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遺書》手跡

《王國維遺書》 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在我的書房里，有一部放在案頭的《王國維遺書》，一共16冊，平裝32開，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9月版，源自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的一個影印本，封面上“王國維遺書”五個字，為羅振玉（系金石學家、校勘學家、古文字學家）所書，并鈐有“羅印振玉”陰文方章。這部學術名著，陪伴我度過了四十個春秋。

回想這部大著的購書往事，似乎蠻有點兒意思，可以在這里說說。

作為一個百無一用的書迷，我有一種治不了的怪毛病——外出遇到書店的時候，就走不動路了，非得拐進去會會“老朋友”才安心。即使不買，走馬觀花逐個看一看有哪些書也好啊。

那是1984年中秋節的前幾天，家人要我去上海福州路的杏花樓這家老字號買月餅過中秋。那個時候，我對這一類老字號總是心不在焉。這一次我正東張西望時，突然發現，賣書的上海古籍書店與賣糕餅點心的杏花樓，都開在同一條福州路上，且相距不遠。我便先情不自禁走進了書店。這是上海解放后最早開業的專業書店，作為讀者向往的一個老地方，每天前來覓書、淘書的人絡繹不絕。

書店里靜靜而馨郁的氛圍，讓我好像一下子變成了柳宗元筆下的一條游魚，自由徜徉、沉浸在書的潭水里，“水尤清冽”，“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有一種“放大光明”的美好感覺。買書、讀書，是我的一種“呼吸”方式，否則會感到氣悶。我來到二樓，突然眼前一亮，被一部大書所吸引——它就是《王國維遺書》，正齊整而莊嚴地立在書柜里，仿佛在等待我的到來。這部書開本小，灰白色封面，樸素得不能再樸素了，像王國維先生生前的為人為學那樣十分低調。

我趕忙招呼一位男性老店員過來，讓他把書拿給我看看。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位瘦瘦的老先生，戴著一副棕色鏡架的眼鏡。他從鏡片里透出的目光，顯得親切又有些遲疑，探身向前問了一句：“你真的要買？”想來他閱人無數，大概覺得我不像是個讀書人。那時候，我在復旦大學當教書匠近十五個年頭了，也怪我那天穿得破舊了點，人又黑又瘦，倒像是剛進城的農民工。

老店員有點兒不大情愿似的，終于慢慢從書柜里拿出第一冊讓我看。我又問他一共多少錢，一邊伸手摸口袋。他就加重語氣對我說，“儂要看清楚了，這可是大先生王國維的書啊，要16元，很貴的，也不大容易看懂。”我在寫這篇短文的時候，特地查了一下孔夫子舊書網，上面顯示1983年版的《王國維遺書》僅存一部了，標價1800元，是原價的112.5倍。不過當時的16元，也算蠻大一筆錢了，是我每月工資的約三分之一。

老店員一邊雙手小心翼翼從柜子里捧出其余15冊，一起放在柜臺上，一邊湊近我，好心又低聲地再次提醒我，“儂再想想，書賣出去是不能退的哦”。見我態度十分堅決，他轉而便一下子情緒高漲起來，看來對我有點兒刮目相看了。他笑瞇瞇地隨口問了一句：“師傅，儂在啥地方高就?。俊蔽抑粚λ傅匦π?，一邊趕緊掏出錢來。

可是掏盡所有口袋，除了三張5元的鈔票，其余都是皺巴巴的一角兩角、一分五分的紙幣——當時鎳幣還未通用，放在柜臺上的紙幣倒有一大堆，數一數一共只有16元零2分。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輕呼一聲 “啊呀”，脫口而出：“糟了，沒錢乘公交車回去了?！蔽矣浀?，那時我家住在上海市區西南角的零陵路250弄楓林新村。從這家書店步行約半小時到外灘方向的漢口路江西中路，乘坐49路公交車直達終點站，全程約20公里，票價9分錢，下車再走五六百米就可以到家了。

正在柜臺前忙著點錢的那位眼鏡先生一聽我這么說，有些驚愕地停下來。大概對我這樣一個人，居然買了這樣一套冷門的書心里很是感動的緣故吧，他想了一想對我說：“那儂下一趟再來買吧，書我幫儂留著?！毕肓艘幌胗指目谡f，“我看儂也是一個愛書的人。這樣吧，儂今朝把書帶回去，我只收儂十五塊九角，儂下趟再過來還我就是了。”

我也深受感動，連聲說“謝謝、謝謝”。但最后還是婉拒了他的一片誠心，一手提著他為我用廢報紙包扎好的一套《王國維遺書》，走在店鋪林立、行人如織、車水馬龍的街頭，真的是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幸福。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腦海里，這時突然涌起清代高鼎《村居》的四句：“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逼鋵?，買書和兒童春天放風箏，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回到家，內人楊敏芝問我：“月餅買來了是吧？”我只好對她說，“不好意思啊，錢我用來買書了?！彼皇菍ξ倚π?，表示理解和贊同。她是同濟大學建筑系出身的一位教授級建筑設計師，深知讀書的意義?？蓢@她因病離世已近24年，不能讀到我這里寫的當年購買《王國維遺書》的這篇小文章了。

王國維是一位真正的國學大師，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他一生追求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堪稱在精神世界中跋涉的“苦魂”。王國維的崇高學術豐碑，尤其令人敬佩。他在哲學、文學、美學、史學、文字學、邊疆史地學和考古學研究等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杰出貢獻。

翻開《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便是陳寅恪先生所寫的一篇大序，從三方面簡要概括了王國維一生學術的深邃內涵和獨到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他認為王氏這三類遺著，“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我深以為然。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藝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