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去比賽》是一篇很特別的小說，它篇幅不長，卻孕育出了兩個獨樹一幟且讓人難忘的人物形象——“我”和老張。此外，小說中多處出現了將寫實與象征合二為一的嘗試，讓人恍惚間看到張愛玲小說的側影。

這似乎是作者蔡思琦的第一篇小說，在這一期《山西文學》上，她的簡介很短，只說了年齡和籍貫，以及“現就職于某中學”。在這些信息的基礎上，我近乎執拗地認為，作者一定是語文教師，搜索后證明果然如此。可以發現，作者將自己部分的主體性融入了對“我”這一人物形象的建構之中——和小說中的“我”一樣，作家本人也畢業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對于人生履歷不甚豐富的新人作家來說，給小說人物設置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背景，這種策略是保險且妥當的。對于《出發去比賽》而言，這一選擇還不期然地提升了整篇小說的藝術品質——提高了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敘事可信度。作為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我”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構建起了整個故事，這個故事質樸、感人，還偶爾流露出不乏感傷的抒情格調。如果作家讓敘述者“我”蛻去“漢語言大學生”的身份，將主人公簡化為普通的年輕保安，那么作品的感情基調和語言風格就會與人物形象形成巨大的割裂。

從人物看，小說中的“我”父母雙亡，孤苦伶仃，大學畢業后與同事老張成為忘年交，并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久違的父愛；老張幽默有趣，孑然一身，靠做保安、賣水果為生，會在外人面前編造出“學漢語言的兒子”“在國外的女兒”等親人。這是兩個掙扎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但前者卻在做保安之余嘗試著寫小說，后者則能把“平價的香煙抽出了時間、天氣、心情”。他們似乎是傳統意義上的“失敗者”，卻在作者筆下閃耀出了人性的光輝。

對于作家來說，寫實和象征兩種手法，擇一取之都不難“重點突破”，難的是把這兩種方法熔于一爐，達到既寫實又象征的高蹈境界。放眼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作家，張愛玲是這方面的高手。在《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試圖在喬琪喬的“黑眼鏡里尋找他的眼睛”，卻只看見“眼鏡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縮小的，而且慘白的。”在墨鏡鏡片上看見自己小小的影子，這是寫實，符合科學現象，卻又是象征，隱喻著薇龍在感情上的弱勢地位。而在《出發去比賽》中，我們可以看到相似的設計。小說中，“我”吃著老張賣的茌梨，認為它“比起秋月梨、雪梨恐怕都不遑多讓，可惜就是賤。有時候你自認輕賤別人也不會買賬，總覺得你還能更賤點好。若換個名，換個包裝，換個店面，就大有人買單。實質沒差”。這既是果蔬市場常見不鮮的經濟現象，也象征著當今年輕人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倘若將這處情節置于整篇文章中，則象征意味更濃——“我”是一個郁郁不得志的中文系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做老舊小區的保安。盡管“我”自認沒做成過什么事，但在老張眼中，“我”卻一直都是大文豪、大作家，乃至他在澡堂里還自豪地稱呼“我”為“侄子”。在這個意義上，“我”就是那顆“自認輕賤”的茌梨，但老張卻始終對“我”信任，給“我”鼓勵。在老張眼中，“我”這顆茌梨比秋月梨和雪梨還要甘甜。

此外，小說中寫實與象征的融合還體現在“比賽”這個關鍵詞上。在文本中，“比賽”既是題眼，又是整篇小說的一條隱線，在作品中所占篇幅不多，卻足以將讀者情緒推向高潮。在小說末尾，“我”在心中默默將自己想好的作文念給了已然離世的老張——小時候，爸爸帶著“我”出發去輪滑比賽。對“我”來說，輪滑鞋是玩具鞋，刀架是塑料的，別人都說“我”輸了，但“我”與父親共度的這段經歷卻是真實又感人的。小說尾段寫道：“這就是我好容易憋出來的作文，老張。我憋了這么多年，但我沒撒謊。老師可能說它是流水賬，但你一定會夸我真厲害，夸我是個大文豪。你會的，老張，你會的。”“憋”了這么多年，為什么“我”此時突然把作文“憋”出來了呢？其實正如上文所說，老張的出現彌補了“我”人生中缺位的父親形象，而老張實際上也已經把“我”當成了兒子看待。這種真摯的感情關系激活了“我”對父親的回憶，進而想起這段真實的童年經歷，“憋”出了這篇兼具寫實意與象征意的“流水賬”。直至此時，我們似乎才明白了小說標題中“比賽”一次的所指——人生。人生這場比賽，我們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只要能“玩得很開心”，只要能愿意“下次再來”，我們就算得上不虛此行，不負此生。

新時期以來的作家們創作出了一大批同情父親、悲憫父親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出發去比賽》賡續了這一創作圖譜，塑造出“我”與老張這對精神上的異姓父子，展現了他們二人攜手共度的一段溫暖時光。對于老張來說，他的生命已經奏響終曲，但于“我”而言，“我”的人生還未完結。老張讓小說中的“我”明白了人生這場比賽的真正規則，也讓讀者們得以超脫出傳統價值觀的束縛，更深刻地思考我們應當怎樣去度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