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3年出版《黃雀記》后，作家蘇童近期推出長篇新作《好天氣》，引發了文壇不小的反響。故事以江南城郊結合部的“咸水塘”為背景，圍繞兩個在醫院偶然相遇家庭的恩怨展開，以細膩而綿密的筆觸勾勒出一幅“氤氳潮濕江南水汽的市井日常畫卷”。蘇童將荒誕敘事發揮到極致，以“尋找蕭好福”埋下“草蛇灰線”，用亦真亦幻的日常寓言為精神迷失者“招魂”，既是全面反映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江南社會的變遷史和心靈史，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重構之作”。

《好天氣》共分六章，上半部分側重“鬼怪賦魅”，下半部分聚焦“時代去魅”。從體量上看，蘇童歷時11年創作完成的47萬字“大部頭”，品讀起來沒有想象中的“絲滑感”，但從內容上說，小說敘事極具文本敞開性和象喻性，如一座年代久遠又瑰麗復雜的記憶宮殿，四面八方的門都可進入，承載多元的闡釋空間和豐沛的精神內涵。

靈魂的冒險

智利小說家羅貝托·波拉尼奧說過：“在這個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偵探一樣，須得過墳場，對視鬼魂。”對視鬼魂，意味著與靈魂深處平等對話。倘若用一句話簡單概括，“好天氣”是作者苦心孤詣設置的“謎底”，一路升級打怪、迂回“破案”，最終是為了坐擁命運的“好天氣”，即抵達藝術層面“萬象畢呈的完整的諧和”（李健吾語）。

小說開篇即直奔主題，位于郊區一隅的咸水塘，蘊藉深邃而多元的隱喻：咸水塘出名的彩色天空，源自多種顏色的工業煙霧。五種顏色的天空，夯實“好天氣”的精神底色，同時為小說投下詩性光芒——它是荒誕的、迷離的，也是神秘的、詭異的。它的孕育、變幻、沖撞、消失，對應著天空下人們的悲苦遭際。

儼然，這部小說具有“精神自傳”的性質，作者自稱小時候在苯酐氣中長大，讓人極易聯想到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聲音與氣味。而酸天氣、綠眼淚、白蝴蝶、黑金龍、同名母親、失蹤男孩，串聯起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從敘事策略分析，蘇童以塘為界，聚焦城區街道蒲招娣與塘西鄉下黃招娣兩個家庭的偶然交集，因祖母一口帶“福”字的棺材引發一連串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棺木被砍、祖墳被掘，如一根隱形的導火索，點燃了兩家的矛盾沖突。

毫無疑問，荒誕敘事是對苦難人間的藝術呈現。自短篇小說《櫻桃》起，蘇童就開始嘗試探尋“靈異密碼”，上承古典文學蒲松齡《聊齋志異》之精神血脈，下接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福克納《喧嘩與騷動》、君特·格拉斯《鐵皮鼓》之西方敘事，包括《西瓜船》在內的所有短篇小說似乎都是為《好天氣》清理外圍、做好鋪墊，以完成埋藏心底的一樁夙愿：重返童年。溯源他的文學精神譜系，“香椿樹街”作為“始發站”，從《米》《河岸》“開始起步”，至《黃雀記》“飛起來了”，而《好天氣》不啻于一種“折返跑”后的勇敢“越界”，他比過去更輕逸、繁復、幽深，也就更加的沉重、斑斕、奇異。

蘇童擅長以輕馭重，以肉寫靈，以幽暗寫光明，以紛繁抵達純凈。他深諳人性淵藪的種種可能性，以“鵝”的精神意象打開一扇生死之門，祖母之死、土葬騙局、墳墓被掘，七奶奶之死、秋紅之死等，繼而帶出復雜的歷史現場和各種離奇的死亡。“來自塘西的人生課，總是從死亡出發，到死亡結束。”塘東招娣去塘西招娣家討要婆婆的棺材錢，從此兩家結下不可調和的冤債，蒲招娣背負導致“蕭好福失蹤”的罪名與輿論討伐，本是殺鵝陪祭祖母鄧羅氏，孰料它參與了祭祀、封墳全過程，直到完成一個長孫的叩首。

“鬼鵝”通人性，自帶“毛茸茸的真實”，能夠看見被遮蔽的真相，它推動小說不斷轉場、情節承上啟下，同時與北方駝子的“出場”構成某種互文關系。蕭好福的“歸來去”注定是個無解的謎，作為“中間人”的駝子，為精神“異化”注入另一重視角：好福神奇現身。駝子與鵝相依為命，他那盛滿各式玩具的百寶袋，仿佛施了什么魔法，加固了與三個塘西村男孩的友誼堤壩。駝子被驅離，好福回來了，好福又不見了，蘇童以雙重視角寫出了人性的脆弱、無能與噬骨的恐懼，字里行間回蕩著內省式的批判和反思，這是成熟作家超越文本經驗的練達之處，也是“童年視角”的二次開掘。

