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龍舟競渡究竟紀念誰

端午節賽龍舟的歷史特別長。早在南北朝時期，《荊楚歲時記》中就有相關記載，五月五日的龍舟比賽，是百姓為了紀念屈原投江的日子。大家心疼他遇難，劃船去救他，后來就形成了這個習俗。

到了唐朝，賽龍舟更是成了全國的熱門活動。《隋唐嘉話》記錄，當時從湖北襄州往南，家家戶戶都傳，當年屈原跳江后，鄉親們劃船拼命救他，后來慢慢演變成賽龍舟的游戲。《襄陽風俗記》里還說，屈原五月五號跳進汨羅江后，他妻子每天到江里扔飯團祭祀。后來屈原托夢給妻子說：“你扔的食物都被江里的蛟龍搶走了！不過蛟龍怕五色線和竹子，你可以用竹葉包粽子，再纏上五色線。”所以現在端午節，大家都戴五彩繩、吃粽子，說是能防蛟龍害人。屈原投江后十天才浮出水面，楚國人發現后，立刻劃著船拼命追趕搶救。大家一邊劃船一邊敲鑼打鼓，喊叫聲撕心裂肺，都想把人救上來。

后來這種習俗流傳下來，就有了賽龍舟的傳統，很多人劃船時還會模仿當年救人的樣子。宋代詩人張耒作《和端午》詩悼念屈原說：“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有離騷在世間。”蘇軾在其憑吊屈原的詩作《屈原塔》中有“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詩句，也是把屈原和競渡聯系在一起。

龍舟競渡還有另外三種說法，一說源于勾踐。南宋末年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越地傳》說，“競渡起于越王勾踐，蓋斷發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者也。”北宋元豐年間，高承編纂的《事物紀原》也稱競渡“楚傳云起于越王勾踐”。二說紀念伍子胥。《荊楚歲時記》另有“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的說法，蘇州、嘉興地區端午節紀念伍子胥，有“五月五，迎伍君”的說法。三是紀念曹娥。浙江地區的龍舟競渡以紀念孝女曹娥為核心主題。曹娥，東漢時期上虞人，她因父親溺亡后投江尋尸的傳說而聞名，其孝行在宋代被官方大為推崇：北宋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下旨修建曹娥正殿，確立其忠孝象征地位；北宋大觀四年（1110），宋徽宗敕封其為“靈孝夫人”，進一步推動民間祭祀。自此，浙江地區的龍舟競渡與曹娥孝道文化深度綁定。

宋朝端午節禁止龍舟競渡

如今我們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端午節舉行龍舟競渡是為了紀念屈原。到了宋代，端午節競渡活動卻被官方禁止了。

樂史在北宋初期編纂的一部著名的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六之“荊州風俗”條說：“五月五日競渡戲船，楚俗最尚。廢業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國以來，已革其弊。”難道真的是因為勞民傷財就禁止競渡這一民俗嗎？

南宋時期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有這樣幾條文獻：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競渡”。乾德五年(967)，“夏四月，戊子，禁民賽神，為競渡戲及作祭青天白衣會，吏謹捕之”。開寶五年九月，“禁西川民斂錢結杜及競渡”。宋真宗咸平四年七月，“乙酉，申命諸州禁競渡”。南宋時黃震知撫州時，禁止船搞競渡活動，焚毀渡船一千三百多艘，用船上的釘鐵創建了五百間軍營的房屋。

宋朝官方為何三令五申禁止競渡？先看看宋朝人端午節的民間龍舟競渡究竟多生猛——據莊綽《雞肋編》卷上記載，湖北地區把農歷五月十五稱為“大端午”，當地會組織龍舟競渡。各村各自準備一艘船，雇請一名勇猛強悍的人站在船頭舉旗，身上掛滿紙錢。比賽時，各船常因爭搶速度或互相撞擊發生沖突，甚至有人因此喪命。而參與斗毆致人死亡的人，需按“斗殺”罪行接受刑罰。因此，官府特別頒布禁令禁止此類活動。

