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報社離地壇東門不遠，閑暇時，常去地壇公園散步。那里的古樹很多，大抵是些沉默的松柏之類，蒼老遒勁，皴裂如老人額頭的皺紋。每年春天來了，它們也只是散淡地綠著，并不囂張。游人從樹下走過，很少留意——除非是方澤壇外那幾株“老將軍柏”“大將軍柏”“獨臂將軍柏”，才能吸引更多人駐一駐足，留幾張影。

近日從友人處得知，地壇新“添”兩棵“友誼樹”，登上了網絡“熱搜”，引得許多游人專程趕來“打卡”。我特意去看了，原來是兩棵常見的國槐，樹干上掛著長方形的小牌子，分別寫著“認養人：余華的朋友鐵生”和“認養人：鐵生的朋友余華”。兩樹為鄰，枝葉交錯，輕輕搖曳著溫情。

槐樹在北京極尋常，胡同邊兒經常會遇到。夏日開細碎的白花，香氣清淺。那散淡的清影，留下許多芬芳記憶。而今地壇的這兩棵槐樹，能夠借認養人的名字而成為“網紅”，有點出乎意料，卻又在意料之中。

此處的“鐵生”，指的應是作家史鐵生先生。他的散文《我和地壇》，將這座古園傳播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史鐵生說“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他的倔強的筆下，有深情的地壇、有善良的母親、有遙遠的清平灣，也有身邊友人們的深情和厚誼。算來先生仙逝已近十五載，而地壇里的這棵槐樹，還在替他活著，并且還交了“樹友”。

作家余華的書，我也喜歡讀。前些時候采訪“外賣詩人”王計兵，他說：“如果只推一本書，那毫無疑問就是余華先生的《活著》。”由此一斑，可見余華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此前讀史鐵生的散文，寫余華拉著他去踢足球，還說讓他任守門員，字里行間，滿是友人的坦率與真摯。而今這份情緣，又以樹的形式“槐”續了下來——雖然余華已在媒體上確認，此樹并非是他認養。

地壇的古樹飽經滄桑，見證過皇帝祭地的威風，聽過八國聯軍的炮聲，目睹過日軍傳染病醫院的侵凌。它們冷峻地活著，鎮定地面對漫天風雨。這掛名“友誼”的兩棵槐樹，樹齡本來還不是太老，卻因兩位作家而驀然成名，從而也就有了特別的情感和內容。大家“槐”念這兩棵樹，其實是在懷念樹后的那支筆，以及那支筆下令人永遠“槐”想的地壇。

我注意到認養牌的期限是到四月底，而今已經過期了。媒體報道上說還會換新牌子，還會有熱心人用兩位作家的名字認養。這更有些令人感喟、引人遐思了。

史鐵生遠去了，余華也蒼老了，但“余華的朋友鐵生”和“鐵生的朋友余華”還會守望在這片土地上，年年擁抱新鮮的春風。這場景讓我想起史鐵生的名句：“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

地壇有許多帶故事的樹。“大將軍柏”已經幾百歲，依然蒼翠葳蕤；“獨臂將軍柏”在雷電中只剩下一臂，也依然傲對蒼穹；銀杏大道上金葉燦爛，宛若一簇簇金色火苗，引來熱情似火的游人……據了解，地壇百年以上的古樹有176株，其中300年以上的一級古樹有89棵。被認養的這兩棵槐樹，相比而言資歷就淺得多了。它們之所以令人關注、令人難忘，還是因為有了文字的共鳴和心靈的共情——將輪椅上的靈魂放飛到讀者心靈深處，又讓“活著”這兩個字，以如此青枝綠葉的形象，實實在在地展現在大地之上。

這樹活著，而人，更給樹以思想、以想象。

在我眼中，它們早已不僅僅是扎根大地的樹，而是插上了春天的翅膀，馱載著美好的情誼，沖破人心的萬仞關山，在天地間自由飛翔。

明世宗時期，北京南郊的天地壇改為圜丘，專以祭天；北郊擇地另建方澤壇，專以祭地；并在東郊建朝日壇，西郊建夕月壇，用來獻祭太陽和月亮。地壇的標志性建筑就是方澤壇，壇分兩層，周有澤渠，外有壇壝，四面各有欞星門。下層壇臺南半部東西兩側各有一座山形紋石雕座，供祭祀時安放五岳、五鎮、五陵山之神位；北半部東西兩側各有一座水形紋石雕座，供祭祀安放四海、四瀆之神位。方澤壇夏至日祭祀時最重要的供奉，則是擺放在最上層北面方形幄次中的土地之神神位，其全名為“后土皇地祇神”，也就是俗稱的“后土娘娘”。

我徘徊在方澤壇上，心中裝滿美麗的祝福。那兩棵年輕的“友誼樹”，在這供奉土地之神的園子里，應該算是得“地”獨厚了。愿它們和世間所有美好的情感一起枝繁葉茂，永遠朝氣蓬勃。

往北邊的方向遙望，“友誼樹”的樹影已不可見。但我知道它們還在那里，在芬芳的“槐”想里輕輕搖晃著葉子。明年春天，新的認養牌還會掛上，也許還是那兩個名字，也許還會添加其他名字。歲月流逝，樹會增加年輪，樹下的人將不斷來去，帶著各自的風雪來，又帶著共同的春光離開。

土地的深情，就在這古老園林的懷抱里——它包容過帝王的儀仗，也安放得下人間的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