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在寫詩的同時，又寫起小說來。看見他由詩人變成小說家，我并不意外，他骨子里的幽默和天生的故事大王特質，讓他擁有寫好小說的實操能力。

喻言小說寫的是“我”與主角的交集和“我”眼中的主角的人生命運，在主角人設的定位上，他選的不是大眾化的標本，而是大眾中一些有戲的獨特另類。《天棒》中“我”對天棒的介紹為：“他根本就不會選擇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屬于那種生命力旺盛的野生物種，只有在極端的甚至殘酷的環境中才會爆發全部潛力。”《黃雀在后》中作者借“干姐”之口介紹“于連”式人物“小楊”時說：“都說女人是征服男人再征服世界，你卻是那種征服女人而征服世界的男人。”《小山東》中“我”介紹行走在黑白兩道的“小山東”時說：“他身體里住著一條好漢，這條好漢是從他爺爺的爺爺那里一代代傳承下來。”

讀喻言小說，就其大要而言，我有兩個感受：一是小說內容太真太實，二是小說技法太古太老。這樣言之，當然不是貶。言內容太真太實，乃因我認識喻言，且皆為1960年代生人。就經歷來說，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度，小說中的“我”大致覆蓋了他的人生經歷。他太熟悉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了——從底層人物到老板到官員，從美食美酒、首飾衣飾到建筑藝術到江湖語境。至于小說技法太古太老，是因為沒有加上時髦的科幻、穿越、荒誕等手段，也沒有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濫觴的后現代、實驗性、先鋒性技法，而是回到了小說創作的傳統方式。

按常規說法，小說創作的三要素即人物、情節和環境。關于人物，喻言按照沈從文關于小說創作的經典法條“貼著人物寫”，將心力用在一個人身上，既從言行的外顯上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又挖掘出人性的本來、糾結、屈從與不甘。關于情節，也就是合成故事的零部件，喻言呈現的是豐饒生活中的一個或若干個原型人物人生經歷的藝術化處理。關于環境，從大時代背景到小橋段場景，無論社會環境還是自然環境，喻言的交代和狀寫都是到位的。故事主角的第一桶金、原始資本，皆成形于各時代轉型、探索、陣痛、野蠻生長和跌跌撞撞的發展階段。

此外，作家的語言鋪排、敘述腔調、情感氛圍、主旨深度都渾然一體，顯示出圓熟的藝術處理能力。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寫小說沒有專業的小說語言，其他方面再好，也約等于零。稿子擺在面前，讀幾十字，最多二三百字，就知道是否還要讀下去。文學專業的學術背景加上詩人的基本素養，澆灌了喻言語言的水準，這一點，在他修辭術里顯現的強大的想象力中尤為突出。或因長期浸淫西方文學，我從他的文字中讀到了漢語與西語在美學層面的調和鋪排特色。小說的好看，除了鮮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還與作者的敘事腔調有關。語言的優劣決定小說能否讀得下去，而能否給讀者提供“新鮮”的閱讀體驗，則影響著對小說的價值判斷。喻言選擇的人物、題材和環境大都是我們熟悉的，但寫出了熟悉領域中那些陌生的信息，那些讀者自以為熟悉實際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細節。如此追求，其實質就是因真而新，因新而陌生。

我以為，一部小說最終呈現的，不是單一和分散，而是藝術的結構在基本技法上的圓潤和結實。喻言既可編織纖小的詩行，也可建筑厚重的小說，其中不動聲色、暗中涌動的價值流向與思想深度，以及對情感的生長、向善的力量和低入塵埃的悲憫這些永恒的文學母題的探索，都值得我們關注。

（作者系成都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