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本巴》相似，劉亮程在《長命》里“發明”了一種新的游戲——追鐘聲。游戲的內容大致如下，幾個孩子站在村口，留一個孩子在關公廟前的榆樹下敲鐘，當看見敲鐘的木棒舉起，孩子們就撒腿狂奔，他們比賽看誰跑得過鐘聲。木棒剛敲下時，孩子們尚能跑在鐘聲之前，隨后鐘聲趕來，和孩子們跑在一起，后又飛快地蓋過頭頂，跑進戈壁。與鐘聲玩追逐游戲的孩子們想贏是徒勞的，但他們發現，每當鐘聲從身后追來，遠方的石人子山和茫茫戈壁就會傳來另一口鐘的回響，相聚千里之遙的兩片鐘聲，就這樣在荒涼空曠的時空里交錯和共鳴。

從表面上看，《長命》里的游戲是一場關于“速度”的較量，人逃逸于鐘聲或被鐘聲趕上，勝負在于“聲音”的奔襲與“人”奔行的速率。但進一步細究，這場游戲所指涉的更是“碗底泉”鄉土世界的本真存續問題。也即鐘聲與人之間的較量，實則隱喻著“碗底泉”鄉村面臨現實世界發展的先進與落后，建設與淘汰之間的矛盾。為此，劉亮程專門在小說中引入了一組時間性對立——也是情節沖突的核心結構，李鄉長奉上級命令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碗底泉”的搬遷工作，而郭長命的父親郭代道執意不肯，因此李鄉長將上級壓力轉嫁給了長命。同時，小說中的另一組矛盾，也即上述矛盾的分支和化身，是作為獸醫的長命未能完成鄉里布置的土黃牛改種，以西門塔爾牛取代土黃牛的任務。兩“罪”相加，長命被鄉里撤職查辦，作為鄉村“神巫”的魏姑，更因為“煽動”村民拒絕搬遷——這一極端“封建落后”的對抗性行為，被判入獄三年。

《長命》中的現實情節主要由上述兩組矛盾沖突推動。這種沖突在本質上是一種二元性的“現代性沖突”，它是非此即彼的，在兩種根本不同的觀念之間展開，又內在于可以被命名為“時代”的現代性語境之中。熟悉當代鄉土題材小說的讀者，對這種現代性沖突結構一定再熟悉不過。無論是《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與梁三老漢，還是《秦腔》中的夏君亭與夏天義，長久以來作家們習慣使用這種二元對立結構。這一結構的好處在于，它能在鄉土中國散點、多元、復雜的現實中迅速地建立起“情節”，深化小說的主題，并達到回應作家所處時代之“深度現實”立意的目的。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只要想建立“情節”，這種二元結構往往適用。但在今天，這種寫法還能繼續保持魔力嗎？它是否正面臨來自現實的更多質疑？如果將鄉土世界的種種問題抽象為一對對不同觀念之間的二元對立，抽象為鄉土世界的過去與未來，終結與可能之間的對立，是否過于簡單了？是否沒有實現文學對現實的把握，反而減損了鄉土世界本身已極為脆弱的可能性，并甚而是一種倒退？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二元結構中，有抱負的寫作者往往竭力弱化自己的主觀判斷，以達到歷史態度的中正平和，但二元結構本身的屬性并不會因為敘事態度的客觀化而有所改變，簡單僵化的危機仍然如影隨形。近年來，在表現鄉土社會新面貌、新變化的作品如《白洋淀上》《雪上大地》中，這一二元性（時間）結構仍然存在，甚至更為明顯。王家寨和阿尼瑪卿州的“現代化”沒有遭遇更為具體和根本性的艱難，反而“迅速”化解了矛盾，沿著某種樂觀的現代性想象迅速蛻變并成功轉型。

當然，試圖以文學把握現實和歷史是困難的，那是一個更為宏大的話題，遠非這篇小短文所能討論。我在此想提出的意思只是，我們需要再次重視長篇小說的“速度”。在書寫“改革開放”以來鄉土經驗的小說中，“速度”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它既指作家描寫的歷史內容發生、流逝的現實速度，也指作家感受歷史變遷時的心理速度。前者由作家書寫的內容、內容所占的篇幅，以及小說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具體安排和細節所決定；而后者則更多地關切于作家的歷史觀。以楊志軍的《雪山大地》為例，當小說中的歷史時間從六十年代進入“改革開放”以后，也即以“父親”發展草原上的“沁多貿易”為標志，小說的敘事陡然“加速”。這里的“加速”不僅指小說的“內容”過于豐富，而敘事的篇幅有限，因此導致小說膨脹、過滿，也指小說的敘事從彎曲一下子變得“筆直”，原本生動的生活細節、空間場景的切換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讓位給了歷史最終目的的呈現。歷史有了過于明確的期待，路兩邊的風景再美，也難免成了走馬觀花。

