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新春風和日麗的一天，我到母校北京師大家屬院紅六樓看望恩師啟功先生。這天難得先生家里無訪客，可以從容閑聊。談及中華書局即將舉辦創辦七十五周年局慶活動，先生像往常一樣，遞給我一個他撰寫詩詞初稿的小本子，說：“哦，書局領導讓我為局慶寫詩，我剛寫得一首《定風波》詞，您瞧瞧！”我遵囑拜讀，全詞如下：

定風波 一九八七年新春

中華書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紀念征題。余曾參預《清史稿》標點之役，在局七年，前塵可憶，拈此為頌。時年亦七十又五矣。

與我同銷萬古愁，驀然七十五春秋。細校精刊傳偉績，無敵，青箱藎篋不勝收。 點筆每評清史館，擎杯共醉辦公樓。舊事七年如夢寐，堪味，至今一歲一回頭。

我覺得啟功先生以《定風波》詞牌作詞，好像是第一回，而且這詞抒寫了自己與書局同年慶生的身世感受，寫進了他在書局參與點校《清史稿》的經歷，“萬古愁”“驀然”“偉績”“無敵”“如夢寐”云云，確實頗堪回味。于是我征得先生同意，掏出紙筆將全詞抄寫下來。抄寫時，啟先生還叮囑：“這是草稿，您先看看，先別外傳，待我修改。”當日回家后，我將抄錄這首詞作的一頁紙夾進了啟功先生的一本著作中。后來局慶期間，啟功先生是否將這首賀詞修改定稿后遞交書局，我就不清楚了。現在，書局一百一十周年誕辰慶典在即，我偶然翻出此紙，引發了應該寫篇短文的念頭。近日，經詢問管理書局檔案的胡彬女史得知，檔案目錄中有“啟功字一軸（七十五周年）”，但書畫實物堆置于頂柜中，不便尋出打開查閱。她曾建議書局這些珍貴的檔案應該電子化做數據庫，既便于查找，也是必要的保護措施。我很贊成她的建議，當然尚待領導首肯并具體落實。

經查閱收入《啟功全集》第六、七兩卷的先生詩詞作品，連少許“聯語”總計近1200首，其中詞作88首，用得最多的詞牌是《南鄉子》（24首）、《鷓鴣天》（13首）、《十六字令》（11首），果然沒有一首《定風波》詞。全集中收了3首賀中華書局局慶的詩詞，分別是：

中華書局七十周年紀念

開局迢遙七十周，蕓編與我共春秋。

青燈仍奮三馀筆，鴻業新看百尺樓。

焚后奇觀書有種，鐫來善本字精讎。

賡歌尚憶懷鉛樂，片席當年預勝流。

（《啟功韻語》卷四，署1981年）

中華書局七十五周年紀念

文明教育藉縹緗，懋績豐功世不忘。

七十五年人共壽，瑯函如海業輝煌。

（《三語集外集》署1986年11月）

如夢令 中華書局八十周年題

八十周年特刊，事業蒸蒸不老。出版盡香花，沒有一根毒草。真好，真好。偉大中華之寶。

（《三語集外集》誤署為“20世紀80年代”）

據2012年出版的《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記載：1987年“2月25日《聯合書訊》‘紀念中華書局成立75周年特刊’出版。刊出陳云、周谷城、楚圖南、王子野、啟功、顧廷龍為我局成立75周年的題辭”。我沒有找到這份《聯合書訊》特刊，但從孔夫子舊書網上查到該特刊的題辭照片，啟功先生所題即是《三語集外集》所收的那首七絕詩，所署日期為1986年11月4日。所以，書局檔案柜中的啟功先生賀書局75周年條幅所書，應該即是這首七絕。

那么，為什么啟功先生在第二年新春又寫一首紀念書局成立75周年的《定風波》詞讓我抄？ 而且后來是否修改定稿？ 為何既沒有呈交書局，也未收入詩詞集？ 我不能妄加推測。似乎成了一首頗可推究的“佚作”。

啟功先生這首《定風波》第一句，將李白名篇《將進酒》的末句“與爾同銷萬古愁”，改一字化“爾”為“我”，不僅有“時空穿越”之感，而且一開頭就貼近了自身與書局“七十五春秋”同悲喜、共甘苦的心境。先生以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萬古愁”，借寓古今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磨難，當然也包含了書局與他個人的曲折歷程，而在1912年至1987年這75年“彈指一揮”的“驀然”之間，卻可一朝“同銷”——這正抒發了他為國家進步、為書局慶賀，也為自己慶生的喜悅心情。“細校精刊”以下三句，則精煉地寫出了中華書局在傳承優秀文化中的豐功偉績與古籍整理出版界無可匹敵的卓越地位。在詞的下半闋，啟功先生簡要回顧他于1971—1977年在書局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的“舊事”。記得先生常常對我說起，當時得以從學校里挨批斗的酷烈環境中脫身，到相對平靜的書局辦公樓從事古籍點校工作，實為平生一大幸事。從先生有幸保留的簡要日記可知，他于1971年8月30日在師大中文系的軍宣隊處開了證明信，到王府井大街（當時改為“人民路”）36號的中華書局辦公樓報到，被分配參加《清史稿》點校工作，平時就住宿在樓里，工作之馀，晚間還可以和其他一些先生到附近的小酒館用餐或回辦公樓宿舍聊天、小酌，所以有“擎杯共醉辦公樓”之句。期間，他雖然因患嚴重的頸椎病、美尼爾氏綜合癥要去醫院治療，他夫人也因病重住院后于1975年初去世，他仍兢兢業業地從事《清史稿》點校工作和《詩文聲律論稿》的著述，除了參加日常的“政治學習會”外，有時一天點校超過一萬字，還有文字的復核工作，故上錄他賀書局70周年的詩中有“青燈仍奮三馀筆”之句——“三馀”的典故出自《三國志·王肅傳》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魏略》，即“冬者歲之馀，夜者日之馀，陰雨者時之馀也”。1977年9月，啟功先生結束在書局的點校工作回到師大，為恢復高校招生后的教學工作做準備。該70周年詩中“焚后”一句亦寓慶幸文革后書局恢復編輯出版業務，自己得以“預流”古籍整理研究事業，能夠繼續為傳承中華文化貢獻力量之意。

