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文藝創作不再是精英的特權而成為大眾的娛樂，萬物互聯、即時通訊，人人皆可自創文學、音樂、視頻和動畫；這是最“壞”的時代，網絡世界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社交網絡和移動終端讓人24小時保持“在線”，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帶來人終將被機器取代的恐懼。新大眾文藝如火如荼，背后暗合的邏輯是當代生活方式與大眾心理需求的變化。

我們為何如此脆弱？很多學者對數智時代現代人的生存狀態進行追問。新的全球化不止是工業生產流程的國際分散，同時也是信息基礎設施的全球共享，新型的生產方式造就了新的“數字統治”，每個人都成為了“數字人”。按照韓炳哲的說法，數字人的特點是不內聚、無大眾，無法形成群體性的思想。我們明明時刻“在群中”，但依然是原子化的個體，與農耕文明、工業文明時代相比，數智時代的人愈加孤獨，數字平臺的算法邏輯造就了“數字領地”“新技術領主”以及“技術農民”。數字時代亦是績效時代，工作與生活的界限逐漸混淆，自我剝削反而成為一種常態。“數字群的個人不會發展成‘我們’”，“卷”的邏輯下個體極易陷入自我懷疑，長期的自我否定最終會形成內在的“自傷”。

大眾的新邏輯與文學的新變化

人的生命狀態的改變會促成文學生產的新變，大眾文化亦需要時時更新、生長，新的大眾文藝應運而生。自傷的現代人尤其需要精神的療愈。數媒時代催生了大眾心理學的新邏輯，進而帶來了文學領域的新變化。第一是“認同成癮”，第二是“連接成癮”，前者導向“同一性”，后者指向“互動性”。

社交媒體時代集體認同變得愈發重要，處于數字群中的人需要通過他者的肯定來完成對自我的認同。與印刷文化時代相比，當下的認同變得更為顯性。以前的作家并不能即時得知讀者的反饋，也不大可能時時了解作品銷量的變化，但數字時代的點贊、彈幕、跟貼、評論等等讓這一切變得可見，同時可比較、可量化。以學者舉例，過去學界對一篇論文或者著作的評價，需要時間的沉淀才會顯現，但如今卻可通過閱讀量、轉發量、評價打分系統等一系列數據時刻掌握。這無疑會增加焦慮，同時量化可見的認同形式也會變得愈加重要。又如朋友圈的點贊數量、微信運動的步數都有可能讓人心煩意亂，但這并非是個體的斤斤計較，而是社交媒介深度捆綁的必然結果。

“認同成癮”反映在文學上，帶來了文學接受與文學批評的同一性。如果說過去的文學接受是“各花入各眼”，受眾不同的文學趣味形成了多元化的接受路徑，那么當下大眾的文學接受則出現了閱讀品味和評價反饋的趨同性。曾經以堅持己見、與眾不同為榮的讀者群體發生了變化，年輕世代更愿意尋求同時代人的集體認同，即傾向于關注那些為大多數人接受和喜歡的文藝作品。當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活著》《三體》等當代文學作品得到了大學生群體和社會大眾的廣泛閱讀。這種傳播性固然源于作品自身的經典性，但日漸趨同的閱讀品味則反映了“文學生產—文學傳播—文學接受”路徑發生的變化。個體審美不再是文學接受最重要的邏輯，傳播環節或者說媒介作用日益增強，文學或文藝的接受需要能夠獲得集體認同，愛我所愛、恨我所恨成為“在群中”、在線上與他人產生共鳴、實現連接的有效方式。

“認同成癮”的背后是“連接成癮”。很多學者注意到，正是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導致了“認可—連接”的一元化。數字媒介的時代，人人24小時在線，失聯或斷聯幾乎不再可能。個體愈是原子化，愈是渴望與他人產生連接。點贊已經成為新的社交禮儀，互評則成為網絡文藝的常態。“爆款”的背后必然是廣泛的共情，是否能夠提供情緒價值漸漸成為大眾文藝能否被接受的新邏輯。之前爆火的B站視頻《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踩到了大眾的痛點，最近“漓江文學獎”得主劉楚昕的獲獎感言則戳中了大眾的淚點，無論是痛苦抑或感動，個體在觀看、評論的過程中獲得極大的認同與共情，進而與社交網絡上無數的陌生人建立了連接，由此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情緒上的抒發。閱讀和觀看都不再是私人性質的體己事，而是公共平臺、公共空間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由此，大眾文藝不再是獨樂樂，而成為眾樂樂。正是在這樣一個分眾的時代，互動性變得十分重要，創作與批評中互動性甚至已經成為了第一原則。不但人人皆是創作者與批評家，同時這種互動性是即時性的，亦是貫穿性的，我們必須馬上得到反饋，同時我們必須一直保持交流互動。

這就造成了當前文藝的一個重要現象，即互動性大于審美性，話題性決定了它的流通性。這樣的邏輯也影響到純文學領域的傳播狀況。在新的傳播格局中，文學作品的質量仍然很重要，但是，作家的活躍度、作品的跨媒介改編等等，也深度地影響著其傳播廣度。比如，金宇澄及其《繁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保持著較高的熱度。這樣的話題性，來源于《繁花》的影視改編、《十三邀》的訪談、線下的畫展、黎里古鎮的繁花書房等等。因此，一旦進入傳播的鏈條，無論是傳統文學還是新大眾文藝，其實都受到大眾心理學和市場經濟學邏輯的影響。

“連接成癮”，是指我們觀看、閱讀的內容物必須和他人形成某種關聯，在平臺、媒介體系當中與他人形成互動，否則的話，一部再好的作品也難以得到大眾的認可。由此也可看出，純文學與新大眾文藝之間既有區別，又有交互。

新療愈敘事正在涌現

數字媒介時代生命狀態與大眾心理的變化，促使我們反思今天的大眾文藝與受眾的文藝需求之間的聯系和張力。因為“非物質的、數碼的生活并不能將我們引領進閑適的時代”，當我們對不能斷裂的在線生活產生了倦怠，當績效催生的自我剝削到達了極限，難以抑制的自傷就會產生。當個體在社會當中、體系當中感到受傷與孤獨，虛擬現實能夠提供某種程度上的情感慰藉。現代人巨大的精神內耗產生了新的心理需求，大眾文藝成為防止異化的有效手段，我們通過文學進行精神療愈，文學亦因此具備了某種“藥”的療效。

比如網絡上爆火的蘇敏阿姨，她在56歲離家出走開始自駕游，引發了極具熱度的討論，出走的“娜拉”觸動了許多人的共情。話題引起廣泛關注后，隨之又衍生了新的文藝創作，以蘇敏的故事為原型的電影《出走的決心》已于2024年上映，2025年蘇敏參加了法國戛納電影節的紅毯走秀。又如網絡短視頻創作者李子柒的歸來，停更三年之后的首次更新就引發了眾多粉絲的熱烈回應。這些恰恰說明，在數字化信息交流的世界里，“療愈”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化的文化需求。這些跨媒介的文藝創作不斷提醒我們，當代文學生產內部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新大眾文藝始終需要尊重大眾的心理與精神需求。

新時代文學需要擔負新的時代使命。新大眾文藝是文學對現實的回應，亦是技術浪潮之下人對異化的抵御和療愈，借用唐麗園《全球化療愈》中的一段話，“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對促進治療和促進福祉的潛在貢獻正變得越來越明顯，文學批評也因此變得特別有價值”。或許在技術至上、工具理性盛行的時代，我們更應當強調人文學科的使命性，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療愈作用，畢竟文學終究是人學。

（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