劉亮程寫作的意義，當然包括這部最新出版的《長命》，就在于提醒當下關于鄉土或所謂“新鄉土”的寫作，可以慢下來，減緩速度進行敘述。雖然小說中的二元結構仍然存在，但其并不是唯一的意義發生源，與現實沖突并置的還有另一個屬于“魂”和“神”的世界，此一世界對單一的現代性沖突進行了“減速”。一方面，它在小說敘事的內容上展現了作家思想的自由和想象力。小說開頭，作者以“連生”落水起筆，寫被洪水吞沒的天津知青，如何喚醒了“我”（魏姑）身上的“神”。并由此將關于“魂”和“神”的敘述，作為了小說最主要的內容加以呈現。“魂”和“神”背后勾連的，實際是源遠流長的家族記憶與歷史。“魂”的分量足夠輕，處理的時候“快”不得，一“快”就散了。小說里寫長命的父親郭代道有“恐癥”，也就是“魂”不全的病癥，這病要從郭家的祖先郭子亥說起。當年在肅州匪亂中，郭子亥和母親僥幸逃生但被嚇掉了半個魂，遷居“碗底泉”后，郭家的子孫們就生性膽小。魏姑和長命跋山涉水前往肅州，正是想將祖先的魂魄召回來，一改膽小的毛病。招魂事件的起因和過程都是“慢”的，也是“輕”的，需要抽絲剝繭，追根溯源，快不得。而在小說主要情節之外，作者時不時宕開一筆，寫魏姑安慰被拆遷驚動的孤魂野鬼，超度因車禍死去的一家三口，敘述母親與自己如何“有神”的經歷等，都是“魂”與“神”的顯現。在此，作家寫作“魂”和“神”并不是為了營造某種奇觀，而是將鄉土社會的歷史、現實，不同層面的可能性存納入到同一個時空中進行展示。歷史的懸疑和癥結在此刻被尊重，無法言明的內容和敏感性的話題也沒有被輕易拋棄，相反最終得到了一種存在的形式。

從敘事內容的自由和想象力出發，作家劉亮程更踐行著一種普遍聯系、多元且包容的歷史觀。如果說《長命》里的“魂”代表的是歷史與歷史中人的存在，“神”代表的是接通這一存在的主動性力量，那么這兩者的中介即是“鐘”。小說里，長命提出要重鑄“碗底泉”的“鐘”給父親招“魂”（原來的“鐘”被煉了鋼），但招“魂”也不是唯一的目的，“鐘聲”能讓千里歸家的魂魄有接引，“鐘聲”響起四方就平安了，草里的蟲會醒，水里的魚會動，土里的先人會睜開眼睛。劉亮程的散文和小說一直被認為有神性，劉亮程本人也被譽為“鄉村哲學家”，這些評價與他作品里時時流露出的自然有靈論密切相關。而如果說小說里的“魂”與“神”是敘事內容的載體，那么“魂”與“神”背后的“靈”才是更為本真的東西。所謂“靈”是萬事萬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是戈壁曠野中交響共鳴的鐘聲，而當這種普遍性的聯系斷裂，“魂”和“神”也就同樣不存在了。魏姑坐牢三年出獄，此時的她已“無神”，她自陳“那個地方太嚴肅，不適合神存在”，“神”走了并且永遠找不回。但問題的悲涼之處是，魏姑畢竟有過“神”，而“無神”才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處境。

近些年來，關于現實感受的變化，被反復提及的一個詞是“加速”，“加速”描繪的是一幅充滿誘惑和危險的未來圖景，總的來說，危險大于誘惑。“加速”進一步導致了大眾的“無神”，或生產“偽神”。而在小說里，“加速”的含義更加幽微，它有可能是偽裝的“真理”，有可能是無言的“放棄”，更有可能是虛偽的“合謀”，但無論如何，“加速”導致了對“人”的進一步損耗。不同于某些時下流行的敘述，《長命》中的鄉土，是明顯“減速”的。雖然作家在小說里所依托的，是趨于保守的觀念，是對祖先的崇拜，沒有更為飛揚的想象，且小說里關于現實矛盾的書寫，關于歷史癥結問題未能完全充分地展開等等，但畢竟觸及了一些真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面對現代生活加速度的嘲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存在。一個命里“無神”的人，或許也可以心中“有鐘”，并且自己敲響著這口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