田間勞作的操作流程，幾乎能夠勝任絕大多數農活。盡管他也很想離開鄉村，但在還沒有機會離開的時候，無論是在養蜂、收麥時，在春節期間和鄉親們一起燎疳時，在凍臘八坨時；還是在做著明知道不妥、卻因鄉民普遍如此而隨大流“砍樹”時，他從來沒有將自己排除于鄉村生活。這正是《筆尖上的芭蕾》書寫鄉村生活時的珍貴所在。

這種全然沉浸其中的經驗，使得巴隴鋒在書寫鄉村生活時，能夠復現生產過程的完整、細致與真實，同時飽含對農民命運和農事的關切。在《隴東場活》一文中，作者記錄了“夏收的辛苦深入骨髓”的經驗：從收麥到碾場、翻場、揚場，這些全在烈日下進行的勞作，雖意味著從去年秋種到今年夏收約9個月勞作的最終收獲，卻在辛苦中彌漫著豐收的快意……但興致勃勃的夏收也會遭逢“塌場”，若遇上連陰雨，更是如同“天殺人”——唯有熟稔農事的人，才會記得這些扎心扎肺的“農事專業術語”。無論是辛苦還是豪邁，無論是怨天尤人還是順順利利顆粒歸倉，沒有經歷過此番情景的人，是很難體會的。

鄉村生活里的日常場所與內容，或許是一種“看上去很美的風景”，但寫作者不能僅停留在安心欣賞眼前美景的層面。少年巴隴鋒“家里養過蜂，最少時一窩多時八九窩”。與我們熟悉的詩人和蜜蜂之間的審美距離不同，巴隴鋒與蜜蜂的距離是“春夏秋季蜜蜂盤旋頭頂，嗡嗡聲不絕于耳，經常爬進人脖子、竄遍周身。父親是個養蜂好手，我對養蜂、分蜂、割蜜、護蜂喂蜂等事宜，也是樣樣通曉……”《養蜂記》里的生動描述，當然少不了被蜂蜇的場景。這讓只在經典詩文中欣賞過蜜蜂而在實際生活中害怕蜜蜂的讀者，足以大開眼界。

生在鄉村、長在鄉村、熱愛鄉村，巴隴鋒的精神底色深植于鄉村，因而除了深度參與鄉村生產勞動，他也深度體驗并享受過鄉村古老風俗：燎疳、凍臘八坨，在欣欣然迎接春天時和大人一起制作音色嘹亮的柳木號——這一過程凝結著作者對童年美好時光的永恒熱愛。作者在段落中毫不猶豫地使用方言描述制作柳木號的過程，一個兼表擬聲與和聲的“喳”字，盡顯孩子們等待大人扭柳皮時的急迫之情。更為有趣的是，作者用到“救咪咪”這個字眼。這個詞語不僅表露了他對童年詞匯的鐘情，更顯現出對語言與記憶之間特殊關系的執拗留存。這使得對制作柳木號過程的書寫，不僅是對自然饋贈的玩具制作過程的記錄，更蘊藏著作者浸潤其中的鄉村文化的生命力與整體性。

在我國文學史上，寫農事的作品浩如煙海。從《詩經》中的《七月》《伐檀》到《勸農》《憫農》，再到《創業史》《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知識分子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關注、同情，構成了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巴隴鋒的不同，在于《筆尖上的芭蕾》所寫的生活，是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北方鄉村大踏步走在希望田野上的生活。它既是一份對鄉村生活的情感表白，也是對面臨農業科技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的歷史時刻的史學記錄，因而既有很好的藝術鑒賞性，也具備一定的社會價值。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