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的讀書人無不渴望自己的居所中能有一個單獨的空間作為書房，在那里讀書寫作，馳騁思緒。初唐詩人王勃的詩句“直當花院里，書齋望曉開”，即彰顯了文人對書房的摯愛。

回望百余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眾多文學家筆底生輝，寫下彪炳史冊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許多并非出自富麗堂皇的書房，而是寫于被稱作“亭子間”或類似亭子間的斗室之中。所謂“亭子間”，原指上海石庫門建筑的一部分，誕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亭子間一般建在灶披間之上，曬臺之下，正房后面樓梯的中間。七八平方米的空間，狹小陰暗，冬寒夏熱，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作為傭仆的住所。舊中國，貧困的市民和小商販常在此棲身，許多作家也散住于此。

魯迅初到上海時住的就是亭子間，他的《且介亭雜文》就是在虹口橫浜路景云里的亭子間完成的。當時，在附近的亭子間里，還住著葉圣陶、茅盾等人。魯迅所住的大陸新村，和瞿秋白住的亭子間僅隔一條馬路，二人經常在一起談論時事、文藝，共同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瞿秋白在這里寫出了《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等12篇雜文，編輯了《魯迅雜感選集》。巴金曾把自己在亭子間的生活寫進小說《滅亡》。周立波在1935到1937年間寫過許多文藝評論，后結集出版，書名就叫《亭子間里》。茅盾當年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緝住到景云里，整日隱居，足不出戶。正是在這里的亭子間，他第一次以“茅盾”為筆名寫出《幻滅》《動搖》《追求》三部中篇小說。方寸之間的亭子間里苦中有樂，蘊含著人生的理想，從而形成了“亭子間文化”。

回憶過往，我也有過自己的“亭子間”。那是1978年初冬，我供職于政府機關，已娶妻生子，還沒有固定的住房。為了解決無房戶的困難，機關獨身宿舍中辟出了幾間房，作為年輕夫妻的臨時住所。我住的那棟樓屬臨街建筑，當年樓房設計者為了街容美觀，在三樓正中設計出一個尖頂。分配給我的房間恰巧在尖頂下方，這就使得我除了分得一個房間，又多得了那個尖頂小屋。那間小屋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對我而言可以說是絕好的書房。遷居后我高興極了，當天就在小屋里擺下一張小桌、一把椅子、一個兩米高的書架，把當時自己僅有的一百來冊圖書全部擺上。其時，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已開始文學創作。每天晚飯過后，待家人熟睡，我便只身進入自己的“領地”讀書、寫作直至深夜，節假日更是足不出戶。那時，當地的報紙副刊有一專欄，專發散文隨筆一類的文章，每周一期。刊發前遇有稿件不濟之時，編輯便會在頭天下午給我打來電話索稿，要求翌日早晨上班前務必交稿。往往是接過約稿電話忙完工作后，草草吃過晚飯，便進入我那“亭子間”埋頭寫作。那時身邊并無打字機，稿件寫成后為留底稿，還需用復寫紙抄寫兩份。這樣忙完之后，窗外的街燈已經熄滅，東方甚至顯露出熹微的曙色。一年半之后，組織上給我分配了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兩室一廳一廚。住房條件大大改善了，然而我也失去了自己的“亭子間”。事后每每想起還有悵然若失之感。一年半的時間里，寒暑易節，在那個鴿子籠似的空間里，我完成了自己最初的兩部散文集的大部分篇章，計二十多萬字。

光陰荏苒，如今我已退休，諸多文友常常來到我的書房、工作室共同切磋創作事宜。隨著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文友們也幾乎都有了自己的書房。我們時常撫今追昔，聊起早年前輩作家的亭子間經歷。

一次，有位文友收到某刊物的稿費后，在一間很小的夫妻店請大家小酌。小餐館舉架較高，就餐的餐廳算是廚間上方辟出的一個房間。坐定之后，幾位文友突然察覺到，此餐廳的大小和所處位置極像亭子間。于是，前輩作家當年在亭子間的寫作經歷又一次成為談論的話題。還有人提出，建議店主人把店名改為“亭子間飯店”。聽罷我們的議論和建議，店主小夫妻十分贊賞。此后，文友們不但常來此聚會，還熱心地協助店主謀劃“亭子間飯店”的改造事宜，演繹了一段與亭子間有關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