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套長一尺四，寬九寸，藕色滌棉面料，繡的是金魚、牡丹、山茶、鴛鴦戲水。針腳綿密，縫紉機一腳一腳踩出來。一對賣13元。這是他坐了三天三夜硬座，再換幾路公交，辛苦帶來的。皮鞋在四川北路進貨，橡膠底，豬皮鞋面，7塊6角5分一雙，市面上較便宜一種。此地賣12元，相當于年輕職工小半個月工資。他說，那時候的物什，都是打算用好多年的。

枕套和皮鞋一搶而光。算了算，刨去來回車費，略有盈余。晚到的幾個怏怏然，囑咐他下次多帶點。他笑笑。不曉得還有沒有下次。

1980年元旦，昆明日日晴朗。秋芳衛校畢業，分配在一家郊區醫院上班。他從上海來看她，同幾個放射科男青年擠一間宿舍。上下鋪，木質毛巾架，水泥地上擺幾只塑料殼熱水瓶，寫字桌咯吱作響，用一塊紅磚墊著。窗外是連綿青山。隔壁有一家技校，他托人去圖書館借來幾本外國小說，天天悶在宿舍讀。他最喜歡《三個火槍手》里的達達尼昂，風流俠義，又帶一點恰到好處的俏皮和虛榮。他想象自己也是一名火槍手，為了心上人萬里不辭。

他和秋芳是上海68屆初中生，一道插隊云南?；鸺t的三月，他們被送上知青專列，先到昆明，再爬上卡車后斗，一路顛簸到瀾滄縣。彼時兩人尚不相識。一千多名上海知青，都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屁事不懂，下放到八個公社。女生大多留在壩子里，男生去山里的寨子。壩子是山間平地，傣族、哈尼族居多，種水稻，種甘蔗，“頭頂芭蕉，腳踏菠蘿”。山上是拉祜族和佤族，種苞谷。頭一年，知青每月領三十斤口糧，其中六成是谷子，需要自己舂成米，剩下全是硬苞谷。苞谷難以下咽，他拿去跟村民換洋芋，炭灰里捂熟，剝了皮吃。下飯有酸腌菜和苦菜湯，豬肉一年吃一回。吃飯的時候，猴子在叢林里遠遠張望。半夜，小臂粗的蛇從房梁上“嘭”一聲掉下來，隨即支起身子，領導一樣環視四周，再從容地游走。村民說，梁上蛇是家神，打不得。有天他去山上放羊，剛好發生地震。他看見群山顫動，煙塵滾滾，像大地粗重的喘息。晚上他不敢睡覺。剛好寨子里新打了兩口棺材，他跟同舍阿旺一人睡一個。被子墊一半蓋一半，上邊留條縫，一覺睏到大天亮。

從高處望，寨子如一星黯淡的燈火，飄落在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中。無論朝哪個方向，都是莽莽群山。比吃不飽肚子更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貧瘠，對未來的迷茫與無助。他想念在上海的老娘，想念學校、圖書館和游泳池。無數次地，他問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嗎？

九年后，在探親的火車上，他一眼認出鄰座的秋芳。秋芳明顯曬黑了，一頭利落短發，笑起來稚氣未脫。那時他已上調思茅地區，在供銷社當一名營業員。秋芳讀衛生學校。過年回家的興奮，抑或插隊多年，有了不少共同話題。半夜，火車轟響，他不覺靠在秋芳肩頭睡著了。醒來，看見一張羞得通紅的臉。

過完年，老娘眼睛動手術，他多陪了半個月。再回云南，風云突變，知青返城大潮洶涌而至。昆明到瀾滄的盤山公路上，迎面開來幾輛卡車，知青們坐在高高的行李上，興奮地朝每一輛過路車大喊：我們回家啦！他心里不是滋味。嚴格來講，他和秋芳不再是知青身份，不符合回城政策。老娘尚在養病，他心如刀絞，真想不顧一切回去。可如此一來，丟了思茅的工作，也無法落戶上海。那個年代，沒有戶口，意味著沒有單位，沒有糧食關系，等于死路一條。他只有把滿腔的憤懣與苦楚傾倒在家信里。老娘回信，說回來吧，家里總有你一口飯吃。他曉得，老娘是因為太想念他，才把眼睛哭壞的。他攥著老娘的信，對著逶迤的無量山坐了一下午。起身那刻，他下定了決心。

回到故鄉上海，他成了“盲流”。來不及哀怨，生存是當下第一要務。為了賺錢吃飯，他擺過菜攤，賣過水果，做過菜包子和水發筍，去醫院撿來青霉素藥瓶，沖洗干凈，賣到鄉下獸藥廠。他說，像他這樣的回城青年有好幾百人，因為落不了戶，隨身帶一張戶口遷移證明，叫“袋袋戶口”。

干得最久的，要數“開歪輪”。我問，啥意思。他笑，就是輪子歪掉了，再開一開。我懷疑源自“wallet”，賺點外快?！伴_歪輪”的地點在河南路橋，事先從寧波路服裝市場拿一批“富春紡”襯衫，冒充真絲。一大早，他搬兩個紙箱到橋上，術語叫“上田”。七點半一過，路上行人多起來。左右偵察一番，一切如常，于是吆喝：走一走來瞧一瞧，真絲襯衫便宜賣——買一件十五，兩件十二！兩三個女青年——也是“袋袋戶口”——假扮路人，反復翻看襯衫，討價還價，叫“撬邊”。不遠處，有人來回走動，負責把風。公安局來人叫“青頭”，工商局來人叫“老K”。“老K來了！”幾人抱起紙箱，分頭逃竄。