1976年10月初，“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傳到書局，先生欣喜間于10月10日在書局提筆寫了如下一首七律寄給摯友黃苗子先生：

叛徒粉碎不成幫，意外聽來喜欲狂。

轉眼狐臊難再冒，當心狗腿未全光。

四人一甕登時捉，八蛋同宗本姓忘。

從此更須齊努力，莫隨東郭放豺狼。

（《三語集外集》署1976年）

表達了在“意外”聽到喜訊的同時，提示警惕“三種人”沉渣余毒的睿智。他的《詩文聲律論稿》在書局出版中遭受的周折，也證明了這一點。確實是七年“夢寐”，頗堪“回味”。

1978年3月，啟功先生被推舉獲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但其時尚未恢復其教授職稱。當年夏秋之際，北師大中文系招收我們這新一屆古代文學研究生時，啟功先生還不在導師名單中。1979年初，北師大黨委下達文件，正式改正先生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的錯誤；3月經上級批準“同意提升為教授”，4月下旬正式恢復了原級別、職稱，中文系才安排將先生列入研究生導師行列為我們授課。1981年夏秋之際我讀研畢業前，啟功先生多次跟我談起他在中華書局的經歷，充滿感情地說：“書局是我第二個家！”之后還推薦我進入中華書局做編輯工作。大約正是當年歲末，他為紀念書局成立七十周年題寫了一首七絕詩。該詩中的“共春秋”，75周年詩中的“人共壽”，都表達了作為書局“同齡人”與“第二個家”同慶壽誕的心情。75周年詩中特地將書局的出版工作表彰為建設精神文明的“懋績豐功”，80周年的詞中則直白地將“出版盡香花，沒有一根毒草”贊譽為“偉大中華之寶”，語淺而意深。

啟功先生為出版社、學校、文化機構等撰寫的慶賀詩詞甚夥，其中為中華書局所寫數量最多，即除了前面所錄4首詩詞外，還有為《文史》創辦十周年，為《文史知識》創刊五周年、十周年的賀詩，均韻律規整、內涵豐富，且風格獨異。而他的這首詞作特地采用《定風波》詞牌，將國家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與個人痛定愁銷的身世際遇緊密地結合起來，在“一歲一回頭”沉郁頓挫的吟詠之中，將交織著憶舊、念舊、懷舊的真摯情感，同“不溫習煩惱”、努力求進的達觀心態融匯一體，這在啟功先生的上千首詩詞作品中亦屬罕見。35年過去，雖是“彈指一揮間”，而瞬間睿智可越千年，先生此詞所蘊含的思想營養，實在是值得我們今天細細品味和汲取的。

從1981年啟功先生推薦我成為中華書局的一名編輯，至今也已整整40年了。中華書局即將迎來創辦110周年的喜慶日子。從神州大地沐浴改革開放春鳳呈現萬千新氣象，到中華民族進入百年新征程的社會主義新時代，書局從計劃經濟框架下的分工從事古籍整理與學術著作編輯出版的事業單位，轉變為堅持守正出新，需要自負盈虧、上交利潤的國有企業；正式員工人數從我進局時的不足百人，到目前在崗的358位，新生力量日趨雄厚；一年出書品種也從上世紀80年代的一二百種，飛速增長為近期的每年一千五六百種（如去年新書533種、重印書934種，今年新書近500種、重印書約1100種），其中為讀者青睞的好書層出不窮。十年前我奉命與李爽、楊一兩位負責編輯 《 中 華書局百年總書 目（1912-2011）》時，統計書局百年間的出版物約3萬種，如今已超4萬種，發展之快，變化之大，難以細說，但誠如啟功先生詞中所云，依然保持了“細校精刊”的好傳統，創造了“青箱藎篋不勝收”的文化偉績。尤其需要在此強調的，啟功先生為書局近200種出版物題寫的書簽，可謂當代出版史中無與倫比的墨寶，欣已結集印行；北京、香港兩地中華書局出版的啟功先生著作已達20多種，累計印數近超63萬冊，真正是“瑯函如海”，惠澤今人后世。對于我本人來說，在書局古代文學編輯室6年，《文史知識》編輯室10年，漢學編輯室7年，退休至今17年（其中返聘七八年），自覺雖做不到“一歲一回頭”，沒有更多值得可憶和“回味”的“前塵”，但是始終牢記著恩師啟功先生的諄諄教誨，努力將做一名“學者型編輯”和出好書的“傳薪人”，當作自己為傳承中華優秀文化貢獻微薄之力的核心要務，未曾敢有絲毫懈怠之心。如今臨近耄耋之年，在與書局其他160余位離退休人員同慶中華書局110周年豐功偉績之時，藉溫習啟功先生賀詞撰此小文表達自己的些許感受。

（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22年6月15日14版）