淳熙九年（1182）成書的《淳熙三山志》記載福州端午，“是日競渡以為戲。州南臺江沿內諸河，皆龍舟鼓楫，鉦鼓喧鳴，彩服鮮衣，共斗輕駛……紹興中，因鄉村爭斗殺傷，遂一切拘納，分諸院修浮橋。船后稍稍復造。”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因福州地區端午競渡發生爭斗導致人員傷亡，官府便將所有涉事人員抓捕，分配到各處官署參與修建浮橋。此后不久，民間船只又逐漸恢復了建造。

南宋慶元三年（1197）四月，江西鄱陽的老百姓按老傳統在鄱江上搞龍舟比賽。參賽的大多是一群游手好閑的市井混混，這些人袒胸露乳，成天在船邊敲鑼打鼓，船只在江面上橫沖直撞。每天都有老百姓帶著酒到河邊看熱鬧，有的船上有六七個人劃槳，喝醉了酒就開始亂來——兩船相遇就故意撞對方，船上的人扯著嗓子罵街，互相丟石頭打對方，有的甚至射箭放彈。就算有人被打傷，也沒人敢去報官。到了五月二日，東湖的一艘船和南岸的一艘船較上勁了，從白天打到天黑都不肯罷休。結果東湖那艘船被撞沉了，五十個人全掉進水里。后來有人在二十里外的江邊發現了叫吳六的尸體，他左大腿上的肉竟被江里的魚啃光了！

還是在慶元三年，南宋時江南某鎮赤白二龍舟在競渡中，赤龍舟持刀挑釁，白龍舟張萬二、余萬一等持械對峙。兩船散開后，赤龍舟李辛一、楊童再次挑唆，雙方返航后以刀石混戰。赤龍舟因超載失控翻船，13人溺亡，其中詹百廿八等3人被刀砍傷致死，陳再四等10人重傷溺亡。案發后縣官拖延半年未審，死者家屬投訴至州府。隆興知府蔡久軒援引律法，“競渡一節，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隨從減一等，此其條亦不輕矣。”判決如下：主犯張萬二、余萬一脊杖刺面流放嶺南；斂財主謀吳百十七等杖刑編管；劃手楊萬七等脊杖編管；艄工詹省三杖責；赤龍舟10人因同船死傷免究；挑唆者諸葛大十空免罪。監鎮張保義失職被調職。

很顯然，政府防微杜漸，減少競渡引起的械斗或者溺亡的事件，以確保天下太平和社會穩定。

兩宋官方龍舟競渡不在端午

那么，問題來了，宋朝能龍舟競渡嗎？答案是可以的，張擇端的名畫《金明池爭標圖》就專門畫有龍舟競渡的畫面，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里記載皇帝有到金明池的臨水殿觀看賽龍舟的習慣。

北宋是在三月一日金明池開放的時候賽龍舟，金明池最初是宋太宗修建的水師訓練基地，后逐漸融入競技娛樂元素。《鐵圍山叢談》卷第四記載有金明池中曾有一巨型龍舟，上層設有一座名為“時乘”的宮殿。隨著時間推移，到宋哲宗紹圣（1094-1098）末年，朝廷下令讓著名工匠楊談主持重建。新龍舟耗時多年才完工，其華美程度遠超從前。僅鑄造鐵質部件就用了十八萬斤鋼材，其他材料消耗也大致相當——因為龍舟的樓閣殿宇既高大又笨重，必須通過增加重物才能保證船體穩定航行。

宋代龍舟競渡起源于皇家水軍訓練。根據孟元老的描述，金明池的競渡現場很是激烈。只見一艘小舟上站著一名軍校，手持長竿，竿上懸掛錦緞、“銀椀”等賞物，稱為“標竿”，插入靠近水殿的水中。當旗語再次發出指令時，兩列龍舟擊鼓齊鳴，奮勇爭先，誰的船先到，誰就把“銀椀”拿走，眾人高呼萬歲并行跪拜禮。各色船只，都要經過三次競逐后才可以結束比賽。