一般情況，身邊頂多帶二十件襯衫，賣光了再補貨。有人靜坐紅光醫院候診室，腳下一只大旅行包，里頭塞滿襯衫，叫“捂包”。除了防備“青頭”和“老K”，有時還要跟人搶地盤。好幾次，雙方劍拔弩張，眼看要打架。他找來橋下的船民，一聲“辣塊媽媽”，對面退縮。運氣最好的一次，一個外地婦女一口氣要了180件襯衫。他反復詢問試探，確認對方不是“倒鉤”，再帶到寧波路，找到負責倉庫的“坑子”，一件件數給她。賣掉一件襯衫，每個參與者可分到三角錢，剩余利潤歸“坑子”。除了襯衫，女青年自發組織，做成枕套、沙發布、小人絨線衣裳，交給他們售賣。就這樣，大家相幫著，度過了最難熬的幾年。

秋芳來信，說想好了，準備結婚，要跟單位打報告。他沒忍住，告訴了老娘。老娘歡天喜地，張羅著要把房間騰出來，接下來，托人買樟木箱，買手表買自行車，置辦被褥被面。他心中浮起不祥的預感。他對老娘說，先不急，八字沒一撇的事體，再等等，再等等看。

果然，下一封信語氣冷淡，講最近排班多，身心疲憊，結婚的事只字不提。末尾寫，春節回滬探親，有事當面談。

他哪里等得到春節，趕緊排隊買火車票。發車前幾個小時，腦筋一轉，去趟四川北路，采購皮鞋若干。

昆明住了三四日，兩人見面不多。秋芳來去匆匆，一味說忙。在食堂吃過幾次飯，秋芳一臉憔悴，他只好把想好的話咽下去。這天中午，秋芳收拾飯盒，起身要回科室。遲疑了一下，對他說，晚上我值班，你來尋我。

從宿舍到急診，要穿過一道花廊。月光無聲灑下。值班室門半掩，他邁進半步，聞到醫用酒精的味道。秋芳穿白大褂，正坐著翻看病歷。看見他，秋芳點點頭，說，你坐。他局促極了。秋芳說，坐呀。他挨著她坐下。秋芳說，食堂的飯菜，吃得慣嗎？他說，蠻好，洋芋飯里有火腿丁。秋芳不看他，輕聲說，上個月，我跟單位打結婚報告了。他說，嗯。秋芳說，阿爸曉得，大為光火，打電話來，把我痛罵一頓。姆媽窮哭。阿哥阿姐也來信，講我糊涂透頂。他說，憲法規定，婚姻自由，別人無權干涉的。秋芳說，阿爸講，投機倒把，早晚捉進去，到辰光，我怎么辦。他不響。秋芳說，阿爸還講，隨便怎樣，尋個有上海戶口的，有正當職業，過幾年，我可以工作調動回上海，難道一輩子在外地嗎？他囁嚅，政策會變的，我一直在爭取，講不定今年有希望落戶……秋芳轉過頭，怔怔地看著他，忽然眼里漲滿了淚水。秋芳說，我怕我等不及了。

后來，沒有后來。后來是離合聚散，老生常談。他回到上海，繼續開他的歪輪。五年后，政策終于變化，他重新成為一個上海人，進入國營燈泡廠。上班下班，成家生子，醬醋油鹽。聽人講，秋芳一直沒結婚。又過幾年，說秋芳嫁到新余，愛人也是上海知青。他想起醫用酒精的味道，鼻腔猛地抽緊。不談了。

日腳一天天過。老娘走了，單位分了房子。領導講，接下來國企要改革。他想，跟我無關吧。除了兒子調皮搗蛋，不肯好好讀書，燈泡么燙得要死，他對生活很滿足。

時間長到需要動用四個字成語的地步，比如白駒過隙，或者歲月荏苒。再見到秋芳，是在一次瀾滄知青聚會上。彼此都有了兒孫，也失去了牙齒。秋芳退休后回到上海，在社區醫院當臨時工。那次聚會的氣氛相當好，幾十年沒見面的老家伙們，齊唱哈尼族情歌，手拉手跳《阿蘇寨》，三跺腳，又互相說了許多掏心窩子的話。他想，一把年紀了，還頂著個知識青年的頭銜，不大合適。無悔也好，有悔也罷，這輩子就這樣了，多講有啥講頭呢。還是吃老酒吧。讓烈酒灼燒喉管和記憶。

第二天他睡到中午，手機響了。他抓起來說，喂。對面說，喂啥喂，我秋芳。他說，哦，秋芳，你好吧。突然感到頭痛欲裂。秋芳咯咯笑，你現在，真的變成一個老頭子了。他也笑。寒暄幾句，秋芳說，晚點，身份證號發給我。他說，做啥。秋芳說，我手上有些體檢名額，喏，送給你和太太，有空來檢查。秋芳掛了電話。他愣在那里，手機嘟嘟響。他想，糟糕了。又不知該怎樣對秋芳講，他不喜歡醫院，平常盡量躲著走。他討厭酒精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