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首發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多種單行本

關于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理論價值與經典意義，胡喬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一文中深情而又精到地說道：“重讀《講話》，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說理性，仍使我們每一個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內容，將使我們長久地受到教益。”這樣一個精辟而重要的判斷，在《講話》發表之后，一直被文藝創作獲取的累累成果所不斷驗證著，為文藝事業蓬勃發展的演進歷程所充分證明著。

83年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合中國革命與中國文藝的具體實際，創造性闡釋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確定了黨對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在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進而又由文藝的“大眾化”和“提高與普及的結合”，論述了“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這些重要論述，充滿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光輝，為新的中國文藝指明了“高揚人民性”的前進方向與發展道路。在時隔80多年的今天，重溫毛澤東的這些豐富而深湛的經典論述，對于我們構建新時代的文藝高峰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有重要的思想指引作用和強烈的現實意義。

一、“為著人民大眾”與“大眾化”

延安文藝座談會于1942年5月2日、16日和23日舉行三次全體大會，毛澤東分別在5月2日和5月23日的大會上發表了講話。會后，毛澤東的兩次講話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毛澤東在《講話》的“引言”部分首先指出，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軍隊”和“文化戰線”，“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他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必須是“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這是建黨以來關于文藝工作重要地位的首次高度肯定，關于文藝的發展方向的首次系統理論闡述。由此，文藝與人民有了自然而然的緊密聯系，文藝工作的總方向和文藝發展的總方針也得以正式確定。

為了把文藝“為著人民大眾”真正落到實處，毛澤東在《講話》中對“人民大眾”的含義結合當時的實際作了具體的論述。他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些論述，從階層與底層的角度，總體與主體的高度，對“人民大眾”的概念作了進一步闡釋，使“為著人民大眾”的總方向，既落實為文藝家的立場與情感，又體現于文藝工作的對象與主體。

在確定了“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干部”之后，毛澤東進而談到“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并就當時流行的“文藝大眾化”的說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在毛澤東看來，“大眾化”既與文藝工作的對象有關，更與文藝家的站位有關。其要點在于在深入人民生活的過程中，向著人民群眾轉變立場，轉化情感，轉換語言，使文藝工作者由“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到“逐漸熟悉”，“打成一片”。

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也有一定的論及。他批評一些文藝工作者在文藝的“大眾化”方面口惠而實不至：“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由此可見，“大眾化”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種行動，是走出“小眾”，走向“大眾”，深入生活，貼近人民，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語言。這些重要論述在今天看來，對于我們仍然具有極大的啟迪性與強烈的現實性。從這樣的角度來比照和衡量，我們當下的一些文藝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已有的慣性寫作，只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打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小眾”化的，而不是“大眾”化的。這不僅表現在語言與文風方面，也表現在立場與情感方面。因而，我們今天依然需要重溫和學習毛澤東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論述，深入領會其精神實質與基本要義，并在自己的文藝創作與文藝工作中向著這樣的目標認真地落實和切實地踐行。

二、向著人民大眾的“普及”

在論述了文藝“為人民大眾”的總方向與文藝“大眾化”的新路向之后，在《講話》的“結論”部分，毛澤東重點論述了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問題，并把這一問題上升到“如何去服務”的高度，使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成為文藝工作的一個根本問題。由此看來，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既是落實“如何去服務”的方法問題，也是體現“為人民大眾”的觀念問題。它既涉及到文藝工作的協調發展、文藝服務的均衡實現，也關乎到文藝工作的總體性與文藝事業的全局觀。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毛澤東高度重視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問題，多次就這一問題作出重要論述。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提出了文藝的普及問題。他認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是為工農勞苦民眾服務的，要“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在《講話》中，毛澤東對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并特別強調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他認為，在文藝工作中，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也比較容易為廣大人民群眾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致，比較難于生產，也往往難于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當前擺在工農兵面前的最迫切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斗爭，但“他們由于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于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因此，“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提高與普及的關系時明確指出：“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他還特別指出，普及與提高都要圍繞著“人民大眾”來進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同時，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

1942年5月28日，在《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文章中，毛澤東又一次談到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問題，并再次強調普及比提高更重要、更迫切。他舉例說：“胡適之的書，我們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墻報，民歌，民間故事，我們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壓迫剛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寫出幾百字的墻報，是了不起的大事。”他還特別談到普及工作更為深層的意義，是在于“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這樣來寫工農，也就能教育工農，并提高成為藝術”。他還預言道：“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專門的文學家、藝術家。將來大批的作家將從工人農民中產生。”由此可以看出，文藝的普及工作，既是著眼于全局，又放眼于長遠，旨在由最迫切的“普及”入手，使專業的文藝家轉變立場與情感，使業余的文藝家涌現和成長，最終實現文藝事業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

客觀檢省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可以說很長時期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服務諸方面，并沒有有意識地強調和突出文藝的普及工作。總的來看，抓提高的比較多，抓普及的比較少，文藝的普及工作大致處于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這些年來，隨著網絡文學的強勢崛起，新大眾文藝的蓬勃生成，當代文藝文學領域呈現出一種原生態文藝自然生長、大眾化文藝茁壯成長的新勢態與新傾向。這種來自民間與大眾的文藝的自我普及現象，既充分證明文藝的普及工作不可或缺，更生動揭示了“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等重要論斷的不可移易。

三、“必須與新的群眾相結合”

在確定了文藝的方向問題，論述了文藝“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之后，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向文藝家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那就是：“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而要“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系問題”。他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以魯迅為榜樣，以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作為座右銘，“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從毛澤東的論述來看，他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與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個方面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與作風存在問題：“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另一個方面是，要面對新的時代，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告訴文藝家，“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他希望并相信文藝家們在“今后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為人民群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

《講話》的主要論述與基本精神，給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新方向，也提供了文藝創造的新動力。從1942年之后，延安和各革命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懷著極大的革命熱情和文藝激情，到群眾中去生活和學習，到斗爭中去工作和創作，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以秧歌劇、活報劇為代表的群眾文藝運動應運而生，以歌劇《白毛女》、小說《小二黑結婚》《荷花淀》等為代表的新的文藝創作如雨后春筍，反映新時代的生活，表現新的主題與人物，成為文藝活動的新走向與新時尚，由此開創出了中國現代文藝史上光輝而燦爛的全新局面。

今天的文藝工作與過去的延安時期已經完全不同，我們走過了“十七年”“新時期”，走進了新世紀、新時代，面對著新的形勢，承擔著新的任務，但毛澤東的《講話》里的重要論述與基本要義，仍需要我們很好地學習與繼承，延安時期的文藝精神仍需要我們努力發揚與光大。習近平總書記繼承毛澤東《講話》中文藝“為著人民大眾”的思想精髓，提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使得“高揚人民性的文藝道路”更為明確、更加突出。我們在新時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過程中，完全可以在毛澤東的《講話》中有關文藝的“大眾化”、向著人民大眾的“普及”與“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的精辟論述中，汲取重要的思想元素，吸取有益的精神營養，在深入時代生活、扎根人民群眾的過程中，更新自己、豐富自己、提升自己，努力創作與以人民為主角并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為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為涵養人民的精神世界，以及推動文藝的繁榮和推進文化強國的建設，作出自己更新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