南宋也是沿襲北宋的流程來搞競渡活動。按照耐得翁的《都城紀勝》的記載：“西湖春中，浙江（錢塘江）秋中，皆有龍舟奪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吳自牧《夢粱錄》卷一說西湖里的龍舟競渡是在每年的農歷二月初八日，“先進者得捷取標賞，聲喏而退，余者以錢酒支犒也。”參與者都有獎勵，得勝者得到“標賞”獎杯，參與者也有錢酒犒賞。

有的地方官僚為了發展經濟，在災荒年間，還鼓勵龍舟競渡，以轉移百姓的關注焦點，想法提高生產力。皇祐二年（1050），蘇州一帶遭遇大饑荒，路上餓死的人隨處可見。當時范仲淹正擔任浙西地方官，他下令開倉放糧，同時招募百姓參與糧食儲備工作，救災措施非常周全。蘇州人向來喜歡賽龍舟、做佛事。范仲淹就順勢鼓勵民間舉辦龍舟競賽，當地太守每天到西湖上設宴款待百姓。從春天到夏天，全城百姓都去游玩。他又召集各大寺廟的住持說：“災荒之年工錢低廉，正好可以大興土木修廟。”于是各寺院紛紛動工建新廟，連糧倉管理員的宿舍也翻新了，每天動用上千工人。

有監察官員彈劾范仲淹，說他不關心救災，官員整天吃喝玩樂，還讓公私工程消耗民力。范仲淹于是上書解釋：舉辦龍舟賽和寺廟工程，都是為了把富人的錢財流轉到窮人手里。那些做買賣、搞餐飲、當工匠的百姓，每天靠這些工程養活的人數以萬計，這比單純發糧救災更有效。這一年兩浙地區只有杭州安定，百姓沒有逃荒。這都是范仲淹的功勞。后來朝廷總結經驗：災荒時發放官糧，同時引導百姓通過勞動創收，這項政策后來被定為常法。先王“救災不忘發展”的仁政智慧，由此可見一斑。主政地方的范仲淹通過土木工程和鼓勵民間娛樂活動來刺激消費，以此拉動地方經濟的增長。

屢禁屢弛的民間端午競渡

宋朝政府為了人身安全，雖然一直嚴令民間端午競渡，但是到了南宋之時，個別地方官還是放開了這項民俗活動，反映了官方治理與民間傳統之間的復雜博弈。

南宋詩人葉適曾寫過《后端午行》一詩，描述了浙江永嘉地區（今溫州市）“龍舟競渡”的情景：“一村一船遍一邦，處處旗腳爭飛揚。祈年賽愿從其俗，禁斷無益反為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夸甘肥。”葉適有些抱怨官方端午禁止龍舟競渡活動，他認為要尊重民俗。好在民意不可違，“喜公與民還舊觀”，最終容許村民在端午節搞龍舟競渡這一盛大賽事。

南宋朱輔在《溪蠻叢笑》一書記載了貴州仡佬族的競渡情況：“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面對民間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之風，宋代官府屢頒禁令卻收效甚微，人們通過競渡儀式完成對自然節律的確認，祈求梅雨適時、江河安瀾，這種深嵌于土地的精神基因，遠非朝廷禁令就能夠輕易斬斷。

龍舟競渡本質承載著農耕文明的雙重訴求：既是對屈原忠魂的集體追思，更暗含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生存智慧。官方禁令若僅以安全為由簡單禁止，實屬因噎廢食。南方水鄉的競渡傳統根深蒂固，是禁令無法消除的，面對此起彼伏的龍舟競賽，官府也只能屢禁屢弛。到了南宋后期，在南方局部地區，端午節的競渡禁令已經形同虛設。龍舟競渡作為農耕文明孕育的獨特文化符號，歷經千年，依然劈波斬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