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會產生某種錯覺：姜肖是從理論的黃金時代來到我們這個“后理論時代”的穿越者。

對于理論的黃金時代，許多人記憶猶新。那時，理論猶如明日高懸，散發著奪目且灼熱的光澤，它刺穿文本，批評常識，解釋人生。那個時代的人，對于理論抱有無限信任與激情，視理論家為時代英雄，并立志要和理論的天空一決高下。法國理論家安托萬·孔帕尼翁曾在《理論的幽靈：文學與常識》里描述過他曾經歷的理論的盛況：“1970年前后，文學理論如日中天，令我們那一代年輕人為之癲狂。新的理論爭奇斗艷：‘新批評’、‘詩學’、‘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等，不一而足。經歷過那段流光溢彩歲月的人無不對之無限緬懷。但凡新流派強勢登場，人人趨之若鶩。在那些日子里，有理論撐腰，文學研究盛極一時，令人傾倒，令人嘆服。”孔帕尼翁雖然描述的是法國20世紀70年代的事情，平移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延續到21世紀前后的中國，依然意外妥帖。

我生也晚，并未躬逢其盛，無法對那段流光溢彩的歲月無限緬懷，但也趕上個尾巴。200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理論就在我和我的同學中間掀起一波波浪潮。西方的理論家們競相在我們心靈的競技場上大顯身手，贏得我們的注意。在我們看來，沒有理論，文章就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那個時候的我們并不知道，那不過是一個時代的回光返照，西方理論的“布道期”行將結束，我們馬上就將進入理論一片混戰進而僵化的時期，“理論之后”的時代來臨了。

這也正是我對姜肖莫名感到熟稔、親切的原因。盡管她年紀小，但我們似乎在那個理論的黃金時代并肩同行過，共同陷入過對理論的狂熱。而今，在懷疑論甚囂塵上之時，她從一個已然消失的時代中搶救出了篤定與信心，依然相信這個世界有堅實的邏輯基礎，相信理論有力量將藝術的潛能從文本中爆破出來。或許正是這“信”使得她有某種和他人不太一樣的氣質，明朗大方，沉穩堅定。

就像拆解九連環一樣，她對于拆解概念的層層迷障充滿了興味，對于追蹤概念的流變與聚訟更是樂此不疲。在《啟蒙的分化：文學批評“后現代性”話語及其異質形態》一文中，她果敢地向“后現代性”這一令人頭暈目眩的概念下手，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因為后現代性構成了她個人看待文學乃至世界視鏡，更是因為后現代性是解釋當下世界的有力的理論工具之一。姜肖的題目就暗示了她對于后現代性的基本態度，即從西方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后現代性”是在與本土啟蒙思想的對話中不斷形成并展開的，它并非簡單否定啟蒙，而是啟蒙自身邏輯內部矛盾裂變的產物。這種分化既包括對啟蒙價值的繼承，也包含對其總體化傾向的否定。姜肖所受的邏輯訓練尤為擅長分而論之。從話語的河流里披沙瀝金，然后小心翼翼地剝離，然后進行區隔評述。她就是這樣將中國的文化思想界討論和接受后現代話語的過程分為三個維度，即后現代性首先是在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實踐中的運用，然后擴展為社會文化性質和身份認同的論辯，最后成為闡釋“中國”的方法。這一層層遞進的過程，正是一套思想話語不斷突破邊界，獲得更大闡釋力的過程，也是“后學”成為顯學的過程。進而，姜肖指出，后現代性對于啟蒙的反叛主要表現為歷史主體的瓦解破碎與對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元化再解讀。后者則自覺與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話語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文化的“斷代”不可避免，“后新時期”終于呼之欲出。姜肖的辨析其實回答了為什么會有對不同時期的命名，以及命名背后的思想文化邏輯。經過她縝密、細致、環環相扣的剖析，我們看到了“后現代性”是如何在中國的話語池激起水花，又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姜肖感興趣的是純理論的邏輯推演，不如說她更感興趣當下的人如何運用理論。她著眼的是理論對于測量“觀念的水位”的效用。