小說結尾處，“她最后對著遠去的鵝說了聲，圣誕快樂。她關上門，兜著那鯽魚往廚房走，又對著我們家廚房的風光說，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啊。”與其說這是鵝的最終歸宿，毋寧視作咸水塘人的圓滿之境，體現中國傳統敘事的圓形結構。

蕭家姐妹“新生記”

好的長篇小說勝在細節的編織。《好天氣》堪稱“人鬼情未了”的現實主義荒誕史詩，但感人之處在于人物的立體刻畫。汪曾祺先生在《晚翠文談》中談道：“氣氛即人物。”全篇每一個地方都應浸透人物的色彩，那種陰郁的、潮濕的、惆悵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氛圍。令我過目不忘的是作者對手部的細描，很好地凸顯日常性和世俗性。一處細節是聯防隊顧小寬用手銬威脅好英致傷；另一處細節是塘東菜市場姐妹倆的魚攤前，豁嘴媳婦以同情一家人的名義購買螺螄，卻“習慣多抓一把到自己籃子里”，好英的那雙手穩穩地“扳平一局”。所以，后來姐妹倆離家去南方闖蕩賺錢并不讓人感到意外，而姐妹倆做生意發家暴富后回到咸水塘，在環球水泥廠上建起環球殯葬工業園，這不啻于人世輪回和精神“新生”。

細節里面住著神靈。黃招娣和蒲招娣同時去回春堂找翁先生看病，一個看耳疾，一個治眼病。翁先生卻誤把她們當成同一人，連脈息和脈氣都一模一樣。離開時，天井處兩朵被雨打濕的蟹爪菊，構成一種恰到好處的鏡鑒關系，蘇童的“烘云托月”手法巧妙且嫻熟：蒲招娣舉起傘尖用力將它們分開：“那兩朵菊花仍然在抗拒，它們卷曲修長的花瓣顫抖著，更加緊密地簇擁在一起。”當一朵菊花躺在地上，蒲招娣又撿起放回盆里，一句“這菊花養得真好”，諷刺至極，如憑空一記耳光響亮。

《黃雀記》的一粒種子

法國文藝理論家泰納有個著名的藝術“三因素”理論：即種族、時代、環境。種族是植物的種子，蘊藉全部的生命力，而環境和時代就像自然界的氣候，起到自然選擇與淘汰的作用。顯而易見，《好天氣》是《黃雀記》的一粒種子，經過“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發酵，向上拔節，站成一棵樹的靜默與生機。他始終從未離開“香椿樹街”“楓楊樹鄉”的文學版圖，彩色天空下，蕭好福的失蹤、歸來、夢游、又離開，駝子與鵝共居的怪誕，恍若童年的自由穿梭，為精神迷失者“招魂”的同時，也是為自己失去的、碎片的、痛切的過往進行清算。

近年來，文壇知名作家的“返場新作”層出不窮，自帶“挖一口深井”的心力和坦誠，譬如，畢飛宇《歡迎來到人間》、格非《登春臺》、麥家《人生海海》等，但是不少讀者難以接受的是作家對自我的重復，背后乃是思想的疲憊滑行，故事的“移花接木”。特別是碎片化讀屏的今天，讀者對審美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反而是不斷提出新的要求。

不得不說，《好天氣》也難以脫離這樣的詬病。從結構上分析，“外篇”“篇外篇”與余華《文城》后半部分極為相似，“補筆”著墨較多，其中小說第四章“我母親的三次求診”，情節拖沓極易導致審美疲勞；而“鬼鵝”形象與作家路也長篇小說《午后的空曠——仲宮鎮童年》中，小何子叔叔宿舍里養的豬“何粉紅”形象異曲同工，“何粉紅”最后進了廠里食堂，而咸水塘的“鬼鵝”溫情消失，兩者皆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蘇童此次新作深度開掘和回望童年，借用魔幻和“靈異”的指揮棒攪動“城北舊事”，在“好天氣”下激烈沖撞、旋即混淆，于《咸水塘相對論》所謂“偶然與必然、內因與外因”中走向圓滿境界——蕭好莉懷上了鄧家的骨肉，暗喻咸水塘的明媚未來和美好生活。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