理論所反映出來的觀念的水位，通過具體文學作品可能看得更清楚。這正是姜肖這些年孜孜不倦所做的事情。我們先后踏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但是，出發點可能大相徑庭。有的人，比如我，被文學的感性所俘獲，寫批評是為了表達在文學中所感受到的美。對于姜肖而言，現代文學與民族國家緊密相連，更是蘊藏了一個時代精英知識分子的思考，到思想的巖層開掘豐富的礦藏成為她的學術志向。正因為此，她所選擇研究的作家大多是具有豐沛思想動能的作家，比如王蒙、莫言、張煒、畢飛宇、李修文等。與這樣的“龐然大物”進行思想上的交手，在她看來，是頗為快意的事情吧。不妨看看她是如何“出劍”的吧。

在《〈猛虎下山〉：看不見的野獸與秩序之外的“人”》一文中，她將李修文的小說《猛虎下山》作為思想辯駁的對象。作為一部既具有現實主義面相又有著寓言性的作品，《猛虎下山》的思想性既表現為作家對于現實生活的深刻思考，也表現為文本中沖破作家意識層面甚至與作家本人意識構成捍格的那一部分。文學作品之所以在思想上更迷人，恰在于平靜的敘事之下激烈燃燒著互相沖突的燃料。初讀下來，略通理論的讀者大多會將福柯關于權力的論述作為切入這部小說的理論工具，因為小說的表層敘事正是對將人變成了虎的權力的控訴。但姜肖首先看到的卻是“赤裸生命”。這當然有阿甘本的論述所帶給她的靈感，更多的是她持之以恒對于“人”的關注——在“后學”里打過滾的人不能不關注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人的異化、人的破碎從來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到后現代性關注的問題。她將包括劉豐收在內的“打虎隊”隊員概括為“赤裸生命”，辯證地看到“這些生命以被排除在外的狀態卷入整個秩序系統，他們缺失合理身份，甚至被標識為‘非法’，但這種非法卻是維護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進而被結構性地依賴”。這是荒誕的直接來源，也是小說寓言性構成的基礎。既然是從具體的人出發，姜肖就不會緊盯著權力的花紋進行細致描繪，那幾乎同與虎謀皮無異，貌似在批判權力，實則是對權力的匍匐。姜肖看到的是人的恐懼。或許是受伯林“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啟發，她區分了“積極恐懼”和“消極恐懼”，認為劉豐收無法抵抗墮落的誘惑，“恐懼如何控制了自我，他便如法炮制地把恐懼傳遞給其他人，以此完成權力的制衡”。這使得游蕩在幽暗叢林的人們無可避免地上演了一出命運的悲悼劇。在對小說人物傾注了同情之理解后，她拈出了福柯的“譫妄”，作為爆破文本的武器，認為這是小說詩學之所在。從敘事倫理上講，“譫妄承擔著作家對‘人’在現代社會中參與性危機的體會”。從小說的藝術形式上講，“一方面，它（譫妄）在結構上制造了敘事的折疊，劉豐收幻化成老虎回到故事的起點，敘事進入巫言巫語、時空錯亂的修辭幻境；另一方面，它讓寓言性從小說的故事話語中不斷生長直至溢出，試圖在后半部分象征斷裂的現實”。在譫妄這一基石上，小說的內容和形式合流。在此基礎上，姜肖對李修文的創作做出了整體性的判斷——“當代敘事曾追求純粹的‘美’，這種感性形式的內在規律即是秩序的消亡。后來當代小說打算把‘人’從漫長的無目的性中拯救出來，便需要發明新的詩學語法。在深陷于自我纏斗以至于一度失語后，作家隱入山河人間，擁抱每一位江東父老、海內兄弟，讓你與我重逢；重釋古典詩詞，尋求心象與傳統會通，達成詩與我的詢喚。這一次他回到并不遙遠的記憶，體諒歷史中的人，允許歷史對自我進行編織，又珍重自我的感覺經驗，這是個人在整體性中敞開，又回到個人性的詩學辯證法”。在我看來，這一判斷再精準不過了，這是對李修文個人創作歷程的判語，又何嘗不是對當代文學整體路徑的描述。理論就是這樣，即使它瞄準的是一個個具體的文本和獨特的作家，最終抵達的仍然是普遍和整體。

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在姜肖那里，理論是阿拉丁手里的神燈，它被擦亮，召喚出精靈，只要向它許愿，你就可以在文本的世界里創造無窮的可能；理論是巫師的魔杖，它重構現實，賦予了現實以別樣的光彩；理論是阿里巴巴的咒語，它打開真理寶庫的大門，倒映著文明穹頂的星圖。問題在于，姜肖越是沉浸于理論的無窮魅力，越讓我感受到“后理論時代”的乏味與無聊。難道姜肖對此一無所感嗎？

事情顯然不是這樣的。關于“理論及其不滿”，姜肖是有切身體會的。她對于“理論化”的梳理，是在描摹時代的精神肖像，某種意義上也是清理自己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旨趣。在她看來，“理論化”之所以發生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之間，與當代文化思想界被拋諸現代性經驗所產生的自我沖突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是人選擇了理論，也是理論選擇了人。這一時期的理論，集中在“20世紀下半葉所形成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主要由拉康、福柯、阿爾都塞、德里達、德勒茲等法國思想家的觀念所構成。這些觀念在世界格局的變動中，與經典理論體系和社會思潮碰撞，引發晚近幾十年思想場域的震蕩”。為什么理論在這一時期會形成浪潮？姜肖的分析很有見地。她認為，面對一個“悲喜交加的劇場”，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逐漸分立，一切都在權威的縫隙中重組，人們迫切需要“洞悉某種普遍看法所包含的重要假定，同時又打算將其拆解加以質詢，試探著如果不是這樣‘假定’又會怎樣”。由此，姜肖斷言，“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則成為一體”，“理論更多時候訴諸于自我的生成，‘人’與理論共在的情感特征顯得異常強烈”。

這實為她的夫子自道。借助于對于思想文化界的歷史勘探，她將自己在理論中體會到的震驚、眩暈、分裂等現代性體驗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然而，越是依賴理論叩開真理的大門，越是會遭遇言說的匱乏。姜肖分析了對于“理論化”反思的兩個維度，一是重建“事實—真實”維度，一是修復“價值—真實”維度，對此，文學界的解決方案是“回到文學”。這里的“文學”，兼具了東西方對于文學的認識，它既是社會生活實踐的象征，內蘊著一整套民族國家和社會文化的話語系統，又是個體用來安頓身心的價值體系。在姜肖看來，這么說還是太籠統，她所選擇的面對“理論之后”的方案是，“直面現代性經驗內部作為主體之‘人’的分解”，回到“心靈真實”。

我以為，所謂的“心靈真實”，就是面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感性、沖動、分裂等諸種紛亂無垠又變動不居的感覺，尋找感覺背后的結構性原因與價值理性。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曾指出，“他們需要的不只是信息，盡管在這個‘事實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們的注意力，并遠遠超過他們的吸收能力。他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盡管獲得這種能力的努力往往耗盡了他們有限的道德能量。他們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社會學的想象力，是對個體與社會、事件與歷史相互作用的把握，理論的想象力也是如此。姜肖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中致力于追蹤情感和感覺的痕跡，分析其所映照的時代，正是為了重新點燃理論的想象力。《活動變人形》中始終存在于童年、只能依賴于主觀情緒表達的“兒子”；王蒙在“季節”系列中以懷舊為方法，將被理想主義包裹的敘事沉入日常經驗；莫言小說中頗具叛逆氣質的“返鄉者”；畢飛宇與讀者共享的關于抵抗的虛妄與鄉愁的游移的情感結構；徐坤小說中洋溢的夾雜著盲動、悲悼與躁郁的笑聲……如此種種，都是姜肖在小說文本中發現的時代表情。這些表情是如此鮮活生動，令人一見難忘，更重要的是，它通達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正是在對感覺與情感的洞悉中，文學批評才能以理論為羽翼，飛向更高的真實。

這也是姜肖的自我期許。在批評觀里，她將自己對批評的認識描述為從對美的渴慕到對真理的追尋，現在，她來到了第三個階段，即“經由對美和真理的追尋，獲得與他人、與自己共情的能力”。她的聲音，將在許多追求智慧的心靈中獲得綿延不絕的回